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看出，这首词显然受到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的启发。上片写人，显然受到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的启发，将女主人公惜花的心情表现得十分真挚。下片写花，赋予花强烈的感情色彩。全词以人花互怜为题材，设想新奇，构思精巧。
“寒意透云帱，宝篆烟浮”，词一开头，就将人物置身于室内冷漠凄清的氛围之中。本来，浓浓的寒意透过印有云纹图案的罗帐，已足以使入夜不能寐，偏偏在夜深的时候又下起了潇潇的春雨，更让人睡卧不安。伴随着窗外不断的雨声，不知何时而来的一阵阵“姹紫嫣红零落否”的忧虑突然涌上心头，渐渐地“人替花愁”的怜惜之情涨满了少女的心房。
词中抓住“寒意春雨”这两个极具表现力的意象，几乎不作任何渲染，便从触觉和视觉的角度，将周边的环境和人物的活动巧妙地融为一体，形象地传递出少女惜花的情怀。这里，可注意的是雨中之花何以会引起少女的垂怜，尤可注意的是“人替花愁”愁些什么。一眼看去，这愁已失去特定的指意，而演化为一种普遍性，不挟带多少痛苦，更无深意可供挖掘。果真如此，那么它还有何意味可言。欲求其解，知人论世当不可少。碧城自十二岁那年，父亲故世时起，家中屡遭恶族相逼，几陷绝境。不久，她奉母命离乡背井，只身投奔在塘沽做官的舅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因而她在低吟“姹紫嫣红零落否”的同时，更像在诉说自己的落花身世，怜花惜花，其实也是在自伤自怜。按照诗歌的传统说法，这是“兴在象外”，不实说人事而人事已隐约其中，自有余味不尽之妙。
经过大半夜的风吹雨打，清晨雨住了。吕碧城此时宕开笔意，将背景由室内转向户外。这时映入眼帘的是意想不到的情景：水草肥美，水波柔碧。揆之常情，深夜雨打，有惊无险，并没有出现落英缤纷，满地狼藉的景象，少女应该感到宽慰才对，可是不仅未能如此，反而生出新愁。一个“怕”字引入深思，使词意跌宕起伏，逼人非往下看不可。在该词的初稿中，“草腻波柔”“隔帘咫尺是西洲”，原作“离思难收”“一生多病苦淹留”。两者相比，高下可分。原作在意象及色泽上皆逊于改动后的句子，有意尽于言，一览无余之感，但在帮助读者理解词意上还是自有其作用：词中所言“离思”“多病”，皆为吕碧城早期生活的真实写照。观此，不能不感叹作者对小词精益求精，力求完美的认真态度。这一改，不但丰富了视觉的内容，而且使词意气脉贯通，避免了原作与“凝眸”语气不甚相接的毛病，非常委婉含蓄地表现了一种不可遏制的离情别思。
南朝无名氏作《西洲曲》，写女子别后的相思之情，中有句云：“西洲在何处？两桨桥头渡。”据此，“西洲”当在女子住家的附近，也就是与情人相会话别之地，此当为吕碧城句中的“西洲”所本。所不同的是话别对象各有所指，古乐府中指的是情人，而碧城词中指的应是诸姊。从“临远怕凝眸”至“隔帘咫尺是西洲”，总共才有十几字，但在表现手法上却有不容忽视之处。“草腻波柔”，展示了春天特有的一派勃勃生机，可是这在多愁善感的离人眼中，反更能撩起愁思，触动愁肠，这是以乐景写哀，倍增其哀。不从正面说穿“怕”的缘由，只借用古乐府中“西洲”一词，关联离情，发人联想，可谓以少总多，深曲婉转。正是因为有了“草腻波柔”和“隔帘咫尺是西洲”的敏感之点，这才又进一步勾起了少女“来日送春兼送别”的伤感，而这种伤感又并非简单地着一“愁”字或“恨”字了事，相反通过移情于物来加以体现，更觉情意悠长。结句“花替人愁”，是将前四句反复曲折的描绘作一归拢，同时照应上片的“人替花愁”，将人花互怜表现得极为哀婉动人，真可谓匠心独运，缜密臻极。
这首诗的题目为“月夜与客饮酒杏花下”，所以除了写人还要写月、写花、写酒，既把四者揉为一体，又穿插写来，于完美统一中见错落之致。
诗的开头两句“杏花飞帘散余春，明月入户寻幽人”，开门见山，托出花与月。首句写花，花落春归，点明了时令。次句写月，月色入户，交代了具体时间和地点。两句大意是说，在一个暮春之夜，随风飘落的杏花，飞落在竹帘之上，它的飘落，似乎把春天的景色都给驱散了。而此时，寂寞的月，透过花间，照进庭院，来寻觅幽闲雅静之人。“寻幽人”的“寻”字很有意趣。李白有诗说：“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诗人是主，明月是客，说明诗人意兴极浓，情不自禁地邀月对饮。而在此诗中，明月是主，诗人是客，明月那么多情，入户来寻幽人。那么，被邀之人就不能不为月的盛情所感，从而高兴地与月赏花对饮。
接下来“褰衣步月踏花影，炯虹流水涵青苹”二句，是说诗人应明月之邀，揽衣举足，沿阶而下，踱步月光花影之中，欣赏这空明涵漾、似水涵青苹的神秘月色。这两句空灵婉媚，妙趣横生。诗的上下两句都是先写月光，后写月影。“步月”是月光，“踏花”是月影；“炯如流水”是月光，“涵青苹”是月影。“炯如流水”，是说月光清澈如水，“炯”字写月光的明亮，如杜甫《法镜寺》：“朱甍半光炯，户牖粲可数。”“涵青苹”是对月影的形象描绘，似水的月光穿过杏花之后，便投下斑斑光影，宛如流水中荡漾着青苹一般。流动的月光与摇曳的青苹，使沉静的夜色有了动感，知月惜花的诗人，沐浴在花与月的清流之中，正好可以一洗尘虑，一涤心胸。这两句诗勾画了一个清虚、明静、空灵而缥缈的超凡境界。
“花间置酒清香发，争挽长条落香雪”两句写花与酒。杜甫《遣兴》诗中有“狂风挽断最长条”之句，白居易《晚春》诗中则说：“百花落如雪。”“花间置酒”两句化用了杜甫、白居易诗意，写出了赏花与饮酒的强烈兴致。美酒置于花间，酒香更显浓郁；香花，趁着酒兴观赏，则赏花兴致也就更高。花与酒互相映发。诗人此时的情怀，与李白《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的意趣迥然不同，不是寂寞孤独，而是兴致勃勃。
“山城”以下四句，前两句写借月待客，突出“爱月”之心。山城偏僻，难得好酒，可是借月待客，则补酒薄之不足。“劝君且吸杯中月”一句，是从白居易《寓龙潭寺》诗“云随飞盖月随杯”中化出，表明诗人对月之爱远远超出了对酒之爱。后两句情绪渐转低沉，见诗人“惜月”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月光的流转，悠扬的箫声渐渐停息，月下花间的几案之上，杯盘已空，诗人忧从中来。此时诗人最忧虑的不是别的，而是月落。这里含着十分复杂的情感，被排挤出朝廷的诗人，虽然此时处境略有好转，但去国之情总会带来凄清之感，在此山城，唯有明月与诗人长相陪伴。月落西山，诗人情无以堪。
诗的最后两句转写花，不过不是月下之花，而是想象中凋零之花。月落杯空，夜将尽矣，于是对月的哀愁转为对花的怜惜。月下之花如此动人，第二天一阵恶风刮起，便会落英遍地，而满树杏花也就只剩下点点残红。诗中寄寓了人生命运的感慨。
这首诗韵味淳厚，声调流美，在表现手法上很有特色。首先是物与人的映衬，情与景的融入。人因物而情迁，物因人而生色。首句“杏花飞帘散余春”，是一派晚春景色，天上有明媚之月，花下有幽居之人，绮丽之中略带凄清之感。接着“明月入户寻幽人”一句，达到了物我相忘的境界。诗人因情设景，因景生情，情景交融，出神入化。
构思的错落有致，变化自如，使全待情致显得更浓。开篇两句既写花又写月。三、四句重点写月，其中也有写花之笔。五、六句写花、写酒，但重在写花。七、八句写爱月之深。九、十句写惜月之情。最后两句是虚笔，借花的凋零写惜春之情，并寄有身世之感，寓意更深一层。通观全篇，诗人紧扣诗题，不断变换笔墨，围绕花、月、酒三者，妙趣横生。
诗人笔下的月，不仅是含情脉脉，而且带着一股仙气与诗情。这种仙气与诗情，是诗人超脱飘逸风格的体现，也是诗人热爱自然的心情的流露。
张说一生历仕武后、中宗、睿宗、玄宗四朝，三度执掌大政，堪称叱咤风云的一代英豪。但是，他仕途坎坷，曾被流放一次，两次遭贬谪。这首诗就是公元713年（开元元年）被贬为相州刺史后所作。邺都，当时属相州所辖。张说纵观魏武帝曹操建功立业的雄壮历史和身后遭遇，联想自己被奸佞小人攻讦的现实，不禁感慨万千，写下《邺都引》这一千古绝唱。
这首诗歌激情奔涌，慷慨悲壮，但诗情又紧和缅怀魏武的题旨，做到诗情恣肆而有节制，思想内蕴而易外传。
诗分两层。
前六句为第一层，主要是缅怀和描述曹操生前的非凡业绩，以寄托自己的凌云壮志。“君不见魏武草创争天禄，群雄睚眦相驰逐”二句，为曹操生前的壮举铺叙了广阔的时代场景。“草创”二字表明了魏武创业的艰难、不易；一个“争”字，生动地表现出曹操人定胜天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古代迷信思想认为人的遭遇、地位都由天帝赐予，而曹操不信天命，偏偏要奋起与“群雄睚眦相驰逐”，争夺帝位，这一“争”就将他的顽强奋斗准确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了。“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二句，以极其洗练的语言，概述了曹操一生的文武事业。“昼”句勾勒了曹操驰骋沙场的形象，一个“携”字描摹出了他一马当先、勇冠三军的英武气概；一个“破”字，又表现出了其无坚不摧的进攻气势，展示了“魏武挥鞭”气吞万里如虎的骁将风姿。“夜”句则为读者刻划了曹操极具儒将风度的形象侧面。这里，一个“接”字，表现了魏武礼贤下士的品格。曹操在中汉末建安时期，力倡“建安风骨”，并带领其子曹丕、曹植及建安七子，以诗歌的形式努力表现社会的动乱和人民流离失所的痛苦，表达了要求国家统一的愿望，情调慷慨，语言刚健。他所建的“西园”——铜爵园，就是其父子常与文士夜间在此宴会赋诗的地方。“夜接词人赋华屋”一句，就形象地展示了当年曹操开创建安文学黄金时代的历史画面。“都邑缭绕西山阳，桑榆汗漫漳河曲”二句，主要描写曹操在生产、建设方面的功绩。邺都城池委曲环绕，表明魏国建筑雄伟，后方坚固；农桑林木沿漳河层层密布、“汗漫”无边，说明其农、林生产的发达。在汉末群雄逐鹿的战乱中能辟一农桑昌盛地域实在不易，由此更能显示出曹操治理国家的雄才大略。在历史上，曹操是蒙垢最多的人物之一。一些持正统观念的史家往往将他打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奸贼”另册。作为曾二度为相的张说，能够如此高度地评价曹操的历史功绩，是独具胆识、难能可贵的；同时，这一层也表露出诗人追慕魏武，希望在政治上有所建树的感情，让读者从对曹操的业绩的追述中体味出诗人的理想追求。
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主要叙述魏武身后的历史变迁，流露出诗人哀叹时光易逝、英雄业绩无继的感慨。“城郭为墟人代改，但见西园明月在”二句，是通过曹魏时代的城郭建筑今已凋蔽颓败揭示邺都环境的今昔变迁。“城郭”一词有承接上文“都邑”、引起下文转折的作用，它是邺都外观上最易显示变化的景物。“城郭”和“西园”沦为废墟，标志着魏武的时代已成为历史的陈迹，明月依旧，却照不见曹操在西园“夜接词人赋华屋”，更衬托出今日邺都的凄凉冷落。“邺旁高冢多贵臣，蛾眉曼目录共灰尘”二句，是从邺都人事变迁的角度来表现其今昔变化的巨大。曹魏时代的“贵臣”已入“高冢”作古，说明其政权的支柱已不复存在；魏武的众多姬妾、歌伎化为尘土，可见供其役使的社会基础也土崩瓦解。“贵臣”、美女的纷纷进入坟墓，它象一面镜子一样，真实地折射出历史变迁的轨迹，流露出了诗人对曹操文韬武略、宏图大业付之东流的婉惜之情。结尾“试上铜台歌舞处，惟有秋风愁杀人”二句，为正面抒怀。“试上”二字表现了诗人欲上而又犹豫的心理——人事变迁，景非昔比，诗人要登上曹操所建铜雀台一览胜迹，但又怕“铜台”因为“人代改”而“为墟”，引发自己更多的惆怅。等到登上“铜台”，果然见出邺都的一切繁华都成为历史，只留下秋风凭吊英雄。“愁杀人”三字是饱蘸感情的点睛之笔，深沉而强烈地表现出诗人悲壮的凭吊心情，将一腔不泯的雄心遥寄千载，表现出诗人被贬、壮志难酬的内心苦痛和不平之情。诗人紧扣曹操创业的始终线索展开诗情，叠出画面，因此这首诗的感情较之同类作品就更显得慷慨悲壮、深沉含蓄，象羯鼓筝琶一样，摇人心旌，撼人心魄。
其次，诗歌的结构艺术也颇有独到之处。这首诗是借凭吊古迹而抒发胸臆的怀古之作，诗歌画面都围绕魏武生前、身后诸事展开。开始写魏武生前草创大业，继而写他的文韬武略、治国有方，把他一生的伟绩很简洁地概括于“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都邑缭绕西山阳，桑榆汗漫漳河曲”四句诗中。“城郭为墟人代改”以下四句着重突出魏武身后的历史变迁。曹操能够在群雄逐鹿的乱世中辟一邺都繁华之地，而他身后的人们却无法维持邺都的繁荣，可见魏武确实高人一筹，后世多不可与之相提并论。结尾写铜台秋风，很容易使人想起曹操临终“遗令”，这样，诗的一起一结就是曹操的一始一终，诗的主体则是曹操的生平业绩、身后境遇，从而展示出诗人结构谋篇的高超才华。
这首诗在语言和韵律方面也很有特色，诗歌气势恢宏，语言雄健畅朗，一洗梁陈绮丽之风；用韵活泼，全诗十二句，四次换韵，跌宕有致，富于流动多变的音乐美。正如林庚、冯沅君先生所说：“《邺都引》慷慨悲壮，开盛唐七古的先河，与初唐诗风迥异。”开盛唐七古的先河，与初唐诗风迥异。”
筹笔驿，古地名，旧址在今四川省广元县北。相传三国时蜀汉诸葛亮出兵伐魏，曾驻此筹画军事。很多诗人留下了以筹笔驿为题材的怀念诸葛亮的作品。公元855年（大中九年）李商隐罢梓州幕随柳仲郢回长安，途经此驿，写下这首咏怀古迹的诗篇。此诗同多数凭吊诸葛亮的作品一样，颂其威名，钦其才智；同时借以寄托遗恨，抒发感慨。不过此篇艺术手法上，议论以抑扬交替之法，衬托以宾主拱让之法，用事以虚实结合之法，别具一格。
诗写诸葛亮之威、之智、之才、之功，不是一般的赞颂，而是集中写“恨”字。为突出“恨”字，作者用了抑扬交替的手法。首联说猿鸟畏其军令，风云护其藩篱，极写其威严，一扬；颔联却言其徒有神智，终见刘禅投降，长途乘坐驿车，被送往洛阳，蜀汉归于败亡，一抑；颈联出句称其才真无愧于管仲、乐毅，又一扬；对句写关羽、张飞无命早亡，失却羽翼，又一抑。抑扬之间，似是“自相矛盾”，实则文意连属，一以贯之。以其威智，霸业理应可成，然而时无英主，结果社稷覆亡，一恨；以其才略，出师理应告捷，然而时无良将，结果未捷身死，又一恨。末联“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馀。”是说，昔日经过锦里（成都城南）诸葛武侯庙时，吟哦诸葛亮的《梁父吟》，犹觉遗恨无穷。而所谓“恨”，既是写诸葛亮之“遗恨”，又是作者“隐然自喻”。以一抑一扬的议论来表现“恨”的情怀，显得特别宛转有致。
古典诗歌中，常有“众宾拱主”之法。李商隐这首诗的首联，用的就是这种手法。出句“猿鸟犹疑畏简书”。是说，猿（一本作“鱼”）和鸟都畏惧诸葛亮的军令，说明军威尚存；对句“风云长为护储胥”是说，风云还在护卫诸葛亮的营垒，说明仍有神助。正如范仲温《诗眼》所说的：“惟义山‘鱼鸟’云云，‘简书’盖军中法令约束，言号令严明，虽千百年之后，‘鱼鸟’犹畏之；‘储胥’盖军中藩篱，言忠义贯于神明，‘风云’犹为护其壁垒也。诵此两句，使人凛然复见孔明风烈。”这里没有直接刻画诸葛亮，只是通过猿（鱼）鸟风云的状态来突出诸葛亮的善于治军。猿鸟风云的状态在作者想象中，是由诸葛亮引起的反应，这些都作为“宾”，用以突出诸葛亮军威这个“主”。这些作为宾的自然景物。是拟人化，有某种特别的象征意义。猿鸟风云，作为筹笔驿的实景，还起到渲染气氛的作用，使人有肃穆之感；但是并不是单纯的气氛描写，而是化实为虚，实景虚用，以宾拱主，直接突出“孔明风烈”这一主体。
李商隐好用典故。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七云：“李商隐诗好积故实。”他爱把古人罗致笔下，自由驱使，不问时代先后，都可以在他的诗境中同时出现。“管乐有才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此题所咏乃诸葛亮，则此联对句中的关羽、张飞为其同时人，是今；管仲是春秋时人，乐毅是战国时人，远在三国之前，是古。用事以古今成对，出句以古人比拟诸葛亮，对句实写诸葛亮同时人关、张，即以古对今，以虚对实，而且对得极为自然。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诸葛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故以管仲、乐毅直指诸葛亮便是很自然的事了，所以所谓“管乐”可以说虽“古”犹“今”，虽“虚”犹“实”，与关、张对举，可称为“奇”，然而却又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