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阕词写的是梦醒之后的感觉和追忆，和另一首《更漏子·柳丝长》的手法近似又不似。近似的是都是在最后一句点明是梦。那里“梦长”是明说，而这里“觉来”则是暗示。但都是从梦中醒来的这一点则是无疑的。所不同的是：《更漏子·柳丝长》没有写梦境，只写梦醒后的苦苦难眠；而这一首却是专写梦境，而把醒时的苦况则轻轻一笔带过，章法极具变化。
此词以女子的身分和口吻描写其心理和感情，十分细致地表现了女子对男方的一往情深，以及对爱情的始终不渝。
词的上片描写女子与男方的花里相见。开头三句，描写女子整妆而往，在花丛之中与自己的情人相见。“暂时”两字，透露出此种相见乃私相约会，故只能一时而不能长久。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金雀钗，红粉面”，应当是指梦中于“花里暂时相见”的人，不像是说自己。因为人不好自己夸自己是“红粉面”的。所以诗人紧接着用醒时的口吻说：“花里暂时相见”。“暂时”是过后的衡量，是追叙的回忆，也是对于梦的一番惆怅。他们在花里暂时的、也就是匆匆的又见了一面了。这是自我安慰，因为聊胜于无；但也充满了惆怅，因为毕竟是梦。相见在梦中，而又匆匆地醒了，所以诗人要突出地点明“暂时”二字，以示惆怅。正因为写的是暂时在花中相见的一段情景，所以“金雀钗”、“红粉面”当是相见时见到的那人的模样。这种重复梦中的情景，正是在回味，在念念不忘。
上三句写梦中之景，下三句写梦中之情。“知我意，感君怜。”这里分明有一椿冤事在。怜，是包括爱与哀的意思。唯其爱，是以哀。这两者有连带关系。正因为人好而被冤，这才所以爱而哀。唯其知道爱而哀，所以词人才要说：“知我意。”是表示对对方“知我”“怜我”的感激，这是写情之深。“此情须问天”是对天盟誓，指天以明心的意思，这是写情之坚。由此可见，女子在会见时的感情是何等炽热强烈。
词的下片，描写女子对男方的执着的爱情。从时间上看，写的是“暂时相见”之后；从内容上看，则是对女子内心感情的进一步描写。“暂时相见”之后，女子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刚才花里相会时的情景，以及会见时燃烧在女子心中的爱情的火焰，不但没有消失、减弱，反而更加鲜明、强烈了。于是，女子将这内心的感情，化成了默默的誓言。“香作穗，蜡成泪”，是女子回房时看到的情景。香尽蜡灭，说明时已深夜。但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见景生情，托物寄情手法的运用。在女子看来，这香作之穗，蜡成之泪，“还似两人心意”，是“两人心意”相合的心心相印的象征。“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是李商隐的传世名句。它以谐音双关和形象的比喻，述说了对所爱者至死不渝的情思和无穷无尽的恨别，表明了自己的一往情深，爱之极至：若要不相思流泪，除非像蚕蜡一样，身死灰尽。词人此处的描写，或许是对李诗的化用。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说得是“两人”面不是一人，是兼及男女双方的，其特点是，男方的心意不是由男一方自己说出，而是由女子代为说出的。这样写，当然是以女子亲身体验到男方的怜爱为基础的，但却更是以女子本身的感情为基础的。代男方言其心意，更可以见其自己的心意。
女子虽然知己之心，也知君之意，但毕竟只能“暂时相见”的现实，给她的心情罩上了一层阴影。“暂时”之外的时间是多数的，大量的，而在这些时间里是不能相见的，这不能不使女子感到阵阵愁思袭来。故结末三句，词人以枕腻衾寒，更残漏尽，夜不能寐，来写女子在“暂时相见”之后的孤独和寂寞，这是非常符合女子此时此地的心理状态的。也许，深夜难眠，孤寂难挨的女子，还在回忆着刚才“暂时相见”的情景；或者，正在想着下一次的“暂时相见”从这个角度说，此一结尾又是含蓄有味，余韵不尽的。
这阕词很为前人所称赞。它妙就妙在首先给人一个极美的意境，然后一下让人落于冷寂的现实，造成感情上的巨大落差。而在这巨大的落差之间，如瀑布一样的不是空的，不是一片漆黑，而是充满感情的芬芳，溅射出忠贞的奇姿异彩。是以给人以感情上的纯洁化，这在技术上较之从头说起，有着极大的震宕。其实，如果按词的内容来排列，恰好应当调过头来，把末句放在开头。更残、梦醒，一个人睡在冰冷的被子里，想到刚才居然还梦见了情人。她还是那样的漂亮，从服饰到颜色，然后想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梦，从而想到彼此之间的深情厚意。词人为了在写法上突破一般化，是很懂得蒙太奇的手法的，一下把主人公最美的情景推到读者的眼前，然后再夹以回叙。通过现实情与物的化入，最后才使人知道：啊，原来竟是一个梦！不由人不升起一缕惋惜之情而对于现实的理解。
由于温庭筠的词几乎是完全诉之于视觉，温庭筠只是加以组合，通过这画面的组合变化，使读者去理解诗人的创伤及思想。因此，这倒很合乎当代的电影语言。
《太上感应篇》作为一部道教经典，它所阐扬的入世行善以求长生乃至成仙的理论，使积善成仙这一修持法门得以流行推广，从而便利民众修道。该典籍含摄了儒、道两家的主流思想，最大限度地扩充社会的行善群体，促进了人间善业的发展。《太上感应篇》作为一本道德行为手册，加之其对“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提倡，更是对当今创和谐社会的实践与完成有积极明确的指导作用。
《太上感应篇》，又称《感应篇》，它成书于我国北宋末年。它是一部篇幅很短的道教典籍，全文仅1274个字。该道经由道教基本理念、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善恶报应说这三大素材结合而成，是三教合流较为成熟的产物。《太上感应篇》因其知名度倍受古今中外众多学者的评注，然而他们多为考究该经的形成渊源或文本特征。
一、推广积善法门便利民众修道纵观宋以前的修仙法门大致有以下情形：先秦时期主要以“养神”、“服气”、“炼气”、“饵药”、“祀祷”方法求“羽化而登仙”。至秦始皇及汉武帝，人们既贵长生不死药，亦重坛场祷祀。其后《太平经》主要推介守一存神法门。东汉张陵五斗米道重视符箓咒语。东晋《上清经》则重存守人身三丹田之三一，及存守脑部九宫之“雄一”、“雌一”。先秦至唐，人们多重视外丹，即以矿物、植物等为材料，炼化成上、中、下三种药物（多以黄白为大药），欲借外在药物来改变自身体质，去除肉质凡胎而达长生、成仙。但因服食外丹有较大副作用，唐末人们改而修炼内丹。内丹即用导引吐纳、避谷食气等方法，以人身上、中、下丹田为鼎炉，炼化后天的精、气、神，使其转与先天的元精、元气、元神合为一体，以求长生、升仙。
《太上感应篇》当然也谈长生求仙，然绝口不提修炼、服食、导引、符箓，而只言：“凡人有过，大则夺纪，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 虽然早在《太平经》就认为，天地之间，寿最为善，积德行善乃长寿升天的要道。也尽管积善成仙说是先由西晋葛洪《抱朴子内篇》提出进而被《太上感应篇》所吸收的，但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却是随着《太上感应篇》的问世与流行，才逐渐受人们重视并践行的。宋代以降，在凡俗生活中成仙了道变成一种普遍的社会取向，行善积德也演变成为一种必须的宗教实践，与其它修持方式相得益彰。如明清时期的道教修炼以行善积德为外功，认为只有多积外功，才能最终使内丹修炼有所成就。再如清末民初出现于四川西部的飞鸾教，其修持方法也是以静坐炼丹，彻悟至道为内功，而以力行善事、广积阴功为外功。或许是因为《太上感应篇》出现之前的积善成仙说犹如一缕轻烟般若隐若现，而其之后该修炼法门便如熊熊烈火般一览无余，方才有学者将今日道教的行善法门归始于《太上感应篇》，而无视《太平经》抑或《抱朴子内篇》。确切地说，《太上感应篇》对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起到推广的作用，而并非其首创。该经对积善成仙法门的发扬与推广，一定程度上使道教的长生修仙术不再专属于贵族，也使修道之人可以摆脱以往服食炼养、斋醮科仪的繁缛礼节，为广大普通民众开启了相对便利的修道方式。
二、融汇儒道思想广促人间善业《太上感应篇》含有儒道两家思想。第一，道之求长生、成仙，齐物畏神的思想。如经中提到道教的司功过之神：三台北斗神灵、三尸神、灶神，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世人的表现，记录人们的罪过，以让天曹依此对恶者进行处罚。第二，儒之伦理道德规范。占有该经最大篇幅的众善诸恶之说，共列出26条善行和170条恶行，多以儒家“三纲”、“五常”之义理为判断标准，如称“忠孝友悌，正己化人”、“衿孤恤寡，敬老怀幼”、“不彰人短，不炫己长”等为善举，而判“阴贼良善，暗侮君亲”、“虚诬诈伪，攻讦宗亲”、“轻蔑天民、扰乱国政”等为恶行。俞樾评价该书说：“此篇虽道家之书，实不悖乎儒家之旨”。第三，道家三缄其口，三善、三恶、古之慎言之说。因而《太上感应篇》所言“吉人语善、视善、行善”、“凶人语恶、视恶、行恶”等。众善诸恶中的“纵暴杀伤”、“口是心非”、“造作恶语，谗毁平人”、“贪婪无厌”、“每好矜夸，常行妒忌”等，也多来自儒道。
《太上感应篇》不仅只简单地兼容了儒道思想，更是“突出了传统宗法性宗教的宗教思想——天道承负。大大缩小了宗教界限，得以劝化更多不同社会背景的群体行善积德。再之，《太上感应篇》流传之广，从帝王将相到渔樵耕牧，各阶级各阶层几乎都有它的信奉者。当时许多世代书香人家，尽管门口贴着“僧道无缘”的标语，但在他们的案头大都放着教导子孙的教育范本，如《太上感应篇》与《文昌孝经》等。其次，《太上感应篇》流传之久，从北宋真宗开始，赐钱刊刻，大显于世，历代受到推崇。半个世纪以前，佛家重印了《太上感应篇》，印光法师还亲自作序褒扬。而在七八年前，福建省佛教协会佛教教育基金委员会又将其加以大量影印。一千多年来，这种善思想的传播也渐渐形成了以慈善为荣的社会风气。回顾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在官办慈善事业鼎盛的宋元时期，私人慈善活动开始零星出现，如范仲俺的“义田”、刘宰的“粥局”、朱熹的社仓等。至明清时期，社会慈善事业处于巅峰状态，诸如育婴社、普济堂、同善会、清节堂等大量的民间慈善团体组织也开始涌现。素有“古今第一善书”之称的《太上感应篇》，凭其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力，对人间善业的兴起、发展、普及自当功劳不小吧。
三、倡导除恶行善助创和谐社会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面对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及时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大则再次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然而创和谐社会的实践已达数年之久了，社会各个领域的诸多不和谐现象仍屡见不鲜，如奢靡浪费、家庭纠纷、盗窃抢劫、巧取豪夺、贪赃枉法、毁坏生态等等。因此如何更为有效地构建和谐社会成为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课题。胡锦涛总书记曾对和谐社会这一概念作过全面阐述：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从该阐述中，我们可推知和谐社会主要包括两个内涵：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所以若能促使这些关系趋于和谐，即是在创和谐社会了，而《太上感应篇》里所竭力提倡的行善去恶思想对此有导向作用。
《太上感应篇》首先宣劝了26个善举，如：“不履邪径，不欺暗室”、“忠孝友悌，正人化己”、“济人之急，救人之危”、“不彰人短，不炫己长”、“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昆虫草木，犹不可伤”、“积功累德，慈心于物”等等，实则教导我们树立善信念，并以慈善之心为人处世。倘若人人之心皆慈，人间之举皆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还有什么理由不和谐呢？“行善积德”当属化解一切不和谐因素的良方。接着《太上感应篇》所竭力主张去除的170个恶行涉及世人生活中的各个层面，有关个人品行、家庭、经济、政治和对自然界的态度等，林林总总，面面俱到。该作者认为，在个人品行方面的恶行有：“以恶为能，忍作残害”、“知过不改，知善不为”、“讪谤圣贤，侵凌道德”、“耗人货材，离人骨肉”、“乘危迫胁，纵暴杀伤”、“斗合争讼”、“贪冒于财，欺罔其上”等等；在家庭方面的恶行主要有：“抵触父兄”、“用妻妾语，违父母训”、“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无行于妻子，失礼于舅姑”等等；经商的恶行有：“短尺狭度，轻称小升；以伪杂真，采取奸利”等等。为官的恶行有：“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倾人取位；诛降戮服，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赂”、“妄逐朋党”等等；对待自然所犯的恶行如：“用药杀树”、“诃风骂雨”、“无故杀龟打蛇”等等。世人但凡自省，在这物欲横流、钱权至上的社会里，此中有多少恶行是我们司空见惯并且习以为常了的 呢？诸恶不除，和谐社会永远只可能存在我们口头上，或在来世的彼岸里。所以，在当今邪恶已经累行的社会时期，“惩恶除恶”必然该是创和谐的一大手段。只要人人力除身上的种种恶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则将逐渐趋于和谐。若每个人都积极响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和谐社会离我们还会远吗？
综上所述，《太上感应篇》虽生于中古，但对当时及现今广大民众修道成仙，对人间善业的发展，对当今和谐社会的创建都有不匪的现实意义，是一部极具生命活力的不老道典。
造谣之所以有效，乃在于谣言总是披着一层美丽的外衣。恰如英国思想家培根所说：“诗人们把谣言描写成了一个怪物。他们形容它的时候，其措辞一部分是美秀而文雅，一部分是严肃而深沉的。他们说，你看它有多少羽毛；羽毛下有多少只眼睛；它有多少条舌头，多少种声音；它能竖起多少只耳朵来！”古人称造谣诬陷别人为“罗织罪名”，何谓“罗织”，此诗一开始说：“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就是“罗织”二字最形象的说明。花言巧语，织成的这张贝纹的罗锦，是非常容易迷惑人的，特别是对不长脑壳的国君。
造谣之可怕，还在于它是背后的动作，是暗箭伤人。当事人无法及时知道，当然也无法一一辩驳。待其知道，为时已晚。诗中二、三、四章，对造谣者的摇唇鼓舌，嘁嘁喳喳，上窜下跳，左右舆论的丑恶嘴脸，作了极形象的勾勒，说他们“哆兮侈兮，成是南箕”、“缉缉翩翩，谋欲谮人”、“捷捷幡幡，谋欲谮言”。作者对之极表愤慨：“亦谮人者，谁适与谋？”正告他们道：“慎尔言也，谓尔不信！”“岂不尔受？既其女迁！”
造谣之可恨，在于以口舌杀人，杀了人还不犯死罪。作为受害者的诗人，为此对那些谮人发出强烈的诅咒，祈求上苍对他们进行正义的惩罚。诗人不仅投以憎恨，而且投以极大的厌恶：“取亦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正是所谓“愤怒出诗人”。有人将它与俄国诗人莱蒙托夫《逃亡者》一诗中鄙夷叛徒的诗句“野兽不啃他的骨头，雨水也不洗他的创伤”比较，认为它们都是写天怒人怨，物我同憎的绝妙好辞，都是对那些罪大恶极，不可救药者的无情鞭挞，都是快心露骨之语。
在诗的结尾处，郑而重之地留下了作诗人的名字，从而使这首诗成为《诗经》中少数有主名的作品之一。这个作法表明，此诗原有极为痛切的本事，是有感而发之作。它应该有一个较详的序文，自叙作者遭遇，然后缀以此诗，自抒激愤之情，可以题为“巷伯诗并序”或“巷伯序并诗”的。也许是后来的选诗者删去或丢失了这序文，仅剩下了抒情的即诗的部分。
此诗作者孟子，很可能是一位与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异代同悲的正直人士。东汉班固就曾在《司马迁传赞》里称惨遭宫刑的司马迁是“《小雅·巷伯》之伦”。这个孟子或许也感受过与司马迁同样的心情：“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官刑。刑馀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也，所从来远矣。”（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无怪乎他是如此痛心疾首，无怪乎诗中对诬陷者是如此切齿愤恨，也无怪乎此诗能引起世世代代蒙冤受屈者极为强烈的共鸣。
词的上片先写春日花开的景色，感慨物是人非，往事成空此。开头两句着力渲染花草的繁密茂盛，其中暗含着相比之下人不如花的意思，但抒情主人公并没有沉浸在愁闷、虚无的情绪中，而且很顺畅地过渡到了第三句“花开花落昔年同”。“花开花落昔年同”言外之意是：人却不同了，感情变了，爱情毁了，人也老了。接下触景伤怀。当年曾在花前携手同游，今日花开依旧，而往事不复。这也像他在《归田乐》中所写的：“对花又记得，旧曾游处”。前三句写春景，虽未点染如何美丽，也未写如何萧瑟，只淡淡叙写。笔锋一转，“惟恨”二字，使人顿觉前面所写春影也都染上愁容。
换头写相逢之难，有词人要另寻知音之意，一个“拚”字，却表明了他对爱情的决心，使这首诗的格调胜出其他怀人词一筹。
下片感叹重逢之难，但已作好长期忍受离别之苦的准备，即使等待到两鬓成霜，也在所不惜，表现出感情的深沉，也表现出较高的精神境界。“山远水重重”，写道路阻隔，人各一方。“一笑难逢”，是说难得再见佳人一笑。古人有美人一笑千金之说。南朝梁王僧孺《宠姬》诗写道：“再顾连城易，一笑千金买”。这首词中“一笑难逢”有两层意思：一说当年曾见佳人一笑，已经十分难得，如今山水相隔，不能期望再逢佳人一笑了；二说有了当年“一笑”，即使长在别离中也心甘情愿了。从当年“携手”，到如今已是鬓发如霜，彼此没有机会相逢；而从今以后，依旧是山水相隔，不知还要度过多少花开花落的春天，那么，对“往事”的追忆也会年年依旧吧？
词家将旷远深重的怨情融入词中，感情真挚，幽怨弥深。通篇似直而纡，似达而郁，堪称词中胜境。借花开花落言恋情变故， “霜鬓”更知“一笑难逢”。词意含蓄，哀婉凄切，余味无穷。
末二句以“鬓已成霜”这一最有代表性的变化，表现离别之人的思念之深，自然而深婉。同时这首词也抒发了对景伤春伤别的淡淡愁绪，并无更多深意。
学生宰予大白天睡觉，孔子除了斥责他“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之外，还发出了关于认识一个人的感慨。读遍 《论语》，这大概是温文尔雅的孔圣人最动肝火的一次震怒了？那语气有点类似今天的老子骂儿子：“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老子不说也罢！”
推想起来，宰予这块“朽木”恐怕不光是大白天睡觉，比如说 睡个午觉的问题，很有可能还是在老师的课堂上打瞌睡（梦见周 公？）哩。不然的话，以我们今天的生活习惯来看，睡个午觉算什 么罪过呢？犯得着孔老先生这么大动肝火吗？
问题在于，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用我们 的话来说，就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因此，孔 老先生是万万不会苟同我们关于午睡的观点的 。
如此说来，他的震怒也就不难理解了。
至于说到“听其言而观其行”，倒正如儒学大师朱熹在《论语 集注》卷三里引胡氏的话所提醒我们的那样：“圣人怎么会现在才 知道听其言而观其行呢？也不是真因为宰予就对所有人都抱不信 任态度了。不过是以宰予的事情为例教育大家，要求我们多做少 说，言行一致罢了。” 而之所以需要如此，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的确有那么些人说 起比唱起还好听。这段文字说的正是"言"与"行"的关系。
《论语疏证》中引用《韩非子·显学篇》曰：澹台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几而取之，与处久而行之不称其貌。宰予之辞雅而文也，仲尼几而取之，与处而智不充其辩。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
所以，我们不仅要听他怎样说，而且还要擦亮眼睛观察他怎样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