诗描绘了舟中夜起后所观赏到的美丽画图,曲折有致地表露了自己的心曲情怀。全诗写得空旷奇逸,不染一点世俗烟火气,细微地写了夜宿湖中的景况。在描写中,尤其突出了一个“静”字,无论是有声还是无声,动态还是静态,大景还是局部,都紧紧为写静夜服务。
“微风萧萧吹菰蒲,开门看雨月满湖。”是说诗人在舟中听到外面微风吹拂水草的声响,以为湖面上下起了蒙蒙细雨,于是,推开船门,去欣赏雨景,然而,看到的却是满湖月色,波光粼粼。这是诗人起首二句描绘的境界。它不但巧妙地点出了 “舟中夜起”之题,而且,写出了诗人的幻觉。这种手法,前人也曾使用过,如唐人释无可 《秋寄从兄岛》云:“听雨寒更尽,开门落叶深”,但苏轼此二句,似比唐人之句更为成功。
自“舟人水鸟”至“落月挂柳”六句,诗人描绘了舟中夜起后所观赏到的美丽画图,曲折有致地表露了自己的心曲情怀。此六句可分三层,两句一折, 写出了 “静”、“独”、“冷”三种心境。
“舟人水鸟”两句,诗人以动静相衬的手法,着重描绘夜境之静:此时,舟人、水鸟都已进入了梦境,只有大鱼惊窜激起的水波声。这鱼声在静夜里格外响亮,以致使诗人误以为是一只狐狸在草丛中惊窜而去。将“大鱼”误作为“奔狐”,其中暗伏着将满是月华的湖面误作月光照耀下的草地,这是自“开门看雨月满湖”之后的又一次幻觉,它是暗伏着的,不易为人查觉。这境界,如梦如幻、极远极近、极奇极美,“静”字为其魂魄。
诗人之所以如此喜爱这万籁俱寂的夜境,这需要多少了解一点儿苏轼当时的心情。苏轼早年曾“奋厉有当世志”,但二十余年仕宦生涯的体验,使他对之产生了厌恶情绪,官场上的尔虞我诈与诗人“坦荡之怀,任天而动”的天性格格不入,积极入世的进取精神与诗人自身的“野性”始终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诗人曾说自己是:“尘容已似服辕驹, 野性犹同纵壑鱼”(《游庐山次韵章传道》), 就正是这一矛盾的形象写照。
苏东坡既不能真正归隐,丢弃自己“致君尧舜”的本来志向,又难以忍受污浊的官场生活,这就使他常常要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得到慰藉。“夜深人物不相管,我独形影相嬉娱”的深层蕴涵也正在于此。白天,“举手摇足,辄有法禁”,那是“野性”的囚牢,人性的桎梏,而现在,在这个静静的夜色里,只有自己面对满湖的月光、惊窜的大鱼,只有自己和自己的形影互相嬉娱,这是 “野性”的解脱,是骏马的脱羁,诗人手舞足蹈,陶然醉之了。此二句“独”字为眼,不仅写出此时此际之独,而且从潜意识上讲,苏轼一生独立危行,“一肚皮不合时宜”,也正是一种人生的孤独,是一种时代先觉者的孤独。“独”字承上,深化了 “静”界。
诗人由 “静”至 “独”,总体来说,是陶醉自然,物我同一的境界,是一种愉悦的审美境界。然而,诗人是不能完全忘却尘世的,对人生、社会问题的深深思索,会突然闪过心头。于是, 诗人的心境转至 “冷”字,诗人面前的绝妙夜景也变得冷气袭人了:“暗潮生渚吊寒蚓,落月挂柳看悬蛛”。来自洲渚边的潮水在暗涨,其声幽幽咽咽,有如寒蚓蠕动的声音;挂在柳条之下的落月,犹如悬在丝端的蜘蛛。诗人使用 “暗潮”、“寒蚓”、“落月”、“悬蛛”这些充满暗色寒觉的意象,既进一步为这幅舟湖夜色图添画数笔,又象征和暗示了诗人内心的苦闷,为下一段的议论作了渲染铺垫。
最后一部分,诗人以议论抒情作结。诗人想到,良辰美景,转瞬即逝,天明之后,又要开始那令人痛苦的仕宦生活。你听:在鸡鸣声和晨钟声的合奏里,夜里伴我度过了一个美好夜晚的百鸟都散去了,只有船头的鼓音与之呼应。苏轼此处用韩愈《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中的“猿鸣钟动不知曙”句,反其意,写自己对夜色清境的留恋,暗示对白日“忽忽忧患”生活的厌恶。
这首词围绕“愁听残漏”这一生活细节,展现了幽闺梦醒的思妇怀念远人的绵绵愁思和万转离肠。词的上片由写景到写人,下片着重表现思妇的心理活动。整首词熔抒情、叙事于一炉,用笔直中有曲。
上片起首两句为景语,既点明初春时节、夜雨过后的节令、时间,又描绘出一派略带寒意、莺倦停啼的清寂气氛,为主人公布置了一个与情怀恰相契合的环境。“愁听”反接“早莺啼歇”,说明思妇醒来很早,因为她已经听过了早莺的歌唱,也许她的愁肠曾和着淅沥的夜雨声一起颤抖。天刚破晓,她就起身独坐,隔溪传来夜尽的更鼓声,更添无限孤寂凄恻之感。“正一声凄咽”与“愁听”相应,更鼓声染上了主人公的感情色彩,使她回想起和情人离别的情景,这就暗中为下片写怀远人作了铺垫。词的上片,由写景自然过渡到写人。
词的下片进一步写内心活动:亲人西去,迢迢千里,分别时的缱绻、留恋、泪眼相看的情景无不历历目,直到如今,仍不堪回首,简直不敢注目西去路。然而,她毕竟又不由自主地了望亲人奔向他方的路衢。正因为“西望”,她才“不堪”,才惹起了“离肠万回结”,“不堪”二句,写出了左右为难的极端矛盾的心绪。“去程赊”说明与行人间隔之远,“万回结”极言离情愁苦之状,重笔渲染,已把别离苦写到极致。结拍二句宕开,追忆往日与亲人相处时令人难忘的一个生活场景,以反衬当日独处的悲凉,她想起了与亲人团聚之日,两人曾坐海棠花下,演奏《凉州曲》时,彼时的心情较之今朝,真有天壤之别了。
《凉州曲》,为唐代边塞之乐,当时属于新声,声情是比较悲凉的。不过,那时两人都幸福地沉浸艺术境界之中,这时却是自己孤独地承受着现实的孤独的折磨,心中之苦不言而自现。
朱熹曾将魏夫人与李清照并提,说是“本朝妇人能文者,唯魏夫人及李易安者。”清人陈廷焯也说:“魏夫人词笔颇有超迈处,虽非易安之敌,亦未易才也。”从包括此词内的魏夫人作品来看,这些评价是颇为中肯的。
缭绫是一种精美的丝织品,用它做成“昭阳舞人”的“舞衣”,价值“千金”。这首诗的描写,都着眼于这种丝织品的出奇的精美,而写出了它的出奇的精美,则出奇的费工也就不言而喻了。
“缭绫缭绫何所似?”诗人以突如其来的一问开头,让读者迫切地期待下文的回答。回答用了“比”的手法,又不是简单的“比”,而是先说“不似……”,后说“应似……”,文意层层逼进,文势跌宕生姿。罗、绡、纨、绮,这四种丝织品都相当精美;而“不似罗绡与纨绮”一句,却将这一切全部抹倒,表明缭绫之精美,非其他丝织品所能比拟。而配与它相比的事物,诗人找到了一种天然的东西——“瀑布”。用“瀑布”与丝织品相比,唐人诗中并不罕见,徐凝写庐山瀑布的“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就是一例。但白居易在这里说“应似天台山上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仍显得新颖贴切。新颖之处在于照“瀑布”以“明月”;贴切之处在于既以“四十五尺”兼写瀑布的下垂与一匹缭绫的长度,又以“天台山”点明缭绫的产地,与下文的“越溪”相照应。缭绫是越地的名产,天台是越地的名山,而“瀑布悬流,千丈飞泻”(《太平寰宇记·天台县》),又是天台山的奇景。诗人把越地的名产与越地的名山奇景联系起来,说一匹四十五尺的缭绫高悬,就像天台山上的瀑布在明月下飞泻,不仅写出了形状、色彩,而且表现出闪闪寒光,耀人眼目。缭绫如此,已经是巧夺天工了;但还不止如此。瀑布是没有“文章”(图案花纹)的,而缭绫却“中有文章又奇绝”,这又非瀑布所能比拟。写那“文章”的“奇绝”,又连用两“比”:“地铺白烟花簇雪”。“地”是底子,“花”是花纹。在不太高明的诗人笔下,只能写出缭绫白底白花罢了,而白居易一用“铺烟”、“簇雪”作比,就不仅写出了底、花俱白,而且连它们那轻柔的质感、半透明的光感和闪烁不定、令人望而生寒的色调都表现得活灵活现。
诗人用六句诗、一系列比喻写出了缭绫的精美奇绝,就立刻掉转笔锋,先问后答,点明缭绫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又从这两方面进一步描写缭绫的精美奇绝,突出双方悬殊的差距,新意层出,波澜叠起。
“织者何人衣者谁?”连发两问,“越溪寒女汉宫姬”,连作两答。生产者与消费者以及她们之间的对立已经非常明显。“越溪女”那么“寒”,却不给自己织布御“寒”,就因为要给“汉宫姬”织造缭绫,不暇自顾。“中使宣口敕”,说明皇帝的命令不可抗拒,“天上取样”,说明技术要求非常高,因而也就非常费工。“织为云外秋雁行”,是对上文“花簇雪”的补充描写。“染作江南春水色”,则是说织好了还得染,而“染”的难度也非常大,因而也相当费工。织好染就,“异彩奇文相隐映,转则看花花不定”,其工艺水平达到如此惊人的程度,那么,它耗费了“寒女”多少劳力和心血,也就不难想见了。
精美的缭绫要织女付出高昂的代价:“丝细缲多女手疼,扎扎千声不盈尺。”然而,“昭阳舞女”却把缭绫制成的价值千金的舞衣看得一文不值:“汗沾粉污不再着,曳土踏泥无惜心。”这种对比,揭露了一个事实:皇帝派中使,传口敕,发图样,逼使“越溪寒女”织造精美绝伦的缭绫,就是为了给他宠爱的“昭阳舞人”做舞衣。就这样,诗人以缭绫为题材,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被剥削者与剥削者之间尖锐的矛盾,讽刺的笔锋,直触及君临天下、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其精湛的艺术技巧和深刻的思想意义,都值得重视。
这首诗也从侧面生动地反映了唐代丝织品所达到的惊人水平。“异采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是说从不同的角度去看缭绫,就呈现出不同的异彩奇文。这并非夸张。《资治通鉴》“唐中宗景龙二年”记载:安乐公主“有织成裙,值钱一亿。花绘鸟兽,皆如粟粒。正视、旁视,日中、影中,各为一色”,就可与此相参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