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歌颂农民起义领袖王薄的歌谣,热情地赞美了王薄一往无前、所向披靡的英雄气概和他那种与反动统治阶级血战到底的革命精神。这首歌谣以通俗的语言、高昂的格调、热烈的感情、铺叙的手法,颇为成功地塑造了中国古代革命农民的英雄群相。
前四句以白描的手法写其外貌:长白山脚下有一位英俊的青年,他身穿纯一色的红罗袍,外罩鲜艳华丽的马甲,手持着冲天的丈八长矛,腰挂着闪闪发光的弯刀……从衣着到携带的武器,一幅生动的肖像画呈现在读者的眼前。作者注意运用表现色彩的词语,如“红”“锦”“耀日光”等,使人物形象鲜明,富有立体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重点写他携带的武器,则突出了他的性格和身份,为下文作了铺垫。
“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这两句从主人公的生活习性来写,突出主人公的英勇、剽悍和粗犷,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至此,一个勇猛英武的农民起义领袖在读者眼前树立起来了。“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转入战场斗争场面的描写。作为起义军领袖,他对朝中的贪官污吏和保护这些贪官污吏的官兵是怀着刻骨仇恨的,当他听到官军来围剿起义军的消息时,立即英姿勃勃地提刀上阵,带领起义军奋勇杀敌。起义军英勇无畏,所向无敌的气概在他身上得到了集中的表现。“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炀帝曾想远征辽东,大批征发百姓充当士卒。这两句的意思是:与其远征辽东,参加不义的战争,白白地死在外面,还不如拿起武器来反抗,斩杀那些欺压百姓的贪官污吏,即使牺牲了,又有什么可惜的呢?这里,表现了当时广大民众的共同心声;与其受压迫而死,倒不如起义反抗而死!表现了当时人民对残暴统治的无比憎恨,和视死如归的反抗精神。
这首歌谣气势雄浑、豪放,形式质朴、生动。遣词造句,也准确、精炼。特别是所用的动词,大都写得有声有色。如“侵”字,表现出起义军高昂的士气夭矫天际,“耀”字,衬托出起义军光辉的业绩昭同日月。一个“荡”字,更生动有力地描绘出起义军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气概。“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真实地描写了起义军的一个生活侧面。“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更喊出了起义军宁死不屈的心声。
隋代的民谣,流传下来的并不多。现存的一些篇章,主要是反映当时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富于现实性和斗争性。这首《隋大业长白山谣》就是其中的代表。诗中通过对起义军领袖的塑造、歌颂,表现了人民对黑暗统治的不满,和对起义军的无比爱戴。
华清宫,中国古代离宫,以温泉汤池著称,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骊山北麓。据文献记载,秦始皇曾在此“砌石起宇”,西汉、北魏、北周、隋代亦建汤池。华清宫在后世名声大噪,唐玄宗、杨贵妃二人功不可没。而历来以“华清宫”为题材的咏史诗,也基本都是唐玄宗、杨贵妃二人密切相联。李约的《过华清宫》就是其中的一首,此诗通过咏史抒怀,讽刺统治者荒淫误国,感叹王朝兴衰,抒发黍离之悲。
首句就直斥玄宗皇帝:作为一国之君,玄宗皇帝耽于享乐,追求淫逸,反把国计民生的大事看得很轻。第二句用“一曲霓裳”一笔带过唐玄宗、杨贵妃二人沉醉于歌舞的享受生活。“四海兵”三字,是唐玄宗、杨贵妃二人耽于享乐、追求淫逸所酿成的苦果:导致安史之乱的爆发,使盛唐走向了衰微。这与杜牧的“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有异曲同工之妙。君王以“万机”为轻,却以享乐为重,酿成亡国之大祸必在情理之中,正所谓“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三、四两句是诗人目睹华清宫的景象:帝妃早已升天作古,只有四季“长生”的树木,见证了华清宫的兴衰。
这首诗主要采用对比的手法:昔日霓裳羽衣,歌舞升平;今朝杂树丛生,宫殿荒凉。
现代的读者接触古诗,常常认为具有现实批判性的作品名篇很多,而“颂”体诗歌难得佳作。杜甫《洗兵马》是个例外。诗中有句说“词人解撰河清颂”(424—453年期间,即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间,河、济俱清,鲍照作《河清颂》赞美),这首诗本身就可说是热情洋溢的《河清颂》。
第一段(从“中兴诸将收山东”至“万国军前草木风”)以歌颂战局的神变开端。唐室在中兴诸将的努力下,已光复华山以东包括河北大片土地,捷报昼夜频传。三句借用以说克敌极易,安史乱军的覆灭已成“破竹”之势。当时,安庆绪困守邺城,所以说“祗残邺城不日得”。复兴大业与善任将帅关系很大,“独任朔方无限功”既是肯定与赞扬当时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在平叛战争中的地位和功绩,又是表达一种意愿,希望朝廷信赖诸将,以奏光复无限之功。以上有很多叙述的地方,“京师”二句则描绘了两个显示胜利喜庆气氛的画面:长安街上出入的官员们,都骑着产于边地的名马,春风得意;助战有功的回纥兵则在“蒲萄宫”备受款待,大吃大喝。“餧(喂)肉”二字描状生动,客观铺写中略微寓含讽意。从“捷书夜报”句至此,句句申明战争克捷的意思,节奏急促,几乎使读者应接不暇,也犹如带有破竹之势。以下意思略微转折,“已喜皇威清海岱”一句结束上面的意思,当时河北尚未完全克复,说“清海岱”显得用词有分寸;“常思仙仗过崆峒”一句启下,意在警告唐肃宗居安思危,勿忘当初“銮舆播迁”、往来于崆峒山的艰难日子。紧接以“三年笛里”一联,极概括地写出战争带来的创伤。安史之乱三年来,笛咽关山,兵惊草木,人民饱受乱离的痛苦。此联连同上联,抚今追昔,痛定思痛,淋漓悲壮,在欢快的用词中小作波折,而不一味流走,极尽抑扬顿挫的情致,将作者激动而复杂的心情写出。
第二段(从“成王功大心转小”到“鸡鸣问寝龙楼晓”)逆接开篇“中兴诸将”四字,以铺张排比句式,对李豫、郭子仪等人致词赞美。“成王”收复两京时为天下兵马元帅,“功大心转小”,赞颂其成大功后更加小心谨慎。随后盛赞郭子仪的谋略、司徒李光弼的明察、尚书王思礼的高远气度。四句中,前两句平直叙来,后两句略作譬喻,铺述排比中有变化。赞语既切合各人身份事迹,又表达出对光复大业卓有贡献的“豪俊”的钦仰。“二三豪俊为时出”,总束前意,说他们本来就是为重整乾坤,应运而生的。“东走无复”以下六句承接“整顿乾坤济时了”而展开描写,从普天下的喜庆写到宫禁中的新气象,调子轻快:做官的人弹冠庆贺,不必弃官避乱;平民百姓也能安居乐业,如鸟归巢;春天的繁华景象正随朝仪之再整而重新回到宫禁,天子与上皇也能实施“昏定晨省”的宫廷故事。上上下下都是一派熙洽气象。
第三段(从“攀龙附凤势莫当”至“后汉今周喜再昌”)一开头就揭示一种政治弊端:朝廷赏爵太滥,许多投机者无功受禄,一时有“天下尽化为侯王”之虞。“汝等”二句即对此辈作申斥语,声调一变而为愤激。继而又将张镐、房琯等作为上述腐朽势力的对立面来歌颂,声调复转为轻快,这样一张一弛,极富擒纵唱叹之致。“青袍白马”句以南朝北来降将侯景来对比安史之乱中的叛将,说明叛将不堪一击;“后汉今周”句则以周、汉的中兴比喻时局。当时,房琯、张镐都已经罢相,诗人希望朝廷能复用他们,所以特加表彰,与赞扬“中兴诸将”互为表里。张镐于758年(乾元元年)五月罢相,改任荆王府长史。这里说“幕下复用”,措意深婉。这一段表明杜甫的政治眼光。
第四段(从“寸地尺天皆入贡”到篇终)先用六句申明“后汉今周喜再昌”之意,说四方皆来入贡,海内遍呈祥瑞,举国称贺。以下继续说:隐士们也不必再避乱遁世,文人们都在大写歌颂诗文。至此,诗人是“颂其已然”,同时他又并未忘记民生忧患,从而又“祷其将然”:时值春耕逢旱,农夫盼雨;而“健儿”、“思妇”还未得团圆,社会的安定,生产的恢复,均有赖战争的最后胜利。诗人勉励围困邺城的“淇上健儿”要“归莫懒”,寄托着希望他们早日成功的殷勤之意。这几句话虽不多,却唱出诗人对人民的关切,表明他是把战争胜利作为安定社会与发展生产的重要前提来歌颂的。正由于这样,诗人在篇末唱出了他的强烈愿望和诗章的最强音:“安得壮士挽天河,尽洗甲兵长不用!”
这首诗的基调是歌颂祝愿性的,热烈欢畅,兴致淋漓,将诗人那种热切关怀国家命运、充满乐观信念的感情传达出来了,是一曲展望胜利的颂歌。诗中对大好形势下出现的某些不良现象也有批评和忧虑,但并不影响诗人对整体形势的兴奋与乐观。诗章以宏亮的声调,壮丽的词句,浪漫夸张的语气,表达了极大的喜悦和歌颂。杜甫的诗原本以“沉郁”的诗风见称,而此篇是杜甫古风中的别调。
从艺术形式看,采用了华丽严整、兼有古近体之长的“四杰体”。词藻富赡,对偶工整,用典精切,气势雄浑阔大,与诗歌表达的喜庆内容完全相宜。诗的韵脚,逐段平仄互换;声调上忽疾忽徐,忽翕忽张,热情奔放中富有顿挫之致,词句清丽而能有苍劲之气,诗句跌宕生姿,大大增强了诗篇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