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在湖州任上为学生王巩家中“三槐堂”提写的铭词。三槐堂,是北宋初年兵部侍郎王佑家的祠堂,因王佑手植三棵槐树于庭而得名。古代传说,三槐象征朝廷官吏中职位最高的三公。而王佑正是王巩的曾祖父。
文章主题在于歌颂王佑的品德和功业,分五段进行。第一二两段,从天命的有常立论,肯定了善善恶恶的因果报应,提出“仁者必有后”的观点,为全文的理论基础。第三四五层,记叙了王佑手植三槐的经过和期待,以及王佑子孙后代多有仁德贤能者的事实,说明王佑仁爱厚施、积善成德,因此才子孙多贤,福祚绵绵不绝,从而论证了观点,突出了主旨。
全文贯穿着天命有常、因果报应思想,崇尚仁厚忠恕的德行。认为“善恶之报,至于子孙”,显然带有惩创人心、引为鉴诫的良苦用心。文章叙议兼行,挥洒如意。文字简洁,自然流畅。
全诗九章,一、六、八、九四章七句,二、三、四、五、七五章五句,句式参差错落,自然活脱,使人没有板滞、臃肿之感,在雅颂篇章中是颇具特色的。
就诗的内容来看,全诗可分两大部分。一至五章,主要就宫室本身加以描绘和赞美;六至九章,则主要是对宫室主人的祝愿和歌颂。
第一章先写宫室之形胜和主人兄弟之间的和睦友爱。它面山临水,松竹环抱,形势幽雅,位置优越,再加兄弟们和睦友爱,更是好上加好了。其中,“如竹苞矣,如松茂矣”二句,既赞美了环境的优美,又暗喻了主人的品格高洁,语意双关,内涵深厚,可见作者的艺术用心。接着第二章说明,主人建筑宫室,是由于“似续妣祖”,亦即继承祖先的功业,因而家人居住此处,就会更加快乐无间。言下之意,他们的创举,也会造福于子孙后代。这是理解此诗旨意的关键和纲领,此后各章的诗意,也是基于这种思想意识而生发出来的。以下三章,皆就建筑宫室一事本身描述,或远写,或近写,皆极状宫室之壮美。三章“约之阁阁,椓之橐橐”,既写建筑宫室时艰苦而热闹的劳动场面,又写宫室建筑得是那么坚固、严密。捆扎筑板时,绳索“阁阁”发响;夯实房基时,木杵“橐橐”作声,可谓绘形绘声,生动形象。正因为宫室建筑得坚固而紧密,所以“风雨攸除,鸟鼠攸去”,主人“居、处”自然也就安乐了。四章连用四比喻,极写宫室气势的宏大和形势的壮美,可说是博喻赋形,对宫室外形进行了精雕细刻的描绘,表现了作者的丰富想像力。如果说,四章仅写宫室外形,那么第五章就具体描绘宫室本身的情状了。“殖殖其庭”,室前的庭院那么平整;“有觉其楹”,前厦下的楹柱又那么耸直;“哙哙其正”,正厅是宽敞明亮的;“哕哕其冥”,后室也是光明的。这样的宫室,主人居住其中自然十分舒适安宁。
由此可见,作者在描绘宫室本身时,是由大略至具体、由远视到近观、由室外到室内,一层深似一层、逐步推进展现的。它先写环境.再写建筑因由,再写建筑情景,再写宫室外形,再写宫室本身,犹如摄影机一样,随着观察点和镜头焦距的推移,而把客观景象有层次、有重点地摄入,使读者对这座宫室有了一个完整而具体的认识。更突出的是,每章都是由物到人,更显示出它人物互映的艺术表现力。
此诗后四章是对宫室主人的赞美和祝愿。六章先说主人入居此室之后将会寝安梦美。所梦“维熊维罴,维虺维蛇”,既为此章祝祷的中心辞语,又为以下四章铺垫、张本。七章先总写“大人”所占美梦的吉兆,即预示将有贵男贤女降生。八章专说喜得贵男,九章专说幸有贤女,层次井然有序。当然,这些祝辞未免有些阿谀、有些俗气,但对宫室主人说些恭维的吉利话,也是情理中事。
从第八、九章所述来看,作者男尊女卑的思想是很严重的。生男,“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而且预祝他将来为“室家君王”;生女,“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而且只祝愿她将来“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男尊女卑,对待方式不同,对他们的期望也不一样。这应该是时代风尚和时代意识的反映,对后人也有认识价值。
总观全诗,以描述宫室建筑为中心,把叙事、写景、抒情交织在一起,都能做到具体生动,层次分明,虽然其思想价值不大,但在雅颂诸篇中,它还是比较优秀的作品。
这首诗颂扬张浚指挥有方,号令畅达,致使宋军的声威震撼天下、包括北方原境内外的各个角落。这首诗不是一般的赠送酬答之作,而是一首雄伟嘹亮的进行曲,一首爱国主义的佳作。
“号令风霆迅,天声动北陬”,号令是北伐出师的号令,天声是大宋天朝的声音,这声音,北方遗民父老盼了好久好久,范成大《州桥》诗云:“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有了这样的基础,北伐号令一出,即如飓风雷霆迅速传播,很快震动了最北边的角落。用这种天风海雨之势超笔,充分衬出民心士气的雄壮和誓复故土的决心,使全诗充溢着高昂亢奋的情调。
“长驱渡河洛,直捣向燕幽”,预言战事,充满必胜信心;“长驱”、“直捣”,势如破竹;“河洛”、“燕幽”,渡黄河是恢复宋朝旧疆,向燕幽则还要恢复后晋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这乃是大宋自太祖、太宗而下历代梦寐以求、念念不忘的天朝基业!
“马蹀阏氏血,旗袅可汗头”,用马蹄践踏阏氏的血肉,把可汗的人头割下来挂在旗杆上示众。“阏氏”、“可汗”这里指金朝侵略者。这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践踏之的痛愤,不正是《满江红》词中“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另一种说法。
“归来报明主,恢复旧神州。”想象凯旋的情景,其发自内心的喜悦,也正与“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相似,表达了岳飞长期的夙愿,也是他和张浚的共同理想。
全诗气势高昂,声调铿锵,充满着浓厚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感和豪迈雄壮的英雄主义气概。
这是一首咏物诗。前两句写石点题。“虎踞龙蹲”既是写石,又是用典。以“龙蹲”代孔子,用“虎踞龙蹲”形容非常之人,才华之士,在唐人的作品中常可见到。如卢照邻《南阳公主集序》:“龙蹲东鲁,陈礼乐而救苍生;虎踞西秦,焚诗书以愚黔首。”李商隐在这里借以描绘石积于地,辨其姿态,如虎伏欲跃,如龙卧欲飞,以暗示有志于世的才士。而“纵复横”三字则陡转急下,尽写虎石翻仰、龙石横陈的一片散落凋零,紧扣题目中的“乱”字,点出才士失志受挫之意。联系到《易·乾卦》中的“云从龙,风从虎”,更令人有志士沦落之感。“星光渐减雨痕生”一句也为用典。古人以为,地上之石,本天上之星,故《黄石公》曰:“石者,星质也。”《左传》以“陨星”解释“陨石”,并且有“夜中,星陨如雨”的记载。此处以陨星紧扣题目中的“石”字,并以天落之星来暗示才士不凡,回应上句中的“虎踞龙蹲”。然而,星堕人间,光采渐渐泯灭;雨水浸渍,又留下了道道深痕。这是艰难世道、无情风雨刻下的印迹,这是历经沦贱艰虞的生活标识。这两句的含意有四层:一谓石乃陨星,本质不凡;二谓落地化石,星光泯灭,遭际不幸;三谓石形如龙似虎,雄姿依稀;四谓纵横散乱,风雨剥蚀,饱尝艰难;层层转进,于写石之中寄寓了诗人的坎坷不平之志。
诗的后两句因石而寄慨。阮步兵(阮籍)生当魏晋鼎革之际,社会现实的混乱动荡,政治斗争的血腥杀戮,使他非但才志不得施展,而又时有生命之忧,内心痛苦万状。《晋书》记载,阮籍不与世事,酣饮为常(实亦借酒避祸)。闻步兵厨营人善酿酒,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又常醉意驾车,不由路径,至不可行处,便恸哭而返。李商隐此处就是用阮籍之事以抒发自己的穷途之悲。“不须并碍东西路,哭杀厨头阮步兵。”即是说,星落光灭,散乱纵横,又加以雨痕水渍,使人观此石便已有世事险恶、人生唯艰之痛,根本不用像阮籍一样驾车寻路、至行不通时方悲途穷。这样的表达方式,比直说自己有阮籍穷途之悲更沉痛,而且纤徐委婉,耐人寻味。纪昀评此诗,曾谓冠阮籍以“厨头”,语言“粗鄙”、“不佳”(见《李义山诗集辑评》)。其实,阮籍名为求官,实为求酒,至官之日,便与刘伶痛饮。酒乃厨头所酿,称他为“厨头”,是以讥讽的笔调写阮籍的无可奈何的悲哀,又是借阮籍为“厨头”抒发自己的才志不得其所的悲愤。这也是李商隐诗的语意曲折之处。
想要真正理解像李商隐这样喜用僻典、情思幽微的诗人的作品,就要注意分辨那透过客观物象以传达主观情怀的信号。《乱石》一诗,各注家说法不一:或以为是讥刺令狐绹,或以为是愤怨仕途不通,或以为是痛恨小人蔽贤;但莫不以诗中之石为阻碍路途的劣物。此意均由题目中的“乱”字生出。但是,“乱”本形容石落散乱之态,并非指石本身;以陨星指小人,也不符合古典诗歌的表达习惯;诗曰“光渐灭”、“雨痕生”义分明寄同情于陨石。而且,如果是乱石挡路,诗人就不必说“不须并碍东西路”了。可见诗中写石并不从“挡路”着眼。正因为那弃置散落、风雨侵蚀的星石的形象已凝聚了多重才士失志受挫的含意,所以引起屡试不第、沉沦漂泊的诗人的共鸣。“不须”二字,尤见悲愤。
这首诗咏石而有穷途之悲,悲石之命运与己之不幸相同,悲石只为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