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枝间新绿一重重,小蕾深藏数点红”,意思是说,此时的海棠树已是枝叶茂盛了,可是还没有开花,这时不仔细观察是不会发现有花开放的,可是诗人驻足细看,发现这小小的、可爱的花蕾全都悄悄的“藏”起来了,并且是藏在枝叶茂盛的地方。作者这里用一个“深”字,表明海棠花的小,如不细心是不会被人发现的。这小小的花蕾好比青春少女,悄悄地来到这个世界,成长并且日益成熟,越长越娇美,惹人喜爱。
“爱惜芳心莫轻吐,且教桃李闹春风”,由作者有这句诗来看,写海棠,观赏海棠花时,它的身旁可能有桃树、梨树或李树。和熙的春风中,它们竞相开放,争奇斗妍,但这热闹毕竟是短暂的,几度风雨之后,它们也就都纷纷坠落、凋零了。海棠花却不同了,无意争春,谦虚地躲在一旁,待群芳落尽后,才绽开她美丽的容颜,这也应合了“最后的笑,才是胜利的笑”这一句富有哲理的话。
诗句写了深藏于重重新绿之中的、尚未开放而仅仅是“数点红”的海棠蓓蕾。诗人忠告它“爱惜芳心”,不要轻易地吐蕾。那么,诗人为什么要如此深情地忠告?也许,诗人想到了,如果一旦开放,几场风雨之后,花就会很快坠落、凋零,“林花谢了太匆匆”,为了它的不至于很快谢落,为了它的长久,诗人宁愿红蕾深藏。也许,诗人想得更深,认为真正的“芳心”是不应该轻易吐露的,像桃李那样在春风中追逐、嬉闹,只是一种炫耀,一种浅薄的表现。诗人不希望像“桃李卖阳艳”,希望“慎勿作桃李”(李白《赠韦侍御黄裳》)。
诗句虽然用语平易,却意味醇厚,耐人咀嚼,留给我们很多的思考。诗人曾经说过:“动可以周万物而济天下,静可以崇高节而抗浮云。”(《新斋赋》)诗人作此诗时已入暮年,时金已灭亡,他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抱定了“今是中原一布衣”(《为邓人作诗》)、“衰年那与世相关”(《已卯端阳日感怀》)的态度,过着遗民生活,他自觉已无能周济天下,于是只能坚守自己节操,独善其身。诗人也许从一个侧面,借告诫未开之海棠,不要轻易吐露花蕊,寄托了自己的这种心态。
此诗叙写鲁僖公君臣在祈年以后的宴饮活动。诗一开始便写马,马极肥壮,都为黄色,其“乘”字指出了这些是驾车的马。周代的礼制非常严格,不同的身份地位在礼器的使用方面也有差别。身份本是抽象的名称,它们由具体的物质享受来体现,在出行时,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车驾了。此诗接着转向庙堂,“夙夜在公”的“公”,当作官府讲,与“退食自公”的“公”同。不过,这里的官府不同一般的官府,而是僖公祭祀祈年之处,亦即《鲁颂·泮水》和《鲁颂·閟宫》诗中的“泮宫”和“閟宫”。祈年为郊祭,在国都以外,故首二句反覆咏马。然后才写到乘车马的人,从早到晚忙忙碌碌,揭开诗歌的主要部分,即宴饮部分。在宴会上,舞伎手持鹭羽,扇动羽毛,如鹭鸟一样,有时群飞而起,有时翩然下落,给宴会制造气氛。与宴的人们在饮酒观舞,不绝的鼓声震撼着他们的内心,优美翻飞的舞姿调动他们的情绪,酒酣耳热,他们不禁也手舞足蹈起来。忘记了平日的礼数、戒备、拘谨,都在舞蹈,摅发各自内心的快乐,相互感染,没有语言,但一举一动都在和对方进行心灵深处的交流。这时,诗人也为眼前的情景所感动,而发出由衷的希望:“于胥乐兮!”(“呵,大伙一起快乐呀!”)
第二章的形式和首章基本一致,只是个别字有所变化,一是描写得更具体细致,指出马为牡马,大伙在官府中所忙碌的是饮酒跳舞;二是写出时间变化,“鹭于飞”是舞者持鹭羽散去,舞宴结束,故而饮宴者也带着醉意而返回。
第三章揭出郊祀之事。駽为青骊,与前言乘黄不同,疑为鲁公所乘,以乘駽推出鲁公,显出其与群臣不同。群臣的欢乐是君主所赐,故曰:“在公载燕。”饮宴不是一种孤立行为,既是欢娱群臣,更是祭祀,朱熹说:“凡庙之制,前庙以奉神,后寝以藏衣冠,祭于庙而燕于寝,故于此将燕,而祭时之乐,皆入奏于寝也。且于祭既受禄矣,故以燕为将受后禄而绥之也。”正指出这种联系。下面四句是诗人的祈祷,希望从今以后,有好的收成,并把这福泽传之子孙。榖,兼含福善之意,诗人不仅希望鲁君把收获的粮食传给后代,更希望鲁国福泽绵长,享祚长久。《史记·鲁周公世家》载“成王乃命鲁得郊,祭文王”,郊祭对于鲁国显示出在诸侯中的崇高地位,故诗人极力赞扬,每章以“于胥乐兮”为结束。
李白的诗主要有两种风格:一种为“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式的大气磅礴、雄奇浪漫之壮美,诸如《蜀道难》之类;一种为“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清新自然之优美。此诗应属后一类。
另外,此诗也透露出李白隐逸与入世的矛盾。诗人思想中有很深的隐逸情结,所以把家乡描绘得极其优美,且环境清幽,适于隐居。但毕竟身处大唐盛世,男儿志在四方,立志报国,所以最终“无心恋清境”,离开家乡,“已将书剑许明时”。
首句“晓峰如画参差碧,藤影风摇拂槛垂”,天色初晓,作者走出门外远望匡山,只看到曙光中美景如画,山色斑斓,不禁心情舒畅。近处,藤蔓从树上垂下,随风摇曳,枝条轻轻拂过栏杆,令人心旷神怡。
次句“野径来多将犬伴,人间归晚带樵随”,山上野径交错,人们常常带着家犬一起走过。每逢夕阳西下,晚归的农人就背着柴薪走下山来。这一富有浓郁生活气息的画面,给人平静而悠远的感觉。
中间两联“看云客倚啼猿树,洗钵僧临失鹤池”,读书读累了,作者常倚树休息,没看云卷云舒,聆听猿啼阵阵。有时候还会看见大明寺里的僧人出来清洗钵盂,他们洗钵的那个池塘曾有白鹤飞来,如今却不知飞到那里去了。短短几句诗,描绘出匡山的美好景致,也表达出作者对这里所怀有的深沉感情。
最后两句描绘出一幅匡山虽美、无心留恋、决心奉献文才武艺的雄心壮志图。诗人“将犬”为伴,“带樵”晚归,听“猿啼”,看“鹤飞”,心旷神怡,安闲舒适。运用借景抒情的手法:匡山虽美,我却要离开了。不是我不喜爱这里的美景,而是我已经决心走出大山,凭自己的文武才艺,开创一番伟大事业。
此诗的前三联描写了匡山的自然美景,雄奇、秀丽、清幽,可见其对家乡的深情与依恋。尾联则抒发了他欲为大唐盛世奉献出文才武艺的宏伟抱负。不是不热爱家乡与大自然,只是因为早已有了在盛世施展才能的抱负了。
全诗八句,前六句皆写匡山“清境”,末二句写己之政治抱负,亦即远游之目的。全诗于清雅闲适中体现着作者远大的志向和豪迈的情怀,叙事娓娓,抒情款款,可见李白去蜀辞乡之际,既对故乡无限依恋,而用世之心更高于一切。
这是一篇别致的“劝学篇”。记述了李氏力学苦读的成就和家中藏书的情况,赞扬了李氏藏书以遗来者的仁者之心。同时它从历史角度考查了书籍的发展及对社会的重要作用,批评了当时科举士子“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浮浪风气,强调了认真读书的必要性。全文结构清晰、叙议结合,是一篇关于古代藏书的难得佳作,也是读者了解宋代藏书状况的参考史料。
文章一开始就论述了书的宝贵,作者举了两类东西作陪衬,如“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使人见了喜欢、听了悦耳的好处,但并没有普遍使用的价值;金石草木丝麻等物品,有普遍的使用价值,但又有使用损耗和来源短缺的弊病。在这两个陪衬下,作者才引出书籍的宝贵——有上面两类东西的优点,而没有它们的缺点,不论什么人都能从中得到一些益处。运用这种对比方法,既生动又通俗,书的宝贵价值一下就显示出来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也是说书宝贵和读书的好处,但含义庸俗,引人入邪。该文的对比方法,内涵健康,人人明白,富有新意。
“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这句话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意思是说从孔子起,人们就很重视读书。那时书很少,只有周朝王室的书很多,求书很难。作者从不同角度举了例子,一是楚国很大,可是只有左史官倚相能读懂上古时代的书籍;二是达官贵族如韩宣子、季札,也是到了鲁国才见到《易象》和《诗经》这类书;三是当时一般读书人,能见到六经的也很少。这些都说明孔子时代求书很难,学习条件很差,但是那时候的读书人却学习得很好,“皆习于礼乐,深于道德”。作者采用博证法,有意增强可信程度,并非繁文缛节,另一个作用可以反衬古代读书人的刻苦认真。“非后世君子所及”,既总结上文,又引出下文后世读书人存在的问题。
第二段作者采用详略结合的方法,先概述自秦汉以来,书逐渐多了,得到书籍已经很容易了,但学者却“益以苟简”,学习态度越来越不那么认真了。这是从历史的角度作简要的叙述,再从亲身见闻方面加以证明。苏轼先从自己听见过老儒先生讲起,“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是指求书难;“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是叙述学习刻苦。
再写所见,眼见现在书越来越多,求书极其容易,可是“后生科举之士”却“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历史角度从简,所见所闻从详,重点是落在批评后生科举之士不爱读书的坏习气上。文章前面用“何哉”,后面又用“此又何也”,两相呼应,都是责问不重视读书是什么缘故,表示两重叹息。一问再问,问而不答,留给读者去想,寓劝于问,意味深长。
涓涓流水归大海,作者前面写的铺垫,目的还是在于写李君山房藏书的意义。“余友公择”是交待人物,说明李氏与作者自己的关系。“少时读书于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交待读书和藏书的时间和地点,这是写记的基本要素。“山中之人思之”,是写李君的为人深受山人尊敬。“藏书凡九千余卷”,是说明藏书的数量。“公择既已涉其流”至“以闻于当世矣”这段反映李君读书认真、受益颇深,品行受人尊敬。“不藏于家,而藏于其故所之僧舍”说明李君藏书的与众不同,目的为了“将以遗来者”,它运用重复的修辞手段,有意加以提及。“此仁者之心也”,到此,文章着重颂扬了李君藏书的善举和无私的品质。最后,作者表示要抓紧时间好好阅读李君藏书,以资自补的愿望。同时趁写记的机会,规劝来者和今之学者要爱惜书的宝贵,改变有书不读的毛病。既与前面论述相呼应,又完成了作记劝学的目的。
全文主要采用了议论与叙述相结合的写法,先议后叙,把书的宝贵、求书之难、学者日趋不重视读书的道理和现象写透,再写李君藏书的意义。文章内容层层铺垫、前后呼应,在议论中运用了对比、陪衬、博证等手法,有力地加强了生动性和说服力。作者在语言方面很少用排偶句,大多是参差不齐的散行句,显得十分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