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评论了初唐诗人沈佺期、宋之问、陈子昂。初唐诗坛基本是南朝形式主义文学的延续，宫体诗充斥诗坛，文风绮靡纤弱。沈佺期、宋之问总结了六朝以来声律方面的创作经验，确立了律诗的形式，驰名一时，对唐代近体诗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元好问肯定了他们的贡献和影响（“横驰翰墨场”），但也批评了他们在诗歌创作上仍然没有摆脱齐梁诗风。
元好问认为，开唐诗一代新风的诗人是陈子昂。陈子昂复归风雅兴寄，高倡汉魏风骨，上接建安传统，以其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终于廓清了初唐半个时纪齐梁余风的影响，迎来了以“风骨”、“气象”著称的盛唐诗歌创作高潮。他的“兴寄”、“风骨”理论成为后人反对形式主义柔靡诗风的理论武器。因此，元好问充分肯定了陈子昂的历史功绩，并将其革新文风与范蠡的平吴事业相提并论，认为也应为陈子昂铸像，以表其功。
根据理解，结合注释46及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句“俳优”应为“俳谐”。
曲学，乡曲简陋的学问。虚荒，虚假荒谬。小说，无足轻重之说。欺，欺人骗世。
这首诗是排斥俳谐怒骂的不良习气，体现元好问尚雅的旨趣。我国自古就有“诗庄”的传统，语言庄重而优雅是古典诗歌的特色。诙谐游戏和詈骂的文字被认为难登大雅之堂的。把文章当作游戏、调笑的工具，初见杜甫《戏作俳谐体遣闷》、李商隐《俳谐》，到晚唐时仿效的人便多起来。严羽《沧浪诗话》称宋诗“其末流甚者，叫嚣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黄庭坚《答洪驹父书》“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苏轼却认为嬉笑怒骂可成文章，《续资治通鉴》卷八十六云：“轼与弟辙，师父洵为文，常自谓文章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
但是元好问尊奉的是儒家的“温柔敦厚”、“思无邪”、“发乎情，止乎礼仪”的诗教理论，要求语言符合雅正的标准。因此，元好问不同意苏轼的观点，批评了“俳谐怒骂”的语言风格。元好问认为“曲学虚荒”，“小说欺”，谨奉儒家诗教，这也体现了他保守的一面。
这是一首刘基题《湘湖图》的题画诗。“君山洞庭隔江水，彭蠡无风波浪起。”诗人开头用两个比喻句，引出了湘湖上的岛屿恰如洞庭湖中的君山；湖水象鄱阳湖一样波浪起伏。以洞庭湖、鄱阳湖来形容湘湖，极言湘湖之广渺，起到了先声夺人的效果。
“明窗晓晴图画开，兴入湘湖三百里。”接下来诗人点出了题图时的情景，在明亮的窗子和早晨的晴光下打开画图，诗人的兴致一下子就投入到湘湖浩瀚的烟波中。
下面四联既是对《湘湖图》的描述，也是对湘湖山水的概刮。“湘江两岸山纵横，湘湖碧绕越王城。越王城荒陵谷在，古树落日长烟平。游子天寒孤棹远，七十二溪飞雪满。浩歌不见濯缨人，沙鹤野猿相对晚。”诗人的目光如一组长镜头在画面上掠过：首先映入眼敛的是湘湖四周的群山，两岸的群山纵横交错，碧绿的湖水环绕着高高的越王城山。面对週遭的山陵峡谷，诗人凭吊越王城的逝去的背影，眼前苍翠的古木和飘渺的暮雾，掩映在落日的余晖中，让人不由生发怀古的幽情。接下来诗人的笔触进一步向画面的细处落下，画图中，一叶扁舟飘向远方，诗人想象这是一位他乡游子，在寒冷的湘湖上奔波，也许此刻诗人联想到了自己，一个寒字，刻划了诗人的心境。但是面对大好的湖山，诗人没有消沉，周围群同上众多飞泻着雪一般白的溪流，吸引了诗人的目光。
“浩歌不见濯缨人，沙鹤野猿相对晚。湖东云气通蓬莱，我欲从之归去来。”接下来，诗人对静态的画面进行了拓展：画是没有声音的，但是，在诗人看来，却仿佛能听到隐居高人的画外音，“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如此好山水真是退隐的好处所。但是画面上却看不到他的人影，只看到晚照下栖息在沙滩上鹤和山林中的猿猴。画是不会动的，但是在诗人看来，湖上的云气是涌动的，而且是可以直通蓬莱仙山的，诗人由此了生出大胆的想法，可以乘着这云气去探访仙山。
诗人在结尾时，从美好的梦幻般的意境中回到了现实。“蛟鼍塞川陆有虎，两臂无翼令心哀。”虽然仙山十分令人向往，可是水中有蛟鼍，山野有猛虎，我又没有翅膀，难以到达仙山，让我不由得心下无比哀伤。
读罢此文，读者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鲁隐公作为一国之君，到棠地看看渔民怎样捕鱼，有什么了不得，也值得这位臧大夫大惊小怪，还要苦口婆心、掰开揉碎地讲那么多大道理?难道国君连这点自由也没有吗?马克思主义认为：分析、考察和认识任何一种历史现象，都必须把该历史现象放回到产生它的历史环境中去。臧僖伯之所以谏阻隐公到棠地观鱼，是因为隐公这一活动，不符合那个时代一个国君应该遵循并身体力行的行为规范。不符合，就会“乱政”；而屡屡“乱政”，就会导致国家的败亡。况且，隐公远离国都，到棠地观鱼，并非为了体察民情，更不是与民同乐，而仅仅是他本人的一种游乐活动。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不敢对臧僖伯的谏言说一个“不”字，最后不得不以“吾将略地焉”为借口,坚持到那里寻乐去。
这篇谏辞的最大特点，是紧紧围绕着一个“礼”字展开劝谏，从观点到为阐明观点所举述的诸多理由及作为论据的事物和行为，都没有稍稍离开这个“礼”字。也就是说，没有稍稍离开制约当时国君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另一个也很明显的特点是,劝谏的缘起虽然是“公将如棠观鱼”，劝谏的直接目的也是阻止隐公“如棠观鱼”，但谏辞中对此事却不着一语。这不单单是婉言法，更重要的是，这种表达法反映出进谏者进谏的着眼点，并不在于隐公“如棠观鱼”这一具体行为，而是当时的整个礼制。如果隐公听了臧僖伯这番谏辞明白了“礼”对他的制约性，“如棠观鱼”这种“非礼”的事自然也就不会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