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根据牛郎织女的故事而写成的乐府歌行。南朝梁殷芸《小说》(明冯应京《月令广义·七月令》引)云:“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容貌不暇整。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纴。天帝怒,责令归河东,但使一年一度相会。”这则神话将牛郎织女的被罚阻隔天河,诿之于织女的嫁后贪欢,懒惰废织,带有封建社会歧视妇女的思想遗毒。这首诗虽取材于此,但作者却是讴歌他们的深挚爱情,同情他们被迫分离;结尾又以“夜夜孤眠”不嫁人的嫦娥与之作比,似在暗示天地间较牛郎织女更为不幸的大有人在,足以启发人们深思。
全诗可分四段。开头四句为第一段,点明时令和鹊桥。“人间一叶梧桐飘,蓐收行秋回斗杓”。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西方之神“蓐收”开始行司秋令,北斗七星的斗柄已指向西方了。金风飒飒,银汉迢迢,星移斗转,这是多么迷人的夜空。这时“神官召集役灵鹊,直回天河云作桥”。神宫召集喜鹊,役使它们直回天河,云集为桥,以回织女与牛郎相会。这四句诗通过具有时令特征的景物和神话中的鹊桥显示七夕已到,为牛郎织女相会布置了环境,渲染了气氛。
“桥东”以下十二句为第二段,追溯牛郎织女唯七夕一相逢的原因。写了织女婚前、婚后和被谪归河东的全过程,内容与《小说》大致相同。但文辞流美,叙述宛转,富有情韵,远非《小说》可比。特别是增加了“绿鬓云鬟朝暮梳”一句,与充满着旷怨之情的“辛苦无欢容不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表现了她“河西嫁得牵牛夫”,伉俪相得,极为如意的心情。她由“容不理”变为“朝暮梳”,是热爱男耕女织新生活的表现。诗人加上这一句,丰富了织女的形象,突出了她珍惜爱情、追求幸福的性格,使一个“得此良人”,心里甜丝丝、美滋滋的新嫁娘的身影跃然纸上,而那“贪欢”“废织纴”之说,已成了苍白无力的欲加之罪。
“别多”以下八句为第三段,写牛郎织女七夕乍会又离的悲痛。一年三百六十日,他们只有一个晚上能够相会,真是“别多会少”,但这是天帝的命令,无可奈何。如果是个忘情者,倒也罢了,却偏偏想起了从前夫唱妇随的无限恩爱,怎能不痛苦万分。他们匆匆相会,离愁别恨还未说完,可是“烛龙已驾随羲和”。神话传说中的烛龙(在北方无日处,目发巨光,睁眼为昼,闭眼为夜),已随御日车之神羲和拉着太阳从东方升起,一年一度的七夕就这样消逝了。守在河边监视他们的天官严厉执行天帝的命令,不管她们“相见时难别亦难”,天刚亮便无情地催促织女踏上“鹊桥归路”。她心痛似绞,喷涌的泪水,化作了滂沱大雨。但这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泪痕有尽愁无歇”,有尽的泪水又怎能冲洗掉无穷的离愁?这八句诗通过“恩爱多”与“别多会少”、“说不尽”与“烛龙已驾”、难割舍与灵官催发、泪有尽与“愁无歇”的矛盾,把织女内心的痛苦刻划得入木三分,真切感人。
最后四句为第四段,是对织女的劝慰之辞。大意是说,织女你不要悲叹,天地固然无情,但你与牛郎一年一度总会相见一次,比起“夜夜孤眠广寒殿”的嫦娥来不知要好多少倍。天地之大,不仅只有嫦娥永久孤眠独宿,“东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元稹《织夫词》);“所嗟不及牛女星,一年一度得相见”(施肩吾《古别离》)。人间羡慕织女的怨女真不知凡几,望夫石之多,亦是见证。诗人将嫦娥作为孤凄女子的化身,通过她与织女的对比,深化了主题。
这是一首叙事诗,诗中不仅写了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场面,还追叙了织女婚前婚后的有关情节,展示了她心情变化的三个过程:嫁前“辛苦无欢容不理”;嫁后“绿鬓云鬟朝暮梳”;谪归“泪痕有尽愁无歇”。由怨而欢而悲,机声、玉指、愁容、欢态、叹息、眼泪都写到了。诗篇多层次、多侧面地表现她,使一个富有立体感的血肉丰满的少女形象活跃在读者面前。这是这首诗超过同题材的一般诗词的地方,无怪乎《侯鲭录》云:“此歌东坡称之”。
这首诗四句一组,一组一意,通俗流畅,平淡自然,是诗人“满口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贺方回乐府序》)的创作主张的体现。
这诗是陶集赠答诗中的名篇。诗中念古伤今,流露着作者对时局的观感和政治态度,也体现了“君子赠人以言”的古训,对友人进行讽示、忠告,大有别于一般伤离惜别、应酬敷衍之作。羊长史,名松龄,是和作者周旋日久的友人,当时任江州刺史、左将军檀韶的长史。这次是奉使去关中,向新近北伐取胜的刘裕称贺。秦川,今陕西一带。
刘裕在消灭桓玄、卢循等异己势力之后,执掌朝政,功高位尊,已怀有夺取司马氏政权的野心。公元416年(晋安帝义熙十二年)刘裕率师北伐,消灭了羌族建立的后秦国,收复了古都长安、洛阳。自永嘉之乱以来,南北分裂,晋师不出,已逾百年。这次北伐胜利,本是一件大好事。无奈刘裕出兵的动机只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所以才得胜利,便匆匆南归,去张罗篡位的事了。他一心只是“欲速成篡事,并非真有意于中原”。南北统一的希望,终成泡影。三年之后,他便代晋成了依然偏安江左的刘宋王朝的开国之君。
对刘的意图,作者是看得很明白的。所以对北伐胜利和羊长史入关称贺,他都表现得十分冷漠,只在序里淡淡地说了一句“衔使秦川”而在诗中又委婉地讽示友人,不要趋附权势,追求驷马高官。这一切,都显现出这位“隐逸诗人”对现实和政治还是相当敏感、有所干预的。 因为诗所涉及的是很敏感的时政问题,所以其表现也十分隐约、含蓄。
全诗分四节。首节八句,悠徐地从“千载上”说起,说是自己生在三季(夏、商、周三代之末)之后,只有从古人书里,得知些黄帝、虞舜之世的事,不禁慨然长念——那时真风尚存,风俗淳朴平和。言下之意,三季之后,就只剩下欺诈虚伪,争攘篡夺了。这自然是对刘裕的隐隐嘲讽。既提到“古人书”,就以它为纽带,自然地转入下文:也正是从书里,知道了贤圣余迹,多留存在中都一带。点到“贤”字,目光便已遥注到下文的“绮(里季)与甪(里先生)”;而“圣”,则上应“黄虞”。自己是一直向往“贤圣”们所作所为的,所以始终盼望着去那里游骋心目;只是限于关山阻隔(实际是南北分裂的代用语),没能如愿而已。这样缓缓说来,既说出自己对“贤圣”的崇仰心情,也以宾带主,渐渐引入羊长史的北去。思路文理,十分绵密。
次节四句,转入赠诗。现在九域已经初步统一起来了,诗人下了决心,要整治船只车辆,北上一行。听说羊长史要先走一步,自己因身有疾病,难以联袂同行,只有赠诗相送。诗人早衰多病,五十以后即“渐就衰损”(《与子俨等疏》),“负疴”当然是实情;但“不获俱”的真正原因,还应在于羊长史是奉使向刘裕称贺,而自己却是要“游心目”于贤圣遗迹,目的既不同,当然也不必同行了。
“路若经商山”以下八句,是赠诗主旨所在。到关中去,说不定要经过商山,那正是汉代初年不趋附刘邦的绮、角等“四皓”的隐栖之地。作者很自然地借此向友人嘱咐,要他经过时稍稍在那里徘徊瞻仰,并多多向四皓的英灵致意。相传四皓在辞却刘邦迎聘时曾作《紫芝歌》:“漠漠高山,深谷逶迤。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世远,吾将何归?驷马高盖,其忧甚大。富贵而畏人兮,不若贫贱之肆志。”(见《古今乐录》)如今,紫芝无人采,深谷里也大概久乏人迹、芜秽不堪了——多少人已奔竞权势、趋附求荣去了。作者在这里说“为我”,流露出自己是有心上追绮、角精魂的人,同时也示意友人要远慕前贤,勿误入奔竞趋附者的行列。接着,他又化用《紫芝歌》后段的意思警醒友人:“驷马无贳患,贫贱有交娱。”——高车驷马,常会遭罹祸患;贫贱相处,却可互享心神上的欢娱。是讽示,也是忠告,朱光潜在《诗论》中曾举到这首诗说“最足见出他于朋友的厚道”,正指此处。
《紫芝》一歌,可看作这首赠诗的灵魂。篇首的“慨然念黄虞”,已化用了“唐虞世远”之意;直到结尾,作者还郑重写出“清谣结心曲”,深慨绮、甪长往,人既乖违,时代亦疏隔久远,自己只有在累代之下,长怀远慕,慨叹无穷了。“言尽意不舒”,见出作者对时世慨叹的多而且深,也示意友人要理解此心于言语文字之外。
此诗念古伤今,流露着诗人对时局的观感和政治态度,也体现了“君子赠人以言”的古训,对友人进行讽示、忠告,大有别于一般伤离惜别、应酬敷衍之作。全诗思路文理绵密,从远处落笔,紧扣正意,徐徐引入,最后突出主旨,手法高妙。
“轮奂半天上,胜概压南楼。”开篇突兀而起。紧扣题目,描写吞云楼的胜概。巍巍高楼,直耸云天,华美、壮观。第一句是作者站在远处仰望云端,直抒赞赏之情,是正面描写楼之高耸入云。第二句用对比手法,说吞云楼的雄姿胜概足以压倒武昌黄鹤山上的南楼。这个对比很巧妙,“南楼”是诗词中常提及的名胜,其中有一个著名典故。《世说新语·容止》记载:“庾太尉(亮)在武昌,秋夜气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楼理咏。音调始遒,闻函道中有屐声甚厉,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许人步来,诸贤欲起避之,公徐云:‘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因便据胡床与诸人咏谑,竟坐甚得任乐。”庾亮是东晋声名赫赫的人物,拥重兵镇武昌,号征西将军。李季允身份、职务与庾亮有某些相近,作者言吞云楼胜压南楼,言下有李季允胜过庾亮之意,这不免有些夸大,但是应酬之作中的常见现象。然而词人却不停留于一般的恭维,笔势出人意外地来了一个逆转:“筹边独坐,岂欲登览快双眸”。如此巍峨华美的楼,登临纵目,自然是赏心乐事;然而对李侍郎来说,重任在身,也没有观赏风景的闲情。李侍郎即使登楼,也是为了观察地形,然后独坐苦苦思索破敌大计,这又暗与当年庾亮登南楼的风流雅事对比,衬托出今日李侍郎的一片忧国忠心。
下面接着这层意思,进一步借楼写人。在司马相如《子虚赋》中,有位齐国乌有先生对楚国使者子虚夸说齐地广大,并形容道:“吞若云梦(楚地广阔的大泽)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蒂芥。”在这首词中,戴复古更翻进一层说:“浪说胸吞云梦,直把气吞残虏,西北望神州。”登上这样的高楼,感到“胸吞云梦”,从这里北望中原,简直有气吞残虏(指金兵)的气概。从此句开始词的现实性逐渐显露出来,作者写此词决不仅仅是为了赞美它的雄伟或恭维楼的建造者,而是为了抒写登楼后“西北望神州”,胸中一腔收复失地的豪情。这里,作者巧妙地化用《子虚赋》语,点出“吞云”楼名的来源,同时也就写出它直入云霄的雄姿,更进一步传楼之神,楼之神即人之神,李侍郎及词人自己抗金的壮志亦可“吞云”。
词写到这里,已将“气吞残虏”的豪情抒写得淋漓尽致,突然文势作了一个大幅度的跌宕:“百载好机会,人事恨悠悠。”词作于1221年,渡江已近百年,终于有了与金作战接连获胜的大好形势,可谓“百年一机会”,可是苟且偷安的南宋朝廷却不能抓住这个好机会,一举收复中原,眼见胜势渐去,英雄亦失去了建功立业、实现抱负的契机,所以词人不禁叹道:“人事恨悠悠”。
词的下片便是将景、情和历史陈迹融为一体,继续抒发“人事恨悠悠”的感慨。从吞云楼上放眼望去,江山胜迹,尽收眼底,望着远处的黄鹤楼想起唐诗人崔颢的诗句:“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馀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而归结到“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悲感。那白浪接天的江中有一片绿地,正是鹦鹉洲。这个风景如画的地方,汉代文学家祢衡在此作出文采惊人的词赋,而有“顾六翮之残毁,虽奋迅其焉如”之叹息。古人的流风遗韵,依稀还在,却已不可追寻。再向那黄鹄山下看,那里添了新景。郁郁葱葱的杨柳生长在旌忠坊岳王祠畔,在那烟笼雾罩之中,深锁着他“十年之力废于一旦”及忠而见杀的遗恨,当年抗金名将岳飞为了“收拾旧山河”,竟至饮恨惨死于投降派的屠刀之下这等悲壮的事,生出无限感慨。借岳飞抗金宏愿实现作者自己壮志未酬之愁。直至今日,中原仍在陷落中,活着的人何以慰忠魂。因此词人又调转笔来,寄厚望于李侍郎“整顿乾坤手段,指授英雄方略”了。同时作者又感到收复中原这项事业的艰巨,心生凄怆。还是让我们来干一杯吧,如果没有酒来解忧,秋风起时,真要愁得双鬓都变白了。
《野庙碑》是一篇讽刺杂文。文章的题目便发人兴味,是为一座不知名的乡野神庙撰写的碑文,全文三段,最后附诗一首。
第一段叙述碑的由来和作者为野庙立碑的原因。开头就显出杂感的特点,好像在拉杂地漫谈作者自己的感想;而其实寓有严峻的讽刺。文章从“碑”的原义谈起。古代有一种用同音词解释词义的方法,叫做“声训”。“碑石”的“碑”和“悲哀”的“悲”,字音相同,所以作者认为“碑”的原义就是悲哀。然后,他叙述碑的沿革,说明碑本是落葬下棺的木板,后来发展成为记载死后功德的木碑,从而证明碑的作用是悼念死者,以寄哀思。接着,他指出,把木板改成石块,用来为活人歌功颂德的石碑,是秦、汉以后的变化,是不合原义,并不相称的。据说,秦始皇东游到峄山,一帮儒生为他在山石上铭刻功德,这就是给活人树碑的开始。因此,通过谈论碑的由来,实质是说明树碑是记载死者的功德,寄托生者的悲哀的,不应该用来为活着的人歌功颂德。这同时也就表明,作者给野庙树碑,并不是为活人歌功颂德,而只是为抒发悲哀。所以最后就直截了当地说明这种悲哀的原因,野庙里的神祇只是一些没有名姓的泥塑木雕的偶像,他们没有什么功德可以记载,但是,农民却愚昧迷信地供奉祭祀他们,这就是作者深感悲哀的事情。换句话说,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人们,农民供奉祭祀着一群根本不值得供养祭祀的神鬼偶像,这是十分可悲的。
第二段就是回答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可悲的现象。这一段生动具体地谈论农民怎样和为什么迷信神鬼,说明作者自己的悲哀。这里有批评、有嘲弄,但作者的态度是严肃的,对农民充满同情。首先,作者明确指出唐代浙江东部山区农民“好事鬼”、“多淫祀”,是不正当的祭祀,是错误的行为。然后,他以嬉笑挖苦的口吻,颇不恭敬地指点那些被农民恭敬供奉的男女偶像,令人觉得荒诞而有趣,但并不使人对他们深恶痛绝,相反,作者对这些生动偶像的雕塑艺术,却有点欣赏。接着,一针见血地指出:“农民创造了这一切,农民又害怕这一切。”就因为农民以为自己生老病死,命运灾祸,都掌握在神鬼偶像手里。所以他们忍饥挨饿,提心吊胆,畜牧牺牲,竭尽全力,供养这群他们自己创造的偶像,生怕祭礼疏忽受灾遭殃。不难看到,作者对此不胜感慨,痛心而同情,并不挖苦嘲弄,既写出农民愚昧迷信,更显出他们善良驯服。因此,实际上,这一段是把第一段指出的可悲事情进一步具体地形象地揭露出来。也就是说,农民用尽血汗供奉这群偶像,不但根本不值得祭祀,而且它本身就是农民自己的创造。这是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的。如果农民能够认识到、觉悟到这一点,那么这群土木偶像就只能供人观赏、农民也就获得精神上、经济上的一种解放。但是,作者深深悲哀的是,当时的农民几乎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就题论题,文章到此可以结束了。但是,作者本意是借题发挥,所以还要议论开去。
第三段是借题发挥,其实只是把唐末的文官武将,跟野庙里的土木偶像加以比较分析,结论是,当时官僚是戴官帽、说人话的偶像,比真的木土偶像更恶劣。不言而喻,他们更加不值得受人民供奉。从思想内容看,这一段是此文立意所在,是主题思想的阐发。作者以农民迷信愚昧供奉野庙的无名偶像作比喻和衬托,揭露唐末国家官僚机构的腐朽,目的是使人们认识到,大唐王朝已经败坏沦落为一座乡野神庙,文武官僚是一群不如无名神像的偶像。作者认为大唐王朝及其文武官僚机构已经腐朽透顶,不能寄于丝毫希望。这就深刻地传达了唐末农民起义暴发的时代脉搏,抒发了要求推翻腐朽王朝的人民情绪。正因如此,这一段的态度和笔锋明显与上一段不同,议论尖锐透辟,讽刺辛辣无情;不是嬉笑热嘲而是怒骂鞭挞,单刀直入地揭露这群活着的官僚像无名神像一样毫无功德政绩,却更为凶恶地压榨人民,更虚伪,更无耻,更罪恶,更令人愤慨。文章到此,主题思想说透,就结束了。
最后是一首诗。按照碑文的传统格式,文末要用韵语诗歌来作个小结。这首诗就是这样,明确点出文章的主旨不在指责无名偶像,而是揭露官僚腐败;不在反对正当祭祀礼俗,而是悲愤国家腐朽。这首诗既鲜明表现作者进步的立场,也表现他的局限。陆龟蒙毕竟是封建时代的一位进步的士大夫,实质上不可能反对封建帝国统治制度,也不可能根本批判神鬼迷信,所以他的锋芒主要指向李唐这一家王朝,尤其是无情鞭挞唐末腐败的官僚。但他并不反对封建帝王统治,他批判农民迷信而产生的不正当的神鬼祭祀,并不批评正当的祭祀。虽然如此,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不同,文章的思想仍是进步的,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鲜明的政治倾向,这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从艺术上看,这是一篇用传统碑文体裁写的杂感。或者说,是用杂感形式来发挥讽刺艺术力量的一篇碑文。因此,它不但具有杂感所要求的现实性、议论性、知识性和趣味性,更具有文学艺术上的典型性和形象性。具体地说,它大体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冷眼旁观,谈古论今,思想深刻,笔锋犀利。作者对于大唐帝国官僚是冷眼旁观的,冷淡、清醒、客观、无情。他这篇文章并不要给朝廷进谏,而是要说给有识后士以及黎民百姓听的,所以他像聊天似地谈古论今。他从碑的原始沿革谈到为野庙立碑,又从野庙供奉的土木偶像谈到农民被自己创造的无名偶像束缚压榨,再从古代祭祀谈到当时养官,等等,见解深刻,笔锋尖锐,鞭辟入里,抓住实质,逐步阐发主题思想,抒发作者的悲愤感慨。
其次是热嘲冷讽,说东道西,痛心愚昧,痛恨腐朽。作者对不同讽刺对象抱着不同的态度,所以全面而有说服力。他对人民的愚昧是痛心的,所以施以有情的热嘲,抒发深情的悲哀。对那些无名的神鬼偶像则以嬉笑的嘲弄,指指点点,这个黑大个儿叫将军,那个白面书生是郎官,尊贵的老太婆就是姥姥,漂亮的少妇人就叫姑姑,仿佛在欣赏雕塑艺术,令人发噱。而对文官武将,就是严峻的揭露,无情的冷嘲,尖锐的讽刺,凌厉的怒骂。但是,嘲弄讽刺的方式仍是从谈论中随时投射,好像说东道西,拉杂不拘。此文各个段落,层次后间并无严密的逻辑结构,需要谈论什么,就开个头谈起来,转过去。
第三是知识丰富,议论风发,左右逢源,得心应手。一开头谈碑,就把碑的原始沿革谈得头头是道。接着说浙东农民滥祀,就把滥祀风气和农民心理说得子如指掌。讲古代祭祀,两句话便概括讲出要领;论当时官僚,用几笔就勾画出典型嘴脸。这表明作者知识丰富,了解透彻,所以发出议论,都能抓住要点,讲出妙处,显得左右逢源,得心应手,读来脉络清楚,增长见识,自然有味。
第四是比喻恰当,描写生动,语言活泼,形象鲜明。从表现手法看,此文其实抓住一个典型的比喻来做文章,就是把唐末腐朽帝国官府比作一座野庙,官僚就像野庙里的土木偶像,人民和帝国官府的关系,就像人民和野庙的关系一样,人民创造了它们,反而又害怕它们。但是两者后间有一点差别,就是活着的官僚比土木的偶像更凶恶,祸害更大。总起来看,作者用“古文”的语言,以夹叙夹议的方式,生动活泼地描写出了几类鲜明形象,即野庙的土木偶像,忠厚愚昧的农民形象和唐末官僚的罪恶形象。
最后便是此文风格特点,嬉笑怒骂,严峻冷隽,引人入胜,发人深省。作者跟读者杂谈感想,启发开导,摆事实,讲道理,爱憎是分明的,但感情的表现形式却是复杂的。第一段,作者徐徐说来,娓娓动听,引人兴趣,而说到以野庙碑抒发悲哀,仿佛一拍惊木,令人震动。第二段,作者好像话分两头,各表一支,嬉笑嘲弄,而说到“农民创造这一切,又害怕这一切”,骤然一转,痛心叙述,辛酸悲恻。第三段,作者突发议论,两番转折,进入主题,鞭挞怒骂,激人愤慨。末尾用诗明确点出主题思想,说破大悲哀。这一层层叙述议论,逐步深入,表现出作者严肃沉重、感慨激奋的神情风度,形成独特风格,产生艺术效果,达到启发教育的目的。应当说,在晚唐文坛上,这篇杂感是杰出的有代表性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