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朱锡珪》这首唐代诗人贾岛的一首五言律诗之一。
贾岛出生于平民家庭，门第寒微。所以他早年行事率不可考。传说他30岁前曾数次应举，都不得志。失意之余，又迫于生计，只好栖身佛门为僧，取法名无本。贫困的家庭景况，枯寂的禅房生活，养成他孤僻冷漠而内向的性格，耽幽爱奇，淡于荣利，喜怒鲜形于色，世事颇少萦怀。但他仍酷爱吟诗，常常为构思佳句而忘乎所以，“虽行坐寝食，苦吟不辍。”贾岛也因此被视为唐代苦吟诗人的典型。
文中“钓”、“烧”、“吞”、“厄”等字足以看出其字句上下工夫。
“烧”字表现了在诗的意境营造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贾岛诗中对于燃烧状态的表现就颇能反映这种特色。
这首诗能充分体现贾岛尚意的特色，贾岛诗常从体认中来，所写之景并非盛唐诗人那种对自然或沉浸或相融的描绘，亦即贾诗在写景中少了情的因素，而采取远观的态度对所描绘的景致进行意念上的再加工，使之符合某种非凡的审美体验，使读者可以对其进行直接的审美观照，进而获得超人意表的审美感受。
此诗作为一位长辈对晚辈的赠诗，自然不离一些忠告和勉励的话语，同时此诗也抒发了作者理想不得实现的感慨。
诗分四段。开头六句为第一段，是对从甥的夸赞。“鱼目高太山，不如一玙璠”，这起句奇绝高迈，犹如飞自天外，落之玉盘。高如泰山的夜明珠，不如一块美玉。这开头的两句议论，引入入胜，又为下两句夸甥作了铺垫。下两句把从甥比作明月，评价何等之高！明月行天，万人仰看，声价动地，自不必说了。一句“动天门”，反衬动人间，一语两面，可谓奇异妙笔。“能成吾宅即，不减魏阳元”两句，用了一个典故。魏阳元即魏舒，少孤，为外祖家抚养。外家起宅，即宅者云：“当出贵甥。”外家视魏舒少而慧，以为应验。魏舒曰：“当为外视成此宅即。”（《晋书·魏舒传》）此两句诗意，是赞从甥高才，不弱于魏舒。诗人把如明月一般声价的高五，视为“能成吾宅即”，似有贬抑之嫌，其实不然，诗人是从辈份上立论的，显然含有爱惜之意。
“自顾”以下八句为第二段，诗人自述个人境况。他夸赞从甥“能成吾宅即”之后，自比惭愧，所以有“自顾寡筹略，功名安所存”之句。李白未获“功名”，是否因缺少筹略尚无定论。“从政治思想家和活动家的角度看，李白实在不算高明”（王运熙《李白集校注·前言》），但他仕路受阻，主要还是因为权贵谗毁。李白政治上受挫之后，仍怀报国之心，但也时有出世之想，泄气之辞。“五木”以下六句，直叙境况。诗人把自己比作“绳系穷猨”，不得自由，心想五木一掷，摆脱爵禄的羁绊。五木，古代赌博的一种器具。《世说》云：桓宣武与袁修道樗蒲（博戏），“袁修道齿不合，遂厉色掷去五木。”诗人化用此典，内含寓意。李白蔑视权贵，而注重友情。为了报答故交的恩义，他不惜“千金散尽”；为使堂上醉人尽兴，又不惜以骏马换酒。他生性豪侠意气，鄙视黄白之物，每遇故交，慷慨解囊，兴之所至，不惜以“五花马，千金裘”去“换美酒”，“同销万古愁”（《将进酒》）。此诗“枥中”四句自述境况，充分表现了诗人豪爽重义的情性。
“闻君”以下十句为第三段，转写离别之情。“闻君陇西行，使我惊心魂”。听到从甥将去陇西，陇西郡乃唐代边陲荒凉之地。西行此地，不能不令人为之一惊。以下则写送别时的复杂心情。意思是想与从甥同去“飘飖”，如寒鸟入荒原，雪天各飞翻。但是诗人心中又有矛盾，没有明说，只言此种心情，如江水流卷，难以陈述完全。“贫家羞好客，语拙觉辞繁”，是说贫家偏偏好客，语拙偏又辞繁，这种自即矛盾难以说明白。因此几天打不起精神，连吃饭也感到无由的羞愧。此番送别之情，写得细密委婉，一语三叹。
“自笑”句以下为最后一段，开解之言。意思是：自笑我不是大丈夫，生来多有苦事难以摆脱。心中积蓄了多少忧愤，何处能得到开豁？想来犹如天地间一层浮云，此身不过是物之毫末罢了；顷刻间即无踪影，终归化入自然之气中了。古代哲人以为“万物散而为太虚”。想到如此，所以“去去何足道？临歧空复愁。”去去，指从甥陇西之行。临歧，面临歧路。此为宽解之语。“肝胆不楚越；山河亦衾帱。”《庄子·德充符篇》云：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诗人借此开斛，既然认为万物皆一，与自然同体，那么山河也就是床上的帐被了。诗人借庄子之言，以表豁达之情。“云龙若即从，明主会见收。”《易乾·文言》云：云从龙，风从虎。意思是龙起生云，虎啸生风，同类感应。后用以比喻君主得贤臣，臣子遇明君。诗人借此是说从甥西行，如果云龙即从，建功立业，那么皇帝会征召入朝的。最后诗人谈到自己，则另有一番深意。“成功解即访，溪水桃花流”，是说：成功之后不会忘了我，找我可到有溪水桃花的地方。晋人陶渊明写了《桃花源记》，那脱离尘世之累的自由生活所在，成为许多政治失意之人向往之处。李白曾有“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古风·郑客西入关》）之句，反映了诗人对桃花源的向往。此诗以“溪水桃花流”作结，暗含诗人隐居之想。
上片，运用神话传说，戏弄、嘲笑紫姑神。“玉肌铅粉傲秋霜，准拟凤呼凰”，画出了紫姑神“玉肌铅粉”的“箕”体和以“凤呼凰”的“箸”音等的神相。“伶伦不见，清音未吐，且糠批吹音，黄帝乐官的音律中看不到，以“清香”作引诱向善男信女索取香钱这一举动也传开不去，全都属于米皮、谷壳一类的糠秕，四处吹嘘飘扬。紫姑神虽命贱位卑，受到祭祀，但苏轼还是向世人指明紫姑神只不过是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愚弄百姓的“坑三姑娘”。“糠秕吹扬”四字，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下片，以历史为镜，进一步揭示紫姑神虚无本质的意义。“到处成双君独只，空无处，烂文章”，从“箕”、“箸”之相貌不同凡人入手，将民间“岁正月必衣服箕箒”以祭的“子姑”还以本来面目：诗才敏捷，实为满腹“烂文章”，原是一具愚弄百姓的稻草人。“烂文章”三字，画龙点睛，妙不可言。“一点香檀，谁能借箸，无复似张良”，笔锋又一反转。苏轼以历史唯物论指出神话传说也曾被积极利用。即使是紫姑神香檀般的小箸，也可以为现世生活之鉴。谁能借箸代筹以指点江山，只有汉臣张良，别无他人。
全词，以神话与民俗、历史与现实、正反与反正相结合的手法，写了一位“言如响，善赋诗”而又不幸、善变的“紫姑神”。“苏轼以历史学的态度，引神用典，以为警世之治、移风易俗之用。表面戏弄，实富深邃之哲理，值得借鉴。
白居易在《西凉伎》中写道：“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缘边空屯十万卒，饱食温衣闲过日。遗民肠断在凉州，将卒相看无意收。”元稹的《西凉伎》也说：“一朝燕贼乱中国，河湟忽尽空遗丘。连城边将但高会，每说此曲能不羞？”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凉州沦陷未收的原因，是守边将领的腐败无能。张籍的第三首诗正是表达这个思想主题，而诗的风格迥然有别。“凤林关里水东流，白草黄榆六十秋。”这两句写景，点明边城被吐蕃占领的时间之久，以及景象的荒凉萧瑟。“凤林关”，在今甘肃临夏市西北。安史之乱前，唐朝同吐蕃的交界处在凤林关以西，随着边城四镇的失守，凤林关亦已沦陷。在吐蕃异族野蛮掠夺、横暴奴役下，凤林关内，土地荒芜，无人耕种，岁岁年年只见寒水东流，白草丛生，黄榆遍地，一片萧条。这里，诗人既用“白草黄榆”从空间广度来写凤林关的荒凉，又用具体数字“六十秋”从时间深度来突出凤林关灾难的深重。“六十秋”这不是夸张而是写实，从公元762年（唐代宗初年）四镇失陷，到诗人公元824年写这首诗时，已是六十年还未收复。国土失陷如此之久，边民灾难如此之深，为什么没有收复？原因在哪里？由此诗人发出了深沉的感慨、愤激的谴责。
“边将皆承主恩泽，无人解道取凉州。”前句写边将责任的重大。“皆承主恩泽”，说明了边将肩负着朝廷的重命、享受着国家的厚禄、担负着人民的重望，守卫边境、收复失地是他们的天职。然而六十年来失地仍在吐蕃的铁蹄下，这不是国政内虚、边力不足。后一句直指原因：守边的将领无人提起收复凉州。边将享受着国家优厚的待遇，却不去尽职守边、收复失地，可见其饱食终日、腐败无能。这两句一扬一抑，对比鲜明，有力地谴责了边将忘恩负义，长期失职，实在令人可憎可恨，可悲可叹。
此诗的主旨落在最后一句，诗人不是从正面围绕主题来叙述，而是从侧面落笔，这是此诗的一个显著特色。一、二两句从空间和时间描写边城深重的灾难，看来似乎是控诉吐蕃的侵占罪恶，而联系最后一句“无人解道取凉州”来看，诗人的用意是在用现实来谴责边将，正是他们的失职而带来的长期失陷，边将已成了历史的罪人。第三句以鲜明的对照，严正谴责边将无才无德，面对失去的山河熟视无睹。这一景一情，从侧面有力地突现了卒句主旨的表达，义正辞严，酣畅淋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