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前四句以陪衬、夸张手法描摹判命坡高峻难攀之状,形象真切,确乎令人“骇闻”。后四句即兴抒情,于诙谐淡泊中,流露出不胜仕途奔波、羁旅行役的烦恼,和期待早日归隐林下的心愿。全诗用语朴素自然,不见刻意经营之迹,但写景逼肖,写情有味。
中国传统诗歌是讲求含蓄的,讲求情感不过分张扬的。大约是诗人所受刺激太大,开篇就从自己的感受写起,直接写自己的惊恐。先写走到判命坡前看到山的感受。没有一字对判命坡的陡峭进行直接描写,而是用了对比,起笔就写自己过钻天岭时胆战心惊,魂不附体的那种恐怖。钻天岭此名足见其险。判命坡,此名也尽显山之陡峭。写钻天岭之险是为了突出判命坡之险。“更骇闻”,看到判命坡,更是让诗人惊骇不已。还没开始登判命坡,就已经充满恐怖了,可见其山之险。范成大是今天江苏吴县人,生活在江南水乡,为官后也从未到过四川,未曾见过这种险山恶水。自然受到了惊吓。
接着写登山的感受。悬崖绝壁,只可侧着脚通过,一不小心踩着坏石头,石头立刻就滚下万丈深渊,而山势陡峭,高耸入云,一伸手就可以触到天上的云朵。举头一握到孤云,恰当地表现了判命坡的险要。从自己登山有感受,从侧面烘托山势的险峻,蜀道的险恶。接着作者发表议论,进一步言判命坡的险恶。微生是作者的自谦之词,这是诗人自嘲命薄,不贵重,所以无法惜身,只能铤而走险,来走这艰难的蜀道。万石君是指汉代石奋的故事。范成大以此做比,巧妙设喻。前面从不同的侧面描写的判命坡的险峻后。再后诗人荡开一笔,写自己归隐故乡,再来谈起这一番经历,当一笑了之了吧。似松实紧,依然扣着这判命坡险要来说。
最后直接说走这个判命坡是“噩梦”。人在困难面前往往会想到家乡想到自己熟悉的故居。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的心境。特别是诗人此番入蜀已是五十岁,又是新病后初愈。而且由湖北入蜀时,遇到江水上涨,不得不从陆路徒步攀援,种种艰难,生出归乡之心是非常真实的。看似不经意的自然表露,可是处处扣着《判命坡》的“险”字,使全篇浑然一体,层次丰富。
全诗仅十句。头八句是写黄家洞蛮抗击官军的战事大略。“雀步蹙沙声促促,四尺角弓青石镞”是写其步履与武装。步子非常奇特,是雀儿一样的步子,一跳一跳的,步子踏(“蹙”)在沙上,便发出“促促”的响声;而他们的武装却是四尺见长的用兽角装饰的弓和用青石作箭头的箭。“黑幡三点铜鼓鸣,高作猿啼摇箭箙”是写黄家洞蛮部队的情状。一种狭而长的黑旗点了三下,铜鼓声大震,蛮民集合了。每一个黄家洞人都像猿猴那样怪声怪气地大声叫喊,双手还频频摇着自己的箭袋(箭箙)。“巾缠踍幅半斜,溪头簇队映葛花”是写这支部队的“军服”。这“军服”和民服无异,也是够别致的了:他们的“裹腿”仅用彩巾斜缠着的。这一支队伍在溪头傲立,映着正在开放的红紫色的葛花,那艳丽斑驳的色彩也够撩人眼目的了。“山潭晚雾吟白鼍,竹蛇飞蠹射金沙”是写黄家洞蛮伏击官军的战事。这一场伏击是这样奇妙、神速,就好似白鼍晚吟、竹叶青蛇、飞蠹突然向人发动袭击一样,不但恐怖异常,也让人猝不及防。这一句王琦解为“状洞中景物”,实不确。因为这样解,此句便游离于全篇。叶葱奇注为写翻船(白鼍)和蛮人之射箭(竹蛇、飞蠹)。又有点过于拘泥。其实这两句就是写黄家洞蛮作战的勇猛无敌、神速无匹的。
后两句是写战后情景。这里有一个对照:黄家洞蛮在战后,骑着自己的“竹马”悠悠然地回到家里;可官军却屠杀容州的百姓,以人头数交差。
这首诗的题旨是刺官军的无能、残暴与歹毒。李贺一生,贫病相加,仕途多舛。他对当道者是充满了无比的憎恨与愤怒的。他的诗因此很不乏讥刺时事之作。如《夜饮朝眠曲》是刺当权者的淫逸生活的,《秦宫诗》是刺豪门的专横跋扈的,《吕将军歌》是刺宦官带兵平藩的,《老夫采玉歌》是刺富者榨取采玉工人血汗的。《黄家洞》与这些讽时刺世之作,在批判的精神上是相通的。但这一首诗同情并讴歌少数民族人民的起义斗争,这在唐诗中又实属罕见。李贺的这一首诗,是超越了阶级和种族偏见的。在这一点上,李贺要比他的师长韩愈——他称黄家洞为“贼”——的思想要先进得多。这首诗应当是李贺诗中的民主性的精华。虽历经世,又过千载,这首诗的思想异彩仍能在唐诗苑中放射出奕奕不灭的耀眼光华。
《黄家洞》在艺术上仍是一种奇崛幽峭,秾丽凄清的风格。奇特的步式、蛮荒的戎装、猿啼一般的怪叫,都生发出一种诡奇而幽丽的神韵;而那与这“奇装异服”相映的红紫色的葛花,又很能增加全诗的凄清而艳丽的氛围。在这里,诗人是把战士诗化了。把战事也诗化了。战争并不残酷,它显得很美好,很有趣。这一点不仅说明诗人的同情是在黄家洞人民方面,也说明诗人的美学观总是和善、和同情心联系在一起的。再就是篇末点题法。全诗十句有九句是写黄家洞人的军威的,仅在篇末才点了官军一笔。而这一笔恰恰是全诗的关键处、诗意所在。全诗由这一句而神彩飞动,令人震惊。按理说,表现主题的部分一定要用重笔墨,不厌其繁,而这首诗却一反常情,不厌其略。这种手法,恰如相声的抖包袱皮,一层层剥去,显得很有趣,很有情致,而剥到最后竟是一个奇异的发现,这就要比句句写官军杀良报功的方法巧妙、神奇,而且会经济得多。大约这种方法十分类似军事上的声东击西,很能出奇而制胜的。
清人李重华在《贞一斋诗话》里有段评论杜甫绝句诗的话:“七绝乃唐人乐章,工者最多。……李白、王昌龄后,当以刘梦得(注:指刘禹锡)为最。缘落笔朦胧缥缈,其来无端,其去无际故也。杜老七绝欲与诸家分道扬镳,故尔别开异径。独其情怀,最得诗人雅趣。”他说杜甫“别开异径”,在盛唐七绝中走出一条新路子,这是熟读杜甫绝句的人都能感觉到的。除了极少数篇章如《赠花卿》、《江南逢李龟年》等外,他的七绝确是与众不同。
首先,从内容方面扩展了绝句的领域。一切题材,感时议政,谈艺论文,纪述身边琐事,凡是能表现于其它诗体的,杜甫同样用来写入绝句小诗。其次,与之相联系的,这类绝句诗在艺术上,它不是朦胧缥缈,以韵致见长的作品;也缺乏运用于管弦的唱叹之音。它所独开的胜境,在于触机成趣,妙绪纷披,显得情味盎然,如同和读者围炉闲话,剪烛谈心;无论是感慨唏嘘也好,或者嬉笑怒骂也好,都能给人以亲切、真率、恳挚之感,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朴质而雅健的独特风格,是耐人咀嚼不尽的。
《戏为六绝句》(以下简称《六绝句》)就是杜甫这类绝句诗标本之一。以诗论诗,最常见的形式是论诗绝句。它,每首可谈一个问题;把许多首连缀成组诗,又可表现出完整的艺术见解。在中国诗歌理论遗产中,有不少著名的论诗绝句,而最早出现、最有影响的则是杜甫的《六绝句》。《六绝句》前三首评论作家,后三首揭示论诗宗旨。其精神前后贯通,互相联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戏为六绝句》第一首论庾信。杜甫在《春日忆李白》里曾说,“清新庾开府”。此诗中指出庾信后期文章(兼指诗、赋),风格更加成熟:“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健笔凌云,纵横开阖,不仅以“清新”见长。唐代的“今人”,指手划脚,嘲笑、指点庾信,足以说明他们的无知。因而“前贤畏后生”,也只是讽刺的反话罢了。
第二、三首论初唐四杰。初唐诗文,尚未完全摆脱六朝时期崇尚辞藻浮华艳丽的余习。第二首中,“轻薄为文”,是当时的人讥笑“四杰”的话。史炳《杜诗琐证》解释此诗说:“言四子文体,自是当时风尚,乃嗤其轻薄者至今未休。曾不知尔曹身名俱灭,而四子之文不废,如江河万古长流。”第三首,“纵使”是杜甫的口气,“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则是当时的人讥笑四杰的话(诗中以“卢王”来指四杰)。杜甫引用了他们的话而加以驳斥,所以后两句才有这样的转折。意思是即便如此,但四杰能以纵横的才气,驾驭“龙文虎脊”般瑰丽的文辞,他们的作品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这三首诗的用意很明显:第一首说,观人必须全面,不能只看到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第二首说,评价作家,不能脱离其时代的条件。第三首指出,作家的成就虽有大小高下之分,但各有特色,互不相掩。应该恰如其分地给以评价,要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向前人学习。杜甫的这些观点是正确的。但这三首诗的意义,远不止这些。
第四首诗继续第三首诗意,对那些不负责任地胡乱糟蹋前贤现象的批评,指责这些人自己的作品不过是一些翡翠戏兰苕一般的货色,而没有掣鲸鱼于碧海那样的伟著。
“不薄今人爱古人”中的“今人”,指的是庾信、四杰等作家。杜甫之所以“爱古”而不“薄今”,是从“清词丽句必为邻”出发的。“为邻”,即引为同调之意。在杜甫看来,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清词丽句”不可废而不讲。更何况庾信、四杰除了“清词丽句”而外,尚有“凌云健笔”、“龙文虎脊”的一面,因此他主张兼收并蓄:力崇古调,兼取新声,古、今体诗并行不废。“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应当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
但是,仅仅学习六朝,一味追求“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一类的“清词丽句”,虽也能赏心悦目,但风格毕竟柔媚而浅薄;要想超越前人,必须以恢宏的气度,充分发挥才力,才能在严整的体格之中,表现出气韵飞动的巧妙;不为篇幅所困,不被声律所限,在法度之中保持从容,在规矩之外保持神明。要想达到这种艺术境界,杜甫认为只有“窃攀屈宋”。因为《楚辞》的精彩绝艳,它才会成为千古诗人尊崇的典范,由六朝而上一直追溯到屈原、宋玉,才能如刘勰所说:“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咳唾可以穷文致”(《文心雕龙·辨骚》),不至于沿流失源,堕入齐、梁时期那种轻浮侧艳的后尘了。而杜甫对六朝文学既要继承、也要批判的思想,集中表现在“别裁伪体”、“转益多师”上。
《六绝句》的最后一首,前人说法不一。这里的“前贤”,是泛指前代有成就的作家(包括庾信、四杰)。“递相祖述”,意思是因袭成风。“递相祖述”是“未及前贤”的根本原因。“伪体”之所以伪,症结在于以模拟代替创造。真伪相混,则伪可乱真,所以要加以“别裁”。创造和因袭,是杜甫区别真、伪的分界线。诗人只有充分发挥创造力,才能直抒襟抱,自写性情,写出真的文学作品。庾信的“健笔凌云”,四杰的“江河万古”,就在于此。反过来,拾人牙慧,傍人门户,必然是没有生命力的。堆砌词藻,步齐、梁时期的后尘,固然是伪体;而一味模仿汉、魏时期古人的作品,也是伪体。在杜甫的心目中,只有真、伪的区别,并无古、今的成见。
“别裁伪体”和“转益多师”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别裁伪体”,强调创造;“转益多师”,重在继承。两者的关系是辩证的。“转益多师是汝师”,意思是无所不学,没有固定的学习对象。这话有好几层意思:只有“无所不师”,才能兼取众长;没有固定的学习对象,不限于一家,虽然有所继承、借鉴,但并不妨碍诗人自己的创造性,这是第一层意思。只有在“别裁伪体”,区别真伪的前提下,才能确定“师”谁,“师”什么,才能真正做到“转益多师”,这是第二层意思。要做到“无所不师”而没有固定的学习对象,就必须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学习别人的成就,在吸取的同时,也就有弘扬和舍弃的地方,这是第三层意思。在既批判又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熔古今于一炉,创作出诗人自己的佳句,这就是杜甫“转益多师”、“别裁伪体”的精神所在。
《六绝句》虽然主要是谈艺术方面的问题,但和杜甫总的创作精神是分不开的。诗中“窃攀屈宋”、“亲风雅”则是他创作的指导思想和论诗的宗旨。这六首小诗,实质上是杜甫诗歌创作实践经验的总结,诗论的总纲;它所涉及的是关系到唐诗发展中一系列的重大理论问题。在这类小诗里发这样的大议论,是前所未有的。诗人通过各种事例来总结出一系列的要点,将严正的笔意寄寓在轻松幽默的笔调中,娓娓道来,庄谐杂出。李重华说杜甫七绝“别开异径”,正在于此。明白了这一点,这组诗之所以标为《戏为六绝句》,读者也就不难理解了。
汪元亨的《朝天子·归隐》共二十首,就体段来说,前人或名为“重头”,或称为“联章”。这里所抄录的是其第二首。
前三句写其归隐的生活:不为衣食操心,不为名利劳神,有时“歌咏楚词”,有时“赓和杜诗”,有时“临写羲之字”。悠闲,风雅,用作者在这一组诗的第四首中的话来说,是“无半点尘俗闷”。“楚词”即“楚辞”,指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的诗歌。为了欣赏楚辞的韵味,吟时必须节奏舒缓,因此特于“歌咏”之前恰 切地置一“长”字,强调其声调的曼长,表现其陶醉的神情。“杜诗”,指诗圣杜甫的诗歌。“赓和”是接在后面模仿别人诗歌的题材或体裁而写作。杜甫曾说他“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晚节渐于诗律细”。为了要踵武诗圣,握笔时必须十分认真,因此特于“赓和”之前以恰切地置一“细”字,强调其字斟句酌的细心,表现其推敲的神态。“羲之”,即被人尊为书圣的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临写”之前的“闲”字,是安静的意思,是用以表现临摹王羲之书法时,聚精会神,没有丝毫杂念之心境的。作者在这一组诗的第四首中说“长歌楚些吊湘魂,谁待看匡时论。”可以与这三句相互发明。
接下来的第四、五句,写其归隐的处所,兼表相关的主观意向。就处所来说,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其地理位置在远离“朝市”的“乱去堆里”的高山深处;二是其房舍的质量为简陋的“茅茨”。曲的语言,“不贵熟烂而贵新生”,作者在这里不用现成的“白云深处”,而铸造出“乱云堆里”,便是有意识地避熟就生,并增加语言形象的视觉感。“茨”,用芦苇、茅草盖的情屋顶。《诗·小雅·甫田》:“如茨如染。”郑玄笺:“茨,屋盖也。”“朝市”,犹言都会,指繁华的闹市。相关的主观意向,是对“朝市”的厌恶,“无意居”,对“乱云堆”里的“茅茨”的喜爱,有意“结”。为什么厌“朝市”而喜“乱云堆里结茅茨”呢?作者在这一组诗的第一首中说的“远红尘俗事冗”,正好可以移来做为注脚。
第六、七、八句,写其归隐的原因。这原因来自作者对历史人物命运的总结,是他在这一组诗中经常使用的音符。“珠履三千”,用战国春申君事。《史记·春申君列传》:“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这里是借以泛指承君主恩宠的势家豪门的奢华。“金钗十二行”用唐代牛僧孺(思黯)事。《山堂肆考·角集》二十三:“白乐天尝方言牛思黯自夸前后服钟乳三千两,而歌舞之妓甚多,故答思黯诗云钟乳三千两,金钗十二行。”这里是指以泛指承君主恩宠的势家豪门的姬妾众多。这两句,对偶成文,词藻华丽,触笔无多,但其富贵、煊赫的气象,已经跃然纸上了。紧接着的“朝承恩暮赐死”一句,陡然一转,说明“福兮祸之所伏”,富贵荣华难以久长。早晨刚刚得宠,晚上便会被杀。这真是当头棒喝,足以令人惊心动魄,冷汗淋漓,不胜恐惧之至。
最后的三句,写归隐的志向:要像商山四皓的采此芝于商山和严子陵的理钓丝于桐江,彻底与功名事决裂,以渔樵生活终老。“采商山紫芝”,用商山四皓事,意谓隐于山林。秦末,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为避乱而隐居商山。四人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高邦建汉为皇帝后,想要把他们罗致到朝廷来辅政,结果没有办到。“商山”,在今陕西商县东南,林壑深邃,形势优胜。“紫芝”一句灵芝,是一种菌类植物。“理桐江钓丝”,用严子陵事。意谓隐于水滨。严子陵,本姓庄。少年时与东汉的开国之君刘秀同游学,刘秀即帝位后,他变姓句而隐居不见。后来刘秀找到了他,任为谏议大夫,他不肯就职,归隐于富春山,垂钓于桐县南之江滨。“毕罢了功名事”这一末句,肯切坚决,字声合谱。作者这一组诗的第七首中的“功名事莫求”,第十七首中的“断绝了功名念”,都与这一句意同。“毕罢”,元时俗语,意为了结,撇下。
用事较多是这首小令的特点之一,亦是其缺点。不论其“珠履三千,金钗十二”,还是其“采商山紫芝,理桐江钓丝”,都做到了如王骥德《曲律》所说的,“引得的确,用得恰好”,“明事暗使”,用在句中,令人不觉,如禅家所谓撮盐水中,饮水乃知咸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