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湖早春》，前六句描写南湖早春明媚动人的景物，最后两句显示出作者遭到贬谪后消沉郁闷的心情。
作品抓住春雨初晴，阳光返照，山杏吐艳，水苹争绿，白雁低飞，黄鹂语涩几个最富早春特征的意象进行了突出的描绘。大雨刚过，地面和湖上经过雨水的冲洗，妩媚之中更添清新之感。早春时节，尚有冷气袭人，而阳光返照，不仅景色秀丽，复有温暖明快之感；山杏发，水苹生，欣欣向荣，红绿相映，色彩对比鲜明，是早春时节最富特征的景色，也是这幅画中不可缺少的点缀。漫山遍野的山杏，碎红点点，毫无秩序可言，显示出大自然的生机勃勃之态，故用“乱”字点出；而湖面之水苹，一望无际，犹如整齐地铺在水面上的绿色草坪，故说“平铺”。“平”字作用有二：一是描述水苹的整齐，其次它与“铺”字合用，有平展、阔大无边的意思，令人想见湖面的阔远与水苹的茂盛。四句之中，云、雨、阳光、山杏、水苹几个意象的描写都恰到好处地反映出早春征候。然而若尽乎此，又似乎有些美中不足，原来还缺少最具生命活力的动物。五、六句“翅低白雁飞仍重，舌涩黄鹂语未成”正好弥补了这个缺憾。因为身上雨水未干，翅膀变得沉重的白雁不得不低空飞行；同样由于雨水的淋浇，黄鹂的舌头也颇有些生涩不听使唤之感。然而，它们一个不顾身上雨水未干，仍然翩翩起舞，一个虽然舌涩但也禁不住歌唱呜叫，其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刚刚到来的春天太美妙，太富有魅力了。它们的飞舞和鸣叫，更增添了早春的妩媚可人之态。
前人云“刻画早春，有色泽，腹联尤警”(《唐宋诗醇》卷二十三)正是指出第三联的关键作用。有了这一联，一幅完整的《南湖早春》图才宣告完成。诗的最后两句表现了作者消沉的心情。面对如此美妙的春天，诗人尚且缺乏兴致，无心情可言，则其内心必有巨大的隐痛。此时国家内忧外患，国势日益衰微，而诗人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无计可施，对于一个被贬在外的下层小吏来说，即使有贤才良策也徒然无用。忧国忧民、衰病不堪的诗人，怎么会有兴致欣赏美妙的春色呢?同时，春色愈美，国家河山愈可爱，就愈让人担心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可怕后果。所以“不道江南春不好，年年衰病减心情”正是忧国忧民的诗人，在爽心悦目的早春景色面前，思前瞻后所发出的无可奈何的叹息。
时值初春，景象不同于其它季节，也有别于仲春、暮春。诗人选取了傍晚时分雨住天晴、返照映湖这一特定角度，着重描绘了山杏、水苹、白雁、黄鹂这些颇具江南风情的景物，惟妙惟肖地画出了南湖早春的神韵。时令尚早，大地刚刚苏醒，山杏初发，花开得不多，点缀在湖光山色中，故谓“碎红”，“乱点”则一下将杏花随意开放、随处点染的神态活画出来。“乱”并非杂乱、零乱，而是自然、随意，诗人写西湖春景时亦说“乱花渐欲迷人眼”（《钱塘湖春行》）、“乱峰围绕水平铺”（《春题湖上》），都从“乱”中见出天然情趣，毫无人工的矫揉。水苹新生，叶子平铺水面，“平”与“乱”相互映照，向人展示了春天的无限生机，惟在水乡；才见此景致，也让人觉得随着季节的推移，春色转浓，它们也会在湖面上不断伸展、扩大。写了看似静止的景物，诗人又转而接笔描绘了湖上的雁影莺声，静与动、景与声相映成趣。严冬刚过，大雁尚未从冬天的慵懒状态中恢复过来，还不善高飞，在湖上飞得低而缓慢，诗人以一“重”字活现出了它此时慵懒、笨拙的神态。经历了整整一个冬天的禁锢，黄鹂在初展歌喉时也难免舌涩口拙，不能婉转高歌。白雁翅低、黄鹂舌涩，莫不带有早春时节它们自身的特征，也别具情趣。它们不惟使诗人所描绘的画面有了动感，且有了声音，也让人感到它们不久即会振翅高飞，舒喉长鸣。一幅充满希望和生机的早春画图呈现在读者眼前。
白居易倡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反对诗文的艰深晦涩，他的诗家弦户诵，流传中外，所谓“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与他诗歌的通俗易懂分不开。若以此以为白居易不注重诗歌的推敲锻炼，则与他的创作实际大相径庭，有时他的作品太自然了，反让人不易觉察他创作的苦心。这首《南湖早春》，适可见出他诗歌创作的功力与匠心。
诗人切人诗题选取了雨后初晴这一独特角度，简洁明快，起笔便向人描绘了一幅清新明澈的画卷：暖风吹回，云彩散开，雨止天晴，尤可喜的是太阳的返光回射湖边，一切显得温暖而又明亮，诗人的心情也隐含其中。首联两句十四字，包含了多少事物，刻画它们的特征可谓一语传神。轻捷地将诗境展开之后，诗人便妙笔点染湖上景物。山杏初发，诗人以“乱点”见其自然情致，苹叶新生，诗人用“平铺”示其生长情景，各极其趣，“乱点”、“平铺”亦都使原本静止的事物有了动感，让人仿佛看到春天不断生长的力量。说黄鹂“语未成”尚属常见，谓白雁“飞仍重”则是诗人的创造，一“重”字活画出了早春白雁难以奋翅高飞的情态，不知诗人斟酌了多少次，才最终选定了这足以让人折服，让白雁俯首的“重”字。白雁“飞仍重”尚可意会，黄鹂“语未成”则简直无法在画中表现，惟可于诗中传出。春光明媚，诗人绘影图形，也不忘着色。山杏与水苹的“碎红”、“新绿”交相辉映，白雁、黄鹂为春光增了色彩，亦使得画面添了动感，传出声音。诗人所描绘的鄱阳早春，有动、有静，有声、有色，有视觉、有听觉，还有触觉，给人以全方位的整体感受，让人看到多姿多彩、生趣盎然的春天画卷，这实也离不开诗人对诗歌语言的锻炼，对谋篇布局的推敲。
景致的选择，语言的运用，毕竟属于外在、表面的东西，深入品味不难发现，这首《南湖早春》可谓“一切景语皆情语”，诗人的精神、情感实灌注在笔下的景物中。风回云断，雨住天晴，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合人心意，那风似也可吹去人心头的阴翳，让人心境亦如夕照下的湖面，立时明朗起来。湖上安详的色彩给人以温暖的感觉，山杏、水苹也向人展示了春天的无限生机，值此早春时节，诗人当也感受到春天的希望与温馨。此诗作于诗人谪居江州时，在此之前不久，诗人刚经历过自己人生道路上的重大痛苦与挫折。公元815年（元和十年）夏，宰相武元衡被人谋杀，忠直的白居易愤而上疏，请求朝廷缉捕凶手，洗血国耻，反被政敌诬为越职言事，于是年秋被远贬江州，现在冬去春回，创伤渐复，江南春色让他感到惊喜、欣慰。可心头的阴云毕竟还未散尽，不能奋飞的白雁，学语未成的黄鹂，莫不带有他自身的影子，他在它们身上寄寓了自己的情感。在远离京城的谪居之地见到春归，诗人的情感是复杂的，既欣喜有所憧憬，又难以将原先心头积存的愁苦完全摆脱。总观全诗，诗人对江南春色是由衷喜爱，掩饰不住的，他虽自叹“年年衰病减心情”，可随着春光转浓加深，心情想也会日益开朗起来。
诗人自比“宕子妻”，以思妇被遗弃的不幸遭遇来比喻自己在政治上被排挤的境况，以思妇与丈夫的离异来比喻他和身为皇帝的曹丕之间的生疏“甚于路人”、“殊于胡越”。诗人有感于兄弟之间“浮沉异势，不相亲与”，进一步以“清路尘”与“浊水泥”来比喻二人境况悬殊。“愿为西南风，长逝人君怀”，暗吐出思君报国的衷肠；而“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则对曹丕的绝情寡义表示愤慨，流露出无限凄惶之感。全诗处处从思妇的哀怨着笔，句句暗寓诗人的遭际，诗情与寓意浑然无间，意旨含蓄，笔致深婉，确有“情兼雅怨”的特点。
这首诗的起句与结尾都相当精妙。起句既写实景，又渲染出凄清冷寂的气氛，笼罩全诗。月照高楼之时，正是相思最切之际，那徘徊徜徉的月光勾起思妇的缕缕哀思——曹植所创造的“明月”、“高楼”、“思妇”这一组意象，被后代诗人反复运用来表达闺怨。诗歌结尾，思妇的思念就象那缕飘逝的轻风，“君怀良不开”，她到哪里去寻找归宿呢？结尾的这缕轻风与开首的那道月光共同构成了一种幽寂清冷的境界。
这是一首和诗，作者是用原唱同题抒发自己宦游江南的感慨和归思。江南早春天气，和朋友一起游览风景，本是赏心乐事，但诗人却像王粲登楼那样，“虽信美而非吾土”，不如归去。所以这首和诗写得别有情致，惊新而不快，赏心而不乐，感受新鲜而思绪凄清，景色优美而情调淡然，甚至于伤感，有满腹牢骚在言外。
诗一开头就发感慨，说只有离别家乡、奔走仕途的游子，才会对异乡的节物气候感到新奇而大惊小怪。言外即谓，如果在家乡，或是当地人，则习见而不怪。在这“独有”、“偏惊”的强调语气中，生动表现出诗人宦游江南的矛盾心情。这一开头相当别致，很有个性特点。
中间二联即写“惊新”。表面看，这两联写江南新春伊始至仲春二月的物候变化特点，表现出江南春光明媚、鸟语花香的水乡景色；实际上，诗人是从比较故乡中原物候来写异乡江南的新奇的，在江南仲春的新鲜风光里有着诗人怀念中原暮春的故土情意，句句惊新而处处怀乡。
“云霞”句是写新春伊始。在古人观念中，春神东帝，方位在东，日出于东，春来自东。但在中原，新春伊始的物候是“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礼记·月令》），风已暖而水犹寒。而江南水乡近海，春风春水都暖，并且多云。所以诗人突出地写江南的新春是与太阳一起从东方的大海升临人间的，像曙光一样映照着满天云霞。
“梅柳”句是写初春正月的花木。同是梅花柳树，同属初春正月，在北方是雪里寻梅，遥看柳色，残冬未消；而江南已经梅花缤纷，柳叶翩翩，春意盎然，正如诗人在同年正月作的《大酺》中所形容的：“梅花落处疑残雪，柳叶开时任好风。”所以这句说梅柳渡过江来，江南就完全是花发木荣的春天了。
接着，写春鸟。“淑气”谓春天温暖气候。“黄鸟”即黄莺，又名仓庚。仲春二月“仓庚鸣”（《礼记·月令》），南北皆然，但江南的黄莺叫得更欢。西晋诗人陆机说：“蕙草饶淑气，时鸟多好音。”（《悲哉行》）“淑气催黄鸟”，便是化用陆诗，而以一个“催”字，突出了江南二月春鸟更其欢鸣的特点。
然后，写水草。“晴光”即谓春光。“绿苹”是浮萍。在中原，季春三月“萍始生”（《礼记·月令》）；在江南，梁代诗人江淹说：“江南二月春，东风转绿苹.”（《咏美人春游》）这句说“晴光转绿苹”，便是化用江诗，也就暗示出江南二月仲春的物候，恰同中原三月暮春，整整早了一个月。
总之，新因旧而见奇，景因情而方惊。惊新由于怀旧，思乡情切，更觉异乡新奇。这两联写眼中所见江南物候，也寓含着心中怀念中原故乡之情，与首联的矛盾心情正相一贯，同时也自然地转到末联。
“古调”是尊重陆丞原唱的用语。诗人用“忽闻”以示意外语气，巧妙地表现出陆丞的诗在无意中触到诗人心中思乡之痛，因而感伤流泪。反过来看，正因为诗人本来思乡情切，所以一经触发，便伤心流泪。这个结尾，既点明归思，又点出和意，结构谨严缜密。
前人欣赏这首诗，往往偏爱首、尾二联，而略过中间二联。其实，它的构思是完整而有独创的。起结固然别致，但是如果没有中间两联独特的情景描写，整首诗就不会如此丰满、贯通而别有情趣，也不切题意。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首诗的精彩处，恰在中间二联。
尾联点明思归和道出自己伤春的本意。诗采用拟人手法，写江南早春，历历如画，对仗工整，结构细密，字字锤炼。
这首诗造语警策。体例上韵脚分明，平仄和谐，对仗工整，已是成熟的律诗作品。结构上，首联一个意群，颔联颈联一个意群，尾联又一个意群，并且首尾呼应、中间展开。这种行文方式是初唐律诗乃至此后的唐律中常用的格式。因此，这首诗可谓初唐时期完成近体诗体式定格的奠基之作，具有开源辟流的意义。
这是一首送行词。此词上片赞赏郑汝谐胸怀天下，气概英武，才略不凡；下片赋写作者与友人的依依惜别之情，同时抒发了收复失地的爱国激情。全词多用典籍和前人语汇成句，体现了辛弃疾以文为词的特色。古来临别送行的赠词，或情深意长，或缠绵悱恻，但这首词除历叙友人间的真挚情感外，还饱含着对友人的热切期待。
上片赞赏友人胸怀天下，气概英武，雄才大略。首句写郑舜举的远大抱负和豪情风貌，虽是通常赞语，也刻画出了友人情貌。接下来说，皇上有意于治国良策，此次郑舜举被召入京，必可有所作为。“此老”二句说友人有雄才大略，可当雄兵十万，被金兵占领的广大北方领土就等他去收复了。这既是夸赞，也是表达自己对友人的期待。收拍点题，从凤凰飞诏，归结到友人被召晋京，贺其升迁，含有激励友人乘机奋进、实现卫国壮志之意。
下片赋写与友人的依依惜别之情。开始四句描写郑舜举即将离任时的天气状况和百姓泣送的情形，既渲染临别气氛，又暗写郑舜举之勤政爱民。此极言其政绩卓著，深得民心。“看野梅”二句宕开一笔，以自然为象征，说这一去，春回大地，梅柳新发，预示着友人此去将春风得意，喜讯频传。“莫向”以下，折回自身，折回送别，悬想人去宅空情景，非惟笑语难追，松竹且为之失色，一片凄黯空寂。此为加一倍写法。最后两句劝友人一心向前，不要回味昔日蔗庵相聚时的欢愉，就接着杯中酒，一浇离别愁吧。结尾以自我问答放笔直抒，谓此后唯以杯酒排遣离愁。
此词通篇体现出友情的执着浓重。与辛弃疾词中许多赠别作品一样，这首词依然带有他一贯希望北图中原，重整河山的强烈情感。
《正气歌》为南宋名臣、民族英雄文天祥所作。宋末帝赵昺祥兴元年（1278年），文天祥在广东海丰兵败被俘。次年被押解至元大都（今北京）。文天祥在狱中三年，受尽各种威逼利诱，但始终坚贞不屈。1281年夏，在湿热、腐臭的牢房中，文天祥写下了与《过零丁洋》一样名垂千古的《正气歌》。他在自序中说道：
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尺窄，污下而幽暗。当此夏日，诸气萃然：雨潦四集，浮动床几，时则为水气；涂泥半朝，蒸沤历澜，时 则为土气；乍晴暴热，风道四塞，时则为日气；檐阴薪爨，助长炎虐，时则为火气；仓腐寄顿，陈陈逼人，时则为米气；骈肩杂沓，腥臊汗垢，时则为人气；或圊溷、或毁尸、或腐鼠，恶气杂出，时则为秽气。叠是数气，当之者鲜不为厉。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间，于兹二年矣，幸而无恙，是殆有养致然尔。然亦安知所养何哉？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作正气歌一首。
该诗慷慨激昂，充分表现了文天祥的坚贞不屈的爱国情操。1283年1月9日，在拒绝了元世祖最后一次利诱之后，文天祥在刑场向南拜祭，从容就义。其绝命辞写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抗元英雄文天祥的《正气歌》系写作于北京（元大都），鲜为人知的文天祥祠在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是抗元英雄文天祥曾被元朝关押三年的地方。文天祥祠现有前后两进院落，前院东墙上嵌有诗碑，镌刻着文天祥当年在这里写作的著名诗篇《正气歌》；后殿庭中，有一株向南方倾斜近45度角的古老枣树，就是相传代表文天祥“不指南方不肯休”不屈精神的“指南树”。
文天祥，南宋吉州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县）人，1236年生于诗书之家，1256年21岁时赴南宋国都临安府（今浙江省杭州市）应试，得中状元。1259年，文天祥为父守孝三年期满，正式步入仕途时，南宋已面临蒙古大军南下入侵的危急局面。忧心如焚的文天祥上书朝廷，揭露奸臣误国劣迹，并提议“建立方镇、各守一方”，即军事防御按地段承包责任制，但是“书奏、不报”，不被理睬。耿直忧国的文天祥宦海沉浮20年，始终遭压制、排斥。
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1271年，忽必烈建立大元帝国。1274年，忽必烈派丞相伯颜率军20万再次侵宋。南宋虽然有兵70余万，但主幼臣奸，一触即溃。文天祥捐出家产，筹饷募集民兵5万进京勤王，反被奸臣阻挠，解除兵权。
1276年阴历正月十八日，伯颜元军进抵距临安只有30里的皋亭山，右丞相陈宜中畏敌逃遁。正月十九日，时任临安知府的文天祥临危受命，被朝廷授为右丞相，前往皋亭山议降。掌权的太皇太后谢氏授意如能谈成，可以让小皇帝向忽必烈称侄子，实在不行，称孙子也答应。正月二十日，文天祥面见伯颜，说自己只议和，不议降，并要求元军先撤兵，后谈判。伯颜大怒，扣押了文天祥。正月二十一日，谢氏率南宋君臣举国投降。
1276年阴历二月初九日，誓死不降的文天祥被元军押解出发前往大都（今北京）。中途在镇江停留时，文天祥与同伴共12人于二月二十九日夜设计逃脱，历尽艰险经仪征、扬州、通州（今南通）乘船回归南宋故土。在长江口绕道先北后南迂回航行时，文天祥在船上写下了赤诚感人的诗篇《扬子江》：“几日随风北海游，回从扬子大江头。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经过两个多月的奔波，文天祥终于回到浙江温州。此后，不肯降元的官员们拥立已经降元的南宋恭帝的幼弟为帝，建立了苟延残喘的小朝廷。南宋故土一度只靠文天祥率军独撑残局，终于寡不敌众，于1279年阴历十二月二十日在广东海丰的五坡岭兵败，再次被俘。
元军押着文天祥，走海路经珠江口外的零丁洋，去进攻南宋小朝廷最后的基地崖山（今广东省新会县海域）。文天祥在敌船中写下了《过零丁洋》，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即出自此诗。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1279年阴历十月初一日，文天祥被押送抵达大都，安置在馆驿。元世祖忽必烈很赞赏文天祥的才干，他派已降的南宋恭帝及多批降臣前来劝诱，文天祥不为所动，严词拒绝，后于十月初五日被关进兵马司牢房（在今府学胡同）。
文天祥在关押三年期间，书写了几百篇诗词文章，以抒发爱国之情。1281年夏季，在暑气、腐气、秽气等七气的熏蒸中，文天祥慷慨挥毫，在牢中写就了千古流传、掷地有声的铿锵之作《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唯有一腔忠烈气，碧空常共暮云愁。1283年初，元朝侦知有人联络数千人，要起兵反元，营救文天祥。1月8日，元世祖忽必烈亲自提审，作最后的劝降，并许诺授予丞相官职。文天祥告诉忽必烈：“一死之外，无可为者。”
1283年1月9日，文天祥在大都柴市（今北京交道口南大街）慷慨就义，终年48岁。文天祥在刑场写下了绝笔诗：
昔年单舸走维扬，万死逃生辅宋皇。
天地不容兴社稷，邦家无主失忠良。
神归嵩岳风雷变，气哇烟云草树荒。
南望九原何处是，尘沙黯澹路茫茫。
衣冠七载混毡裘，憔悴形容似楚囚。
龙驭两宫崖岭月，貔貅万灶海门秋。
天荒地老英雄丧，国破家亡事业休。
惟有一腔忠烈气，碧空常共暮云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