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文
折一身瘦骨，踩雨后的虹桥，进山。
在山山与树树的夹缝间，辟半亩薄地，起一间柴屋，只栽松柏。男松站远些，刚劲孔武，护塞戌边；女松倚近些，端茶递水，红袖添香。老松可对弈，小松可共舞。酒醉茶酣也可“以手推松曰‘去’”。山认樵夫给树，水认渔翁给鱼，我非樵非渔，便拥有一切，无路则处处是路。
山中何事？
闲闲地餐风饮露，忙忙地耕云种月。
写几行骈文骊句，用松针钉在篱笆上，花朵来读有花香，蝴蝶来读有蝶味，萤火虫来读有萤光，山鬼来读有鬼意，仙人来读有仙气……诗越读越厚，日子越读越薄，生命越读越轻。
明天有明天的飞花，后天有后天的落叶。
反正这山中没个忙人，反正这山中没个闲人。
蓄了一春的露，檐前的小瓴也该满个七八分了。日头下端进新垒的红泥小炉。用去岁晒干的花尸燃火，才不会把水煎老。宠自己一回，今年就用那把不曾舍得用的养得釉亮的晚唐小壶。一盏香茗、一柱檀香，一人独对一山，一心静面一世。往日的尘缘都不得记不起来了，就喝眼前的茶吧。
茶要独品，酒需共酌。
这好山只归我一人所有。让我如何能信？可不，山中无甲子，大约在三个秋天之前就有山背后的白须飘胸的老翁来访，用一串铜钱来换我的松花酒。我说如如今通用银子，他不懂。好说歹说，用三双草鞋换去我两竹筒的酒。并向我打探山外的世道，我故意很使劲地想，然后说是元。他诡诡地一笑，笑得我心里发虚。再问我进山的道，我指的东西南北，他丢下两句没头没脑的话，径自去了。此后也就是隔山说些阴晴圆缺的话，也没什么来往。
年前找他对酌，只见两间茅屋，一间紧闭，草绳紧紧拴了门环，另一间住人，极其简陋。奇的是窗上糊纸竟是三尺棉宣，依稀可辨三五字句：“兴亡千古繁华梦，诗眼倦天涯。孔林乔木，吴宫蔓草，楚庙寒鸦。”倒是好句，只是意未尽而气未结，加上无奈的沧桑像一件短衣，终究遮挡不住曾经的少年血气，不知那双倦了的诗眼在后句中将望向何处，无从寻觅。更奇的是宣纸已泛黄，浮着一层虚幻的锈色，却明明白白一阵墨香。再偷觑那间紧闭的屋，门缝里逼出来一股霉味，欲近还难，老翁面有愠色，边忙知趣告退，疑惑便自此悬于心头。
眼看秋叶落尽，陈酿也快见底。日日忙着拾掇松花酿新酒，我叫它花雕它就叫花雕。想着借开春送酒话个暖，再一探究竟。
孰料面对的竟是一堆废墟，老翁已绝了踪迹。捡出一残破条幅。却是新纸鲜墨写着：“数间茅舍，藏书万卷，投老村家。山中何事……”紧接着是一枝疏笔墨梅。想来或是一时无句信笔点梅；或是墨尽而笔已秃，扔之不舍，意犹未尽，想想，也罢也罢，秃笔余墨画梅正好。点点梅瓣，拙得很有逸气。我心中悬石砰然而落，方知是我的眼拙了，那紧闭茅屋乃藏万卷诗书，山中潮气重，书霉得也重，而这布衣老者便是隔世的骚人墨客，隔世，隔几世？唉，千古繁华原只是一道薄风，他在山中避过这道风。于世间的缺漏与错过，究竟是遗憾还是那幅墨梅枝桠间的最好留白？
老翁与书此去何往？
山更远的山……天以外的天……
若下一世能相遇，在红尘便罢了。若还在山中，我必送他一壶花雕，外加两句：“松花酿酒，春水煎茶。”他自当会心一哂。
一盏淡茶，一壶薄酒。
山是空了的山，老翁是空了的人。
此诗开头两句对宿紫山北村的缘由作了说明，原来他是因“晨游紫阁峰”而“暮宿山下村”的。诗人之所以要“晨游”，是为了欣赏山峰上的美景。早晨欣赏了紫阁的美景，悠闲自得往回走，直到日暮才到山下村投宿，碰上的又是“村老见余喜，为余开一尊”的美好场面，作者的心情是很愉快的。但是，“举杯老及饮”，不愉快的事发生了。
开头四句，点明了抢劫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抢劫对象，表现了诗人与村老的亲密关系及其喜悦心情，为下面关于暴卒的描写起了有力的反衬作用，是颇具匠心的。中间的十二句，先用“暴卒”“草草”“紫衣挟刀斧”等贬义词句刻画了抢劫者的形象；接着展现了两个场面：一是抢酒食；二是砍树。
写抢酒食的四句诗，表现出暴卒、作者和主人的三种不同表现。“夺”和“掣”两个词，包含着一方不给，一方硬抢的丰富内容。诗人用这两个词作“诗眼”，表现出他自己毕竟是个官吏，敢于和暴卒争，但还是败下阵来，这就不仅揭露了暴卒的暴，而且暗示了暴卒敢这样“暴”的原因，为结尾的点睛之笔留下了伏线。
写两个抢劫场面，各有特点。抢酒食之时，主人退立敛手；砍树之时，却改变了态度，这表明主人对树有特殊感情。诗人为了揭示其心理根据，先用两句诗写树：一则指明那树长在中庭，二则称赞那是棵“奇树”，三则强调那树是主人亲手种的，已长了三十来年。这说明它在主人心中的地位，远非酒食所能比拟。暴卒要砍它，主人当然会“惜”，“惜不得”，是“惜”而“不得”的意思。于是，发自内心的“惜”就表现为语言、行动上的“护”，虽然迫于暴力，没有达到目的，但由此却引出了暴卒的“自称”和作者的悄声劝告。
结尾的四句诗，在当时很好懂；时过一千多年，就需要作些注解，才能了解其深刻的含义。所谓“神策军”，在唐代天宝（唐玄宗年号，742—756）年间，本来是西部的地方军；后因“扈驾有功”，变成了皇帝的禁卫军。唐德宗时，开始设立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由宦官担任。他们以皇帝的家奴身份掌握禁卫军，势焰熏天，把持朝政，打击正直的官吏，纵容部下酷虐百姓，什么坏事都干。元和（唐宪宗年号，806—820）初年，皇帝宠信宦官吐突承璀，让他做左神策军护军中尉；接着又派他兼任“诸军行营招讨处置使”（各路军统帅），白居易曾上书谏阻。这首诗中的“中尉”，就包括了吐突承璀。所谓“采造”，指专管采伐、建筑的官府。唐宪宗的时候，经常调用神策军修筑宫殿；吐突承璀又于唐元和四年（809年）领功德使，修建安国寺，为宪宗树立功德碑。因此，就出现了“身属神策军”而兼充“采造家”的“暴卒”。做一个以吐突承璀为头子的神策军人，已经炙手可热了；又兼充“采造家”，执行为皇帝修建宫殿和树立功德碑的“任务”，自然就更加为所欲为，不可一世。
诗是采取画龙点睛的写法。先写暴卒肆意抢劫，目中无人，连身为左拾遗的官儿都不放在眼里，留下悬念，引导读者思考这些家伙究竟凭什么这样暴戾。但究竟凭什么，作者没有说。直写到主人因中庭的那棵心爱的奇树被砍而忍无可忍的时候，才让暴卒自己亮出他们的黑旗，“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一听见暴卒的自称，作者很吃惊，连忙悄声劝告村老：“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讽刺的矛头透过暴卒，刺向暴卒的后台“中尉”；又透过中尉，刺向中尉的后台皇帝。前面的那条“龙”，已经画得很逼真，再一“点睛”，全“龙”飞腾，把全诗的思想意义提到了惊人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