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借物寓情、托物言志的诗作。作者通过对莲蓬人“芰衣荇带”的外貌装束,“风定犹香’的内在神韵,却红衣、学淡妆的绰约风姿,亭亭净植的正直风骨的叙写,描绘了一幅栩栩如生的莲蓬人的画像,赞美了莲蓬人“出污泥而不染”的高尚节操和迎着秋风净植荷塘的抗争品格。作者正是假借莲蓬淡雅绝尘的特征,寄托和体现自己对奴颜媚骨的鄙视,对美好理想的追求,更体现了作者敢于与世俗抗争的精神。因此,全诗以咏莲蓬为形,以抒情怀为本,正是作者立世为人的自况自勉,标举风骨的真实写照,也是作者对他人的忠言警谏。
全诗可分为四层。起联侧重述写莲蓬人的外表风姿:她以菱叶为衣,以荇茎为带,居住仙乡,清香不散,真是高洁雅致,体现了作者对美好的理想境界的神往。颔联侧重述写莲蓬人的典型环境:秋风萧瑟,鹭鸶远飞,夜深露浓,芦花伴玉,勾勒出一幅秋景的画面。这是作者另寻新路,独立自持的写照。颈联侧重述写莲蓬人的风骨神采。洗净脂粉,脱去矫饰,换上淡妆,更显高雅别致。是描其形,摄其神。这既是对莲蓬人改红妆为淡妆的实写,又是作者与世抗争的虚写。尾联侧重抒发作者的劝谏之情:莲蓬亭亭净植,迎秋风,斗秋雨,沐秋露,不随残叶坠荷塘,永“呈风骨”。作者劝谏他人勿与鄙俗之辈同流合污,永葆独立挺拔的本色。全诗至此,情感愈真,格调愈高,意境愈深。
这首诗通过对寒秋凄凉的荷塘上仍直立水际的莲蓬美好形象的描绘,借物寓情,抒发诗人淡雅绝尘、高标净植的人格理想。拟人的手法,脱俗的妙思,寄托着纯洁的精神境界,显示出崇高的品格追求。
这是一首豪气快意的小令,前两句先通过服饰、车马表明自己身居高位;接下来再正面抒发自己气吞山河的气势,以及辅佐帝王、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全曲写得气势非凡,一气贯通。
开篇两句呈现出一种华丽的贵胄之气和踌躇满志之态。“金鱼玉带罗襕扣”是从衣饰显示出其品阶,显然伯颜此时已身居高位,位列五候,甚是尊贵。他所佩戴的金鱼鱼符,所系的玉饰腰带,所穿衣服的扣子,无一不是达官贵人特有的佩饰,昭示着他们的门第身份和地位。
“皂盖朱幡列五候”,写的是其仪仗车饰,显示其位高权重。古代高官出行往往用黑色的车盖,红色的旗帜,即“皂盖朱幡”。元代并无裂地封侯之制,此处用“列五侯”来表明他身处高官显贵之列。
位高者权也重,对江山社稷自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山河判断在俺笔尖头”写的就是这层意思。疆域虽大,河山虽壮,却全在俺笔尖掌握。有一种站在河山之巅,俯瞰中华大地,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天下之大,舍我其谁的豪气。将河山之重与笔尖之轻相提并论,有举重若轻的洒脱与优游感。
“得意秋,分破帝王忧”的结句将作者的志得意满和豪气干云演绎到极致。据说作此小令之时,伯颜已率师攻破建康,与其他两路元军会师临安,南宋幼主已降。此时,正是伯颜建功立业的得意之秋。此句实际上是作者自明心志,建功立业并非是要图谋个人荣华,而是要为帝王分忧,其胸怀天下,高瞻远瞩的气魄令人感佩,难怪他病卒后,谥“忠武”。
这首小令朴实、飘逸,有豪迈之气,其中“山河判断在俺笔尖头”之句颇有宏大气象。前几句极言其“武”,英武和事功兼备。后面一句点题,表明其“忠”。
上片描绘塞上自然风光,前二句说阴山道上并非“行路难”,而是别有一番情趣滋味。显然这是仿李白的《上皇西巡南京歌》: “谁道君王行路难,六龙西幸万人欢。”接着二句写塞上特异的风光,进一步烘托了这种特殊环境下的体会。
下片写行旅中的生活情景,前二句描绘途中的休憩和欢宴,后二句转而描述了异域的风俗异味,此中的“怨早寒”并非真的哀怨,而是表达了一种惊异的心理感受。
这首词气势豪迈,格调激越,细致生动地描摹了塞上风光。通过对狩猎途中所遇到的事物的细致描写以及射猎后的宴饮场面和特有的塞外风情和惊奇的感受的描写,形象生动地表达了词人内心的豪迈之情。
这篇散文借记河墅之景,颂扬隐居山林,高洁不污的河墅主人——他的老师潘木崖先生。思想内容十分可取,艺术手法独具特色。
文章分为三段,首段记游写景,中段议论抒情,最后统括全篇,卒章显志。外在形式与思想内容高度统一,实为桐文讲究“义法”之范文。文章“因声求气”,造句上以四言为主,杂以三,五、七言,既有古歌行韵味,又有韩柳遗风,音律俱佳,字句传神。如第一段写河墅眭境,文笔清新优美,富有诗情画意。开头两句:“江北之山......多有园林池沼之胜。”是闲大写意的笔法把桐城河山和盘托出,有如登高鸟瞰,全景尽收眼底。接着避虚就实,去粗取精,细描木崖住宅环境,如“出郭循山之麓......是为潘氏之墅。”如此由表及里,精雕细刻,还嫌语不惊人,又“升高而望”,用远景烘托渲染,如“平畴苍莽,远山回合,风含松间,响起水上。”近于泼墨。翘首远望,景色错落,十分开阔壮观;侧耳静听,风啸水吼,难以捉摸的大自然之声写得渐沥萧飒,奔鹃澎湃,可听,可感,可见。至此,大丈夫不遇于时的安适生活环境描画得美不胜美。先秦的哲学家荀子在他的《乐论》中说:“不全不粹不胜美。”看来,戴氏对前人的这个美学观念是心领神会的。他在描写河墅时,既丰富地全面地表现自然环境,又去粗取精,经过锤炼、提高、集中,更典型,更具普遍性地表现自然环境,难爱是很大的。“全”和“粹”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只远望求“全”,不近观颐“粹”,是自然主义,只讲“粹”而不反映“全”,又容易走上抽象的'臣式主义的道路。
《河墅记》的写作,求全而不失粹,确切地说,是概“全”以精“粹”。如果我们再将第一段把玩一番,我们就会发现戴氏笔下的河墅,如同一幅出神入化的“龙图”,云中虽只露出一鳞一爪,然而全貌宛然可见。戴氏把握“全”与“粹”的关系如此之娴熟,自然得益于桐文的“义法”之说。因为桐城古文义法本身就有两种意义:“就文之整体言之,则包括内容与形式的调剂,而融合以前道学家与古文家之文论。就文之局部而言之,即专就学文方式而言,则又能融合秦汉派之从声音证人以摹拟昔人之语言,与唐宋派之从规矩证人以摹拟昔人之体式”。中国的山水散文萌芽于两晋,产生于南北朝,鼎盛于唐宋,戴名世继承了前人记游记景的散文传统,模山范水,体物图貌,技巧很高,为桐城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篇散文还不同于当时士大夫娱情山水的闲情逸致,风雅倜傥之作,戴氏在这篇文章中弃铺陈擒藻之常法,求淡描点画之奇功,其目的在于债河墅之美,赞颂河墅主人潘木崖光明峻洁的人格和独立不群、不同世俗的高尚品质。潘先生应试不第后,从科场回到山庄,托怀玄胜,远咏老庄,过上清淡、闲适、幽雅的生活,与世俗之徒断绝了来往,这也是戴氏所倾慕的。在他看来,介人迫名逐利的官场,“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既然科场失意,弃绝了入仕的念头,“结庐在入境,而无车马喧”,有何不好。
他在文章的第二段中的议论,情绪激昂,气势恣纵,他为先生的际遇鸣不平,矛头直指贻误人才的科举制度。如“夫科目之贵久矣,天下之土莫不奔走而艳羡之,中于膏盲,人于肺腑”,寥寥数笔,使那些追名逐利的官迷丑态毕现;而“犹然山泽之瘤,混迹于田夫野老,方且乐而终身”,则赞扬了潘木崖不为利禄所诱惑的高洁风貌。“其失者未必其皆不才,其得者未必其皆才也。”持论公允,爱憎分明,作者在描写这种超脱尘俗的河墅之中,也流霡了磊落不平之气,深化了自己的思想。
最后“小于怀遁世之恩久矣,方浮沉世俗之中,未克遂意”,升华了文章的主旨。作为一个封建知识分子不逃避现实,为将胸中书数百卷形成文字而奔走四方,历岁逾时而不罢手,单就这点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