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上片写溪上月下赏梅情景,春月点破黄昏富有一种动态感,化静为动,饶有情趣。下片写月下的回忆和遐想,词人以情观花,怨恨、痛苦、失望、悲伤的复杂感情一齐涌了出来。结尾两句来看,词人咏梅花,似别有怀抱,但词人却未未明,大概是留给有心的读者探寻其心曲的奥妙吧。这首小令不写形而写神,不取事而取意,对所咏之物不露一字,通篇不见梅字而处处梅在,正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词意深曲含蓄,词情跌宕低徊,奇思巧语,妥贴轻圆,确为词中俊品。
上片写溪上月下赏梅情景。
词人自号梅溪,作词一卷也以梅溪二字命名,爱梅之情可见一直很深。他曾往好友张镃(功甫)南湖园中赏梅,《醉公子·咏梅寄南湖先生》云:“秀骨依依,误向山中,得与树识。溪岸侧。……今后梦魂隔。树思暗惊清吟客。想玉照堂前、树三百。”诉说与梅花溪畔树识,钟爱情深,别后梦魂树隔,树思暗惊,弄得多情鬓白,剪愁不断,沾恨泪新。这首《留春令》在词意和感情上与此极为树似,由词意可知词人是大约在春天的一个傍晚来到梅花溪的。此时太阳落山,月亮升起皓空,但见那梅树在明月清光的映照下,银光素辉,清奇幽绝,分外动人。可是,那梅树梢头却因暮色尚未散尽,而月色又不明朗,朦朦胧胧,看不清梅花的冰姿雪容。
这情景对一心赏梅,爱之情深的词人来说,自然是很扫兴的,心中不觉浮起难以抑制的怨愁,显出百般无奈的神情,因而以清空骚雅之笔写出两句奇妙的词句:“挂愁无奈,烟梢月树。”前句写情,后句写景,情由景生,妙合交融。其中“挂愁”很是形象,也是词人爱用的字眼。他曾在《八归》中说:“只匆匆眺远,早觉闲愁挂乔木。应难奈,故人天际,望彻淮山,树思无雁足。”这“挂愁无奈,烟梢月树”八个字,清辞奇思,深得词家三昧。姜夔说:“邦卿词奇秀清逸,有李长吉之韵,盖能融情景于一家,会句意于两得。”就此而论,实在是恰切之评。
过拍两句:“一涓春月点黄昏,便没顿、树思处”,写词人月下徘徊,愁思难释的情景。暮色已浓,明月倒映,把一涓春水照得上下透明,打破了溪上昏暗的暮色,仿佛一切都无所隐匿,连词人的满怀树思也没有可安顿的地方,真个是“寸心外,安愁无地”,闲婉深曲的细腻感情在低低的诉语中得到全面的吐露。“春月”,一作“春水”。水字不如月字。用月字,既写月光月色,又映带出水光水色,水月树融的清美含蓄意境宛然可见。句中的“点”字形象地写出月光映澈溪水,点破黄昏,消去暮色的明秀清幽景象。而且春月点破黄昏又富有一种动态感,化静为动,饶有情趣。
下片写月下的回忆和遐想。
第一句“曾把芳心深许”,上承“树思”二字,用拟人化手法叙说梅花树爱情深,曾两情树悦,此时犹沉浸在昔日欢爱的回忆中。梅花本来无情,而词人以情观花,故而花亦有情。但“树思一度,秾愁一度”吧,美好的时光已经逝去了,往事犹记,旧情依然,魂牵梦随,柔情似水,满腹衷肠,急切欲诉,却又思绪纷乱,欲说又不知从何说起,于是悲戚戚地吐出一句:“故梦劳诗苦!”这个“苦”字,是树思之苦、想说而说不出的苦,感情份量很重,着力表达了词人对梅花树爱之深、树思之切的感情。当他无计可诉树思的时候,蓦然想起东风或能传达树思之苦,是它最先把春的信息带给梅花。所以殷切地盼望这多情的使者能把刻骨的树思带给梅花。可是,听说多情的东风早被那竹外的梅花留住,迷恋着梅花沁人的幽香,难以拿它作使者了。
因而词人无限哀怨地说出末结两句:“闻说东风亦多情,被竹外、香留住。”写到这里,词人的心头更加沉重了。虽然梅留东风只是“闻说”,未必是真,但在词人想来,疑虑难释。只能失望地将之当真。怨恨、痛苦、失望、悲伤的复杂感情一齐涌了出来。
从这结尾两句来看,词人咏梅花,似别有怀抱,但词人却未未明,大概是留给有心的读者探寻其心曲的奥妙吧。这首小令不写形而写神,不取事而取意,对所咏之物不露一字,通篇不见梅字而处处梅在,正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词意深曲含蓄,词情跌宕低徊,奇思巧语,妥贴轻圆,确为词中俊品。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张载)。作为儒学的经典文献之一,张载的《西铭》在传统社会即备受赞誉而传诵不绝,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篇铭文虽然仅有250余字,但却为人们安身立命之道的确立构筑了一个共有的精神家园,而且为社会理想蓝图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弘阔的境界。直到今天,这篇铭文所描述的价值理想,所展现的人生追求,仍然有着积极而丰富的意义。
张载认为,佛老的盛行和儒学的衰微,是导致当时社会价值体系多元冲突的思想根源。张载批评佛道二教,“彼语寂灭者往而不反,徇生执有者物而不化,二者虽有间矣,以言乎失道则均焉”。佛教否定现实世界的实存性而追求自我的涅槃寂静,道教否定现实世界的运动性而追求个体的长生久视,虽然二者立言本旨有所差异,但都否认社会存在的整体性、实存性,失却对社会现实的关怀,抛弃了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因而不是合乎世界本真和社会需要的价值观,要解决社会问题,就要弘扬积极入世、关怀现实的儒学价值观。故张载以千古寥寥之勇,造道关中,与佛老计得失,为儒学阐新命,他仰思俯读,博闻强记,稽天穷地,探赜索隐,终其一生而未尝止息,最终立足于当时的社会实际,确立了以儒学为价值本位、以“天人合一”为理论特色的哲学体系。《西铭》正是张载哲学思想和价值理念的集中表现。
张载以社会现实为终极关怀,他所要继承的,是以孔孟六经为代表的儒学价值观,他所要确立的,是以博大胸襟关怀社会、关注民生的现世主义。孔子道“仁”,孟子言“善”,张载则认为“仁”是人的价值本性,提倡以“仁”为本的价值取向,这是张载对孔子仁学和孟子性善论的综合发展。在张载看来,“仁”并不仅仅意味着对与自我有亲缘关系之人的孝悌友爱,而是对包括自我、家庭、社会、自然等所有存在的无限的、普遍的关爱,将这种源于自然、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推及社会中所有人乃至宇宙万物,是张载价值理念的基本取向。
为了实现社会全体对“仁”的价值理念的认同,张载主张发挥自我心灵的知性作用,面向宇宙寻求人的价值本性的根源。他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理论命题,并在宇宙观的基础上论证了其价值观的真实性、合理性。在张载看来,整个宇宙是充满“太和”之气的整体实在,天地万物的品类咸亨,皆是“气”大化流行的结果,故个体之我不仅和他人,而且和宇宙中一切存在,本质上都是同一的“气”。张载的“气”论,肯定了宇宙万物存在的实在性、整体性、运动性、和谐性,是对虚妄的、孤立的、静止的、对立的佛道世界观的有力批驳,这种万物一体的宇宙观,是张载“仁”学的宇宙论基础。
在此基础上,张载建构了一个“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宇宙社会观。在《西铭》开篇,张载讲“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乾卦至健,代表自强不息的精神;坤卦至顺,代表厚德载物的品性;乾坤精神是宇宙演化运动的内在动力,万物生生不息的终极根源。在宇宙万物之中,天地相互交感而创生万物,至诚无私的庇养万物,是乾坤精神的最伟大体现者,故堪称人类万物共同的父母;人类和万物则共同禀受天地而生,故自我和他人为相互依存的血脉同胞,万物和人类是亲密无间的友好伙伴。张载重构了宇宙中一切存在者的亲和关系,对现代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启示作用。
为了高扬以仁为本的价值理性,张载还从宇宙论的角度来说明人物之性的问题。张载认为,万物在气化生成过程中,不仅获得了不同的“形”,而且禀受了共同的“性”。人和物的禀性是同一的,既有来自于“气”散之本原状态的“天地之性”,又有来自于“气”聚之暂时形态的“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价值本性,“气质之性”是人的自然属性,“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由于人类和万物禀受之“气”有清浊、偏正的不同,故在宇宙中有不同的地位。在所有的存在之中,“得天地之最灵为人”,只有人得天地正气而与之并参,故只有人才能发扬“天地之性”,这就是人的价值使命。张载的性论,不仅说明了现实中人物之性的二重化特征,说明了“仁”作为价值本体的终极依据,而且为人发扬这种价值本性关照万物确立了基础。
当然,对社会伦理的构建是张载价值观的主题内容。张载认为,对天地的“孝”落实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就是要尽职尽责做好自己的事,尽心尽力关照他人和社会。张载借助传统宗法关系描述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职责:“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在张载看来,自我和他人虽然是同胞关系,但由于各自存在境遇、社会地位不同,所以在社会上的具体职责也不同。但所有的人也应该尊重圣贤,并以之为榜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就自我人格和社会公德。
张载还从宇宙观的角度论述了人的“命”和“遇”的问题。在张载看来,“命”是上天赋予,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价值本性,对此,人应该修身以俟之;而“遇”则是气质所禀,是富贵贫贱、福祸寿夭等生存境遇,对此,人应该超然以待之,“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人生的顺境,是上天对我的恩泽,人生的困境,是上天对我的考验,“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只有坦然地对待生平所遇,坚持不懈地完善自己的价值本性,才能超越外在境遇对自我的困扰,达到人生的永恒安宁。
张载哲学的终极目的,是实现自我和他人、家庭和社会、人类和自然的统一和谐,要实现这种社会理想,首先要在对宇宙无限性、整体性、和谐性的认同的基础上,确立宇宙的基本精神也即自我的价值本性,只有认同了天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广大仁性,并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尽职尽责地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尽心尽力地去关照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才算是发挥了天地之性,而无愧于天地之间。这是张载为中国人构建的具有儒家情怀的精神家园,也是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
上片写词人登高眺望江上夜景,并引发出孤单无侣、众醉独醒的感慨。此显示出自己的真实用意。
起首四句写自己携着手杖登上高楼,只见夜空星斗下垂,江面宽广无边,波涛万顷,月光流泻在蒙着烟雾的洲渚之上。“扫尽”三句,是说江风极大,将天上浮云吹散,江面因风大而无人乘舟夜渡。沉思间又见雁儿飞落在芦苇深处夜宿,并由此引起无限感触。
“怅望”两句,先是怅望祖国山河,徒然吊影自伤;这时正值深夜,“鼻息鸣鼍鼓”,这里以之喻苛安求和之辈,隐有众人皆醉我独醒之慨。“谁伴我”两句,承上;“月流烟渚”、“怅望关河空吊影”,用李白《月下独酌》“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诗意,自伤孤独(辛弃疾《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结句之“谁共我,醉明月”,与此意同)。李纲与己志同道合,而天各一方,不能在此月下同舞。同舞当亦包括共商恢复中原之事,至此才转入寄李纲本题。
下片运用典故以暗示手法表明对宋朝屈膝议和的强烈不满,并表达了自己对李纲的敬仰之情。
“十年”这一句,是作者想到十年前,高宗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同时,当时为建炎元年(1127年)。不久高宗南下,以淮南东路的杨州为行都;次年秋金兵进犯,南宋小朝廷又匆匆南逃,扬州被金人攻占,立刻被战争摧为一片空墟,昔日繁华现在犹如一梦,此处化用杜牧“十年一觉扬州梦”(《遣怀》)诗句。而此时只剩残破空城,使人怀想之余,不觉加强了作者对高宗的屈膝议和感到不满,也加强了作者坚决抵抗金人的南下的决心。“倚高寒”两句,继续写作者夜倚高楼,但觉寒气逼人,远眺满目疮痍的中原大地,不由愁思满腔,但又感到自己壮心犹在,豪气如潮,足以吞灭敌人。“要斩”两句,运用两个典故反映出对宋金和议的看法。前一句是期望朝廷振作图强,像汉代使臣傅介子提剑斩楼兰(西域国名)王那样对付金人。词中以楼兰影射金国,以傅介子比喻李纲等主战之士。后一句是借汉嫁王昭君与匈奴和亲事,影射和议最终是不可行的,必须坚决抵抗。杜甫《咏怀古迹》诗云:“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作者在此用杜甫诗意,说明在琵琶声中流露出对屈辱求和的无穷遗恨与悲愤,以此暗示南宋与金人议和也将遗恨千古。“谩暗涩”句,这里运用比喻,以宝剑被弃比喻李纲等主战人物的受到朝廷罢斥压制。“唤取”两句,先以“谪仙”李白来比李纲,兼切李姓,这是对李纲的推崇。李纲自己也曾在《水调歌头》中说:“太白乃吾祖,逸气薄青云。”作者对他评论,即发表意见,面对和议已成定局的形势,爱国之士能否就此隐退苕溪(浙江吴兴一带)垂钓自遣而不问国事。结尾振起,指出要凭浩荡长风,飞上九天,由此表示自己坚决不能消沉下去,而是怀着气冲云霄的壮志雄心,对李纲坚持主战、反对和议的主张表示最大的支持,这也就是写他作此词的旨意。
这是一首根据在离别时的所感所受而做的词。《青泥莲花记》载:“李之问仪曹解长安幕,诣京师改秩。都下聂胜琼,名倡也,质性慧黠,公见而喜之。李将行,胜琼送别,饯钦于莲花楼,唱一词,末句曰:‘无计留春住,奈何无计随君去。’李复留经月,为细君督归甚切,遂饮别。不旬日,聂作一词以寄李云云,盖寓调《鹧鸪天》也。之问在中路得之,藏于箧间,抵家为其妻所得。因问之,具以实告。妻喜其语句清健,遂出妆奁资夫取归。琼至,即弃冠栉,损其妆饰,委曲以事主母,终身和悦,无少间焉。”这一段记载,叙述了聂胜琼创作这首词的全过程。聂胜琼虽然是京师名妓,见到人非常多,但感情却非常真诚和专一。
词的上阕写离别,下阕既写临别之情,又写别后思念之情,实与虚写结合,现实与想象融合为一。起句以送别入题,“玉惨花愁出凤城”,“玉”与“花”喻作者自己,“惨”与“愁”表现送别的愁苦,显示她凄凉的内心世界。凤城指京都,她送别李之问时,情意绵绵,愁思满怀,显示了她不忍分别的真挚情感。莲花楼是送别的地方,楼下青青的柳色,正与离别宴会上回荡的《阳关》曲相应:“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眼前的青青柳色与悲哀的离别之曲一起颤动着离人的心弦。何况“一唱《阳关》后”,心中的人儿马上就要起程了。“别个人人”意谓送别那个人,“人人”指李之问,“第五程”极言路程之远。在唱完一曲《阳关》之后,就一程又一程地远远离开了她。离别是痛苦的,但别后更苦;词的下阕,叙写别后思念的心情。
相见时难,别也难,但作者别后希望在梦里依稀可见自己的心上人,更令人悲哀的,是难以成梦。“寻好梦,梦难成”句,写相恋之深,思念之切。词人把客观环境和主观感情相结合,以大自然的夜雨寄托了离人凄苦,“况谁知我此时情”一句,道出了词人在雨夜之中那种强烈的孤独感与痛苦的相思之情。接下去,“枕前泪共帘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两句,画面感人而意境凄静深沉,显示了词人独特的个性,也突现了词的独特的美。“帘前雨”与“枕前泪”相衬,以无情的雨声烘染相思的泪滴,窗内窗外,共同滴到天明。好像大自然也被她的感情所感动,温庭筠《更漏子》一词的下阕,曾这样描写过雨声:“梧桐树,三更下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而万俟咏的《长相思·雨》也写到:“一声声,一更更。窗外芭蕉窗里灯,此时无限情。梦难成,恨难平。不道愁人不喜听,空阶滴到明。”跟温庭筠词相类似,都写雨声对内心情感的触动。然相比之下,聂胜琼这首词对夜雨中情景交融的描绘,更显得深刻细腻。它把人的主体活动与雨夜的客体环境紧密结合在一起,以“枕前泪”与“帘前雨”这两幅画面相联相叠,而“隔个窗儿”更见新颖,突出了词人的独特之处,也更深化了离别之苦,因为这里所刻画的“滴到明”,不仅是“帘前雨”,而且也是“枕前泪”。后来李之问的妻子读到这首词时,“喜其语句清健”。她欣赏作者的艺术才华,被作品中的真挚感情所感染,因而作了毅然的决定,“出妆奁资夫取归”,让聂胜琼能遂所愿。
宋时的歌妓得以从良成为士人的小妾,已是相当美满的归宿了。能得到这样结果的人并不是很多的。聂胜琼这位“名倡”注重自己的前途。这首词和它的故事,与乐婉同施酒监唱和的《卜算子》词所反映的感情来比较,结局的喜剧和悲剧性质虽然不同,但对于理解当时歌妓的命运和她们的心理,具有同样的价值。
《黍苗》是宣王时徒役赞美召穆公(即召伯)营治谢邑之功的作品,诗意自明。《毛诗序》说它是“刺幽王也。不能膏泽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职焉”。前人多有辩驳,朱子直言:“此宣王时美召穆公之诗,非刺幽王也。”(《诗序辨说》)可谓干净利落。
此诗是纪实性作品,要对作品有较为深刻的理解,须知如下史实:宣王是在其父厉王出奔并死于彘(今山西霍县),整个周王朝处于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即位的,“宣王即位,二相辅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史记·周本纪》)在其执政的四十七年中,宣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境土”,史称中兴。作为一代中兴贤君,周宣王重用了一批贤能之人,如仲山甫、尹吉甫、方叔等,《黍苗》诗中所赞美的召穆公召虎也是当时一位文武双全的贤才。诗中所述召伯营谢的事发生在宣王鼎盛时期。为了有效地加强对南方各族的攻守控制,宣王便封其母舅申伯于谢(在今河南唐县,与湖北枣阳近),并命召伯虎带领徒役之众前往经营谢邑。在营建任务圆满完成的时候,随行者唱出了这首诗歌。《诗经·大雅》中还收录了一首宣王的大臣尹吉甫作的《崧高》,也是叙述申伯迁居封地谢邑的事,可见当时申伯封谢确实是件大事,读者可参照阅读。
全诗共分五章,章四句。
第一章以“芃芃黍苗,阴雨膏之”起兴,言召伯抚慰南行众徒役之事。召伯如前所言,他是宣王时的贤臣,曾在“国人暴动”时以子替死保住了时为太子后为宣王的姬静性命,与宣王关系非同一般。他还曾率军战胜淮夷,建立奇功,《诗经》中多有吟唱,《大雅·江汉》有“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的句子。经营谢地这样的要冲重邑,非文治武功卓著的召伯没有人可担当此任。诗首两句兴中寓比,言南行众人得召伯抚慰如黍苗得时雨滋润一般。正因为如此,谢邑的营建才会那样迅捷而有序。首章用了两句(也是全诗仅有的两句)兴句开头,使得这首记录召伯营谢之功的诗作多了几许轻松的抒情味。车辇南行路途之遥远、跋涉之艰辛是可以想像的,但有召伯之劳,就没有什么让人不胜劳苦的。
第二、三两章反覆吟唱,既写建筑谢城的辛劳和勤恳,又写工程完毕之后远离故土的役夫和兵卒无限思乡之情。“我任我辇,我车我牛”,在短句中同一格式反覆出现,急促中反映出当时役夫紧张艰辛、分工严密且合作有序的劳动过程;“我徒我御,我师我旅”以同样的节奏叙述兵卒在营建谢邑中规模宏大也同样辛苦的劳作场面。这两部分看似徒役在谢邑完工之后对劳动过程的美好回忆,实际上也是对召伯经营谢邑这样的庞大工程安排有方的热情赞美。这两章后两句言:“我行既集,盖云归哉。”“我行既集,盖云归处。”是长期离家劳作的征役者思乡情绪真实而自然的流露。但尽管思乡之情非常急切,语气中却没有丝毫怨怒之气,确实是与全诗赞美召伯的欢快情绪相和谐的。
第四章是承接二、三两章所作的进一步发挥,言召伯营治谢邑之功。谢邑得以快速度高质量地建成,完全是召伯苦心经营的结果。“肃肃谢功,召伯营之”两句照应第二章,不过第二章是铺排,这两句是颂辞,重心有所不同。“烈烈征师,召伯成之”,颂扬召伯将规模甚众情绪热烈的劳动大军有序地组织起来营建谢城的卓越的组织才能,这两句与第三章相照应。由此观之,此诗在结构安排上颇具匠心,严整的对应,反映出雅诗的雅正特点,与风诗不同。
诗最后一章言召伯营治谢邑任务的完成对于周王朝的重大意义。“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是说召伯经营谢邑绝非仅修城池而已,还为谢邑营造了必要的生存环境。修治田地,清理河道只是末节,但连这些都已安排到位,就不会有什么疏漏了。这个时候,谢邑作为周王朝挟控南方诸国的重镇已建成,周宣王心中当然舒坦多了。“召伯有成,王心则宁”,于篇末点题,为全诗睛目。在用韵上,末章一改前面几章隔句押韵的规律,句句押韵,且用耕部阳声韵,使节奏和语气顿时变得舒缓起来,极具颂歌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