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哉麦无秀，父子垄头哭。
谁惊耽眠龙，霹雳震万屋。
从空倒江海，焦槁快一浴。
终然霁威怒，飘飒断还续。
晚阴凉观阙，夜响起松竹。
后时悲夏获，入土喜秋谷。
聊为目前慰，未敢信果腹。
丰凶系□详，望岁走牲玉。
我无忧民责，理此杞与菊。
哀哉麦无秀，父子垄头哭。
谁惊耽眠龙，霹雳震万屋。
从空倒江海，焦槁快一浴。
终然霁威怒，飘飒断还续。
晚阴凉观阙，夜响起松竹。
后时悲夏获，入土喜秋谷。
聊为目前慰，未敢信果腹。
丰凶系□详，望岁走牲玉。
我无忧民责，理此杞与菊。
开得鲜艳的荷花预示着吉祥，笔直的立在水面上。一支孤茎引出一抹绿，两朵花共同分开两抹红。荷花秀丽的颜色仿佛歌女的容貌，馥郁的香气如舞衣下的微风。这两朵莲花必然会互相思念，况且他们的心是在一起的。
首联展现荷花动态之美，颔联为荷花着色，颈联与人作比，极写荷花的色、味，尾联是点睛之笔，揭示主旨，表达两心相悦的情感。
就诗论诗，此篇劝人勤勉的意思非常明显。此篇三章意思相同，头两句感物伤时。诗人从蟋蟀由野外迁至屋内，天气渐渐寒凉，想到“时节忽复易”，这一年已到了岁暮。古人常用候虫对气候变化的反应来表示时序更易，《诗经·豳风·七月》写道：“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九月在户”与此诗“蟋蟀在堂”说的当是同一时间。《七月》用夏历，此诗则是用周历，夏历的九月为周历十一月。此篇诗人正有感于十一月蟋蟀入室而叹惋“岁聿其莫”。首句丰坊《诗说》以为“兴”，朱熹《诗集传》定为“赋”，理解角度不同，实际各有道理。作为“兴”看，与《诗经》中一些含有“比”的“兴”不同，它与下文没有直接的意义联系，但在深层情感上却是密不可分的，即起情作用。所以从“直陈其事”说则是“赋”。从触发情感说则是“兴”。诗的三、四句是直接导入述怀：诗人由“岁莫”引起对时光流逝的感慨，他宣称要抓紧时机日日行乐，不然便是浪费了光阴。其实这不过是欲进故退，着一虚笔罢了，后四句即针对三、四句而发。三章诗五、六句合起来意思是说：不要过分地追求享乐，应当日日想想自己承当的工作，对分外事务也不能漠不关心，尤其是不可只顾眼前，还要想到今后可能出现的忧患。可见“思”字是全诗的主眼，“三戒”意味深长。这反覆的叮嘱，包含着诗人宝贵的人生经验，是自儆也是儆人。最后两句三章联系起来是说：喜欢玩乐，可不要荒废事业，要像贤士那样，时刻提醒自己，做到勤奋向上。后四句虽是说教，却很有分寸，诗人肯定“日乐”，但要求节制在限度内，即“日乐无荒”。这一告诫，至今仍有意义。
此诗作者，有人根据“役车其休”一句遂断为农民，其实是误解，诗人并非说自己“役车其休”，只是借所见物起情而已，因“役车休息，是农工毕无事也”（孔颖达《毛诗正义》），故借以表示时序移易，同“岁聿其莫”意思一样。此诗作者身份难具体确定，姚际恒说：“观诗中‘良士’二字，既非君上，亦不必尽是细民，乃士大夫之诗也。”（《诗经通论》）可备一说。
全诗是有感脱口而出，直吐心曲，坦率真挚，以重章反覆抒发，语言自然中节，不加修饰。押韵与《诗经》多数篇目不同，采用一章中两韵交错，各章一、五、七句同韵；二、四、六、八句同韵，后者是规则的间句韵。
这篇文章先概述西汉兴盛的形势和西征顺利的情况，然后假托蜀人之口说出反对通西南夷的非难，紧接着详细论述通西南夷的意义，高度赞美了汉武帝的功业，具体批驳了蜀人的责问，最后略写蜀人态度的转变，言简意赅。全文前后照应，结构严密，所使用的动词尤其典雅庄重，行为动作的描述相当传神，长短句交替运用，在散句中见齐整，于对仗中有变化，成功地描绘了各种形象，巧妙地融入了真情实感，创造出内情与外物结合的艺术境界。
文章一开头便回顾西汉“德茂存乎六世”的发展历史，然后指出汉朝两征的势如破竹，以此写出繁荣昌盛的局面和锐不可当的声势，从而真实反映出时代风貌并充分表达了作者生逢盛世而想施展抱负的真情实感，为后面诘难蜀父老打下坚实的基础。
紧接着，文章先写“耆老大夫捂绅先生之徒”庄严的神态和对通西南夷的非难性分析及由分析得出的“今割齐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无用”这一看似有理的结论，以此表现出蜀人的目光短浅，见闻狭隘，思想守旧：考虑蜀地的局部利益而非考虑国家的整体利益，留意过去的史实而未见新兴西汉的进程。因而作者自然地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和西汉的社会现实出发，高瞻远瞩，踔厉风发，有力地批评他们的错误言论，同时明确文章驳斥的靶标，也显示了作者诘难的理所当然。
然后，文章以巴蜀人们的亲身经历驳斥了西南夷无法征服的观点，说得理直气壮，自然令人信服。之后，作者先提出“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的观点，并引用大禹治水的典型事例来充分证明自己的观点，以此说明现在通西南夷是利于国家、惠及百姓、流芳后世的非常之事，会取得伟大的功绩，带来无穷的好处。
作者接着提出统治者应该思想解放，胸襟开阔，不受习俗束缚的主张，进而指出通西南夷确实是非常之事，是“拯民于沉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继周氏之绝业”的伟大事业，并站在时代高度且考虑长远利益，同时以天下为己任，使诘难蜀人而肯定两征显得理在其中，顺势提出“百姓虽劳”，也要做到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
之后，作者强调“受命之符合在于此”，以表明当今君主是受命天子，并顺势笔锋一转，嘲讽蜀人面对千载难逢的盛况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有“犹鹪明已翔乎寥廓，而罗者犹视乎薮泽”般的可悲。在这一部分，作者将观点建立在援引事实和阐述理论的坚实基础之上，诘难论如析薪，逐层推进，有高屋建瓴般的气势，把深刻道理说得具体可感，也把蜀人驳得体无完肤。
最后写作者论述符合事理使得蜀地父老以对，于是蜀人“丧其所怀来，失厥所以进”，并颇为感叹地表示“百姓虽劳，请以身先之”，然后茫然失措地逡巡离去，这与开始蜀人“俨然造焉”的情况相照应，反映出蜀人的理屈词穷、无地自容，也说明了作者写作达到预期的目的。
全文立意深刻，议论豪迈，气势磅礴，说理透彻，气势充畅，将丰富的思想内容与富有文采的艺术特色融为一体，闪耀着迷人的文学光辉。体裁上以赋为文，铺张扬厉，想象奇特，语言繁富，描写细致，骈散相间，使得全文布局谨严，具有浑厚、刚健、激昂、壮丽的特点；行文上以问难的形式来分析和辩解事理则使全文观点集中，针对性强，在当时有其独到之处，对后代政论影响也很深。
这首诗抒发了作者久滞异地，渴望早日回乡的思想感情。全诗语言洗练，情景交融，塑造了一个天涯游子的典型形象，其丰富的意象渲染了悲凉的氛围，衬托出诗人久客思归的凄苦心境。
第一句是主观化地写景：“长江悲已滞”。长江不会有悲感，有悲感的是诗人；长江日夜奔流不息，并无半点停滞，认为它滞重不畅的也是诗人。诗人为什么会有此感觉？第二句就清楚地说了出来：“万里念将归”。原来，他远离家乡滞留于此地山中已太久太久。“万里念将归”直接抒情，点明自己身在他乡，想到盼望已久的万里归程而深深感叹。“万里念将归”，似出自宋玉《九辩》“登山临水兮送将归”句。而《九辩》的“送将归”，至少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为送别将归之人；一为送别将尽之岁。至于这句诗里的“将归”，如果从前面提到的《羁游饯别》、《别人四首》以及《王子安集》中另外一些客中送别的诗看，可以采前一解释；如果从此诗后半首的内容看，也可以取后一解释。但联系此句中的“念”字，则以解释为思归之念较好，也就是说，这句的“将归”和上句的“已滞”一样，都指望远怀乡之人，即诗人自己。但另有一说，把上句的“已滞”看作在异乡的客子之“悲”，把这句的“将归”看作万里外的家人之“念”，似也可通。这又是一个“诗无达诂”的例子。“悲”、“念”二字，是全篇之“眼”，直接抒发怀念故乡而不得归的悲愁情绪。诗的前两句中“长江”和“万里”是从空间上表述自己远在外地他乡，归家的路途遥远。“已滞”和“将归”是从时间上表明诗人长期滞留他乡，还没有归去。
从字面上看“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这两句单纯是写景，但其实是通过写景，表达自己内心因思乡而凄楚的心情。诗人在山中望见了秋风萧瑟、黄叶飘零之景，这些既是实际的景物描写，同时表现诗人内心的萧瑟、凄凉。正因为诗人长期漂泊在外，所以内心因为思念家乡而分外悲凉，诗人又看到了秋天万物衰落的秋景，这就更增添了他思乡的愁绪。此二句没有一个直接表现感情的字眼，但渗透了诗人浓厚的感情。这里的秋天景色，兼寓“比”、“兴”之意。从“兴”的作用来看，在这样凄凉萧索的环境中，诗人的乡思是难忍和难以排解的。从“比”的作用看，这萧瑟秋风、飘零黄叶，正是诗人的萧瑟心境、飘零旅况的象征。这两句可能化用了宋玉《九辩》中的“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的诗意，却用得没有模拟的痕迹，又使读者增添一层联想，对诗的意境起了深化作用。就整首诗来说，这两句所写之景是对一二两句所写之情起衬映作用的，而又有以景喻情的成分。当然，这个比拟是若即若离的。同时，把“山山黄叶飞”这样一个纯景色描写的句子安排在篇末，在写法上又是以景结情。南宋沈义父在《乐府指迷》中说：“结句须要放开，含有余不尽之意，以景结情最好。”这首诗的结句就有宕出远神之妙。
从通篇的艺术构思来看，诗人采用了“兴法起结”的艺术手法。一下笔便借景兴情，结尾处又以景结情，把所要抒写的思想感情融入一个生动、开阔的画面中，让读者从画中品味。这样，便收到了语虽尽而思绪无穷的艺术效果。该诗首尾三句写景，第二句抒情叙事，采取景情景的结构。由于情在诗结尾处藏于景中，所以《山中》的意境含蓄而耐人寻味。
本文是作者所作的三篇一组的寓言，包括《临江之麋》、《黔之驴》和《永某氏之鼠》。作者通过麋、驴、鼠这三种动物形象，借题发挥，揭露了当时一些达官贵人、得意小人的丑态，并预言其必然灭亡的命运。文章语言简洁凝练，以小见大，耐人寻味，具有强烈的现实讽刺意义。
《临江之麋》一篇以揶揄的口吻讽喻了社会上“依势以干非其类”的人。“忘己之麋”任性妄为，冒犯外物，以寻得快乐，可当它失去了主人的庇护，轻而易举地就被外犬“共杀食之”。更加可悲的是它至死还没有明白个中原因。古往今来，行事不知推己之本，躺在别人怀抱里讨口饭吃还自鸣得意的人，并不少见。从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中揭示出深刻的讽喻意义，正是它以小见大的艺术魅力所在。
《黔之驴》是这三篇中最广为流传的一篇。它深刻地批判了无才无能却又惯于逞能炫耀的“叫驴”式人物。结合柳宗元当时的遭遇，可见他是针对政敌而写，讽刺了当时统治集团中官高位显、仗势欺人而无才无德、外强中干的某些上层人物。柳宗元通过想象、夸张的手法，抓住了驴、虎之物类的特征，刻画社会中某些人“出技以怒强”的行径，生动形象。同时，这篇寓言也为后人留下“庞然大物”、“黔驴技穷”两个成语。
《永某氏之鼠》嘲讽了社会上“窃时以肆暴”的一类人。这类人抓住侥幸得到的机会肆意胡作非为，以为能够“饱食无祸为可恒”，让人深恶痛绝。这则寓言，深刻有力地讽刺了纵恶逞凶的官僚和猖獗一时的丑类，巧妙地批判了封建社会丑恶的人情世态。
这三篇寓言在艺术表现上有一些共同特点：
第一，状物摹形生动形象，情景如见。如《临江之麋》写主人抱幼麋归家，一入门，“群犬垂涎，扬尾皆来”，八个字活画出群犬一拥而上，急欲啖食之态。下文写麋与犬狎戏，说“犬畏主人，与之俯仰甚善，然时啖其舌。”写犬畏主人，一面与麋周旋，一面垂涎三尺之状，也十分传神。《永某氏之鼠》写在主人放纵下，群鼠猖獗之状说：“某氏室无完器，橇无完衣，饮食大率鼠之余也。昼累累与人兼行，夜则窃啮斗暴，其声万状，不可以寝”，可谓淋漓尽致，穷形尽相。
第二，虽属寓言，状写动物，叙写却入情入理。见出作者体味物情之细，文字叙述之工。如《临江之麋》写麇与犬相熟过程，开始入门，群犬垂涎，所以主人叱喝。之后，主人抱麋与犬习熟，由开始之不动，渐至与犬戏耍。进一步写麋渐大，与犬已熟，随意戏闹，竟忘了己之为麋，这个发展过程是完全合乎情理的。《黔之驴》中对虎的心理描写也极其细腻逼真。开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所以“蔽林间窥之”。次后，“稍出近之”，然而“愁愁然莫相知”。下面写初听驴呜，大骇远遁，以为要吃自己。及至往来观察，终觉其似乎没有什么突出本事，于是做各种试探。到了摸清底细，乃跳踉大咽，尽食其肉而去。一笔笔写来，自然而真实。
第三，寓意深厚，对讽喻之意不作详尽展开，主要通过故事和形象本身体现出来，可让读者从不同角度玩味受教。如《临江之麋》末尾只一句收束，“麇至死不悟。”寓意深沉。《永某氏之鼠》结尾：“呜呼！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也是意味深长，只有《黔之驴》结尾议论较透一些。
作者借麋、驴、鼠三种动物的可悲结局，对社会上那些倚仗人势、色厉内荏、擅威作福的人进行辛辣的讽刺，在当时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和普遍意义。三篇寓言主题统一而又各自独立，形象生动而叉寓意深刻，篇幅短小，语言简练而又刻画细致、传神，在艺术上达到了比较高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