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不直接写与朋友同游的情状，而是引陶渊明自比。他所写的宁可退隐、也不向当权者屈曲的渊明，兼有为自己画像和代朋友书怀的意味。首韵一问，虽意在表明时令，而又能显出心中的波峭。同时“为谁开”一问，不仅有舍我其谁的自信，且能起到引发下文的作用。他之所以爱菊，是借花的凌雪傲霜的高尚品格，寄托自己的心胸。以下两韵，明看是代陶渊明写心，其实翻过来看，正是借渊明写怀。“渊明谩爱”一韵是倒装句，是说胸中正不平、惟待酒浇化之的渊明，喜逢重阳节却无酒可饮。作者的遭遇有很多地方与陶渊明相同，所以用“黄菊开”、“爱重九”、“正崔嵬”表示对陶渊明的同情与歌颂。下韵以退为进，否定酒本身对渊明有重要意义，谓渊明爱酒并非因为他是个酒徒，而是心中有块垒，不得不借酒浇愁。可是，没有谁打发“白衣”来为他送酒。上片末韵，扇面障尘既是取景于眼前，也是典故的借用。他对渊明中藏块垒的心迹的理解，颇为深刻。而写渊明，实即自写其志。尤其是末韵。用来比拟韩尚书面对政敌的熏人气焰而不为苟且的态度，颇为切合。
下片就眼前重阳节的相知之乐来写。他写一日须饮三百杯，才配得上为韩尚书饮。既侧写韩的豪酣与洒脱，也是写他与韩的相知投缘之乐。在继两韵中，作者用对比的方法，笔锋急转，直指自己遭受“落佩倒冠”的陷害，向南宋王朝提出了愤怒的抗议。当他想见韩将来翳凤骖鸾、归于眺望中的仙山之后，就不免喜忧参半了：他为韩尚书的得归仙班而高兴，也为自己的隐居无伴、抱病独登高台而伤感。人我相照，愈觉情怀不堪。这里的“归于仙班”，隐指韩将来的归朝。结韵以想象中形影相吊的情景，在送别韩南涧的归路上，见到月色映出了“人影共徘徊。”流露出惜别依依和孤独寂寞之感。这样的表达法，能兼收暗示友情相得和表达自己隐居失意之情的双重功效。
上片写登高赏菊忆及渊明，以重九日盼望送酒的陶渊明自比，暗示了作者与其处境的相似。下片陪游后借题发挥，既寄希望于韩元吉再次被朝廷召用，又为自身的“落佩倒冠”抱病登台而慨叹，倾诉自己无法实现抗金报国壮志的痛苦，表达了被迫害受压抑的沉重心情，不是一篇单纯的记游之作。
这是一首咏柳之词，是一种咏物的小令。词如一幅春柳图，春柳如画，画柳传神，画中寄情，令人遐想。此词与作者另一首咏柳词《杨柳枝·宜春苑外最长条》相比，柳所在地不同，内容亦有异，但艺术风格则相同：婉约、含蓄、绚丽。
此词咏西湖之柳。暗寄对古代名妓生活的欣赏之情。头二句描写苏小小门前的柳树丽姿。“苏小门前柳万条，毵毵金线拂平桥。”苏小小家门前柳树很多，柳枝千条万条垂挂在西湖边，细长金色的柳丝轻抚着平桥。苏小小，南齐钱塘名妓。毵毵，形容柳条细长。金线，指初吐芽的柳丝。将春柳与钱塘名妓联系在一起，使词中的春柳具有西湖之柳特色。春柳与美人相映，春柳自然更美。后二句写日暮时苏小小门内的柳树。“黄莺不语东风起，深闭朱门伴舞腰。”黄莺不语，指日暮之时。陆游《晚行湖上》：“高林日暮无莺语，深巷人归有犬随。”即其例。傍晚时候，春风吹来，苏小小家朱红大门已紧紧地关上，只有春风伴随着柳枝。末句“舞腰”实为双关，既指如腰之柳，同时亦暗指细腰美人，读者自可联想到其人。黄莺休息，朱门紧闭，只有春风无声地吹动柳枝，环境十分安静。作者对古代名妓艳情的欣赏，自在其中。这种情调是属于作者所属阶级的趣味的。
这首《杨柳枝》在艺术上很有可取之处。咏物与写人和谐地结合，组成景与人统一的意境。“深闭朱门伴舞腰”，在写柳之可爱以后，结合写了古代的女性，既丰富了咏物的内容，又创造了不同的意境。作者只客观地咏物写人，而读者从中自可领略所咏之物的形象，感受作者所寄托的情感。这两首词的咏物和表达情意，作者用了暗示、联想等手法来实现的。二、四句均在咏柳，描写柳，但并未点出柳字，而分别用了借代、比喻等修辞方法暗写柳。深闭朱门，东风伴柳，使人产生联想。这种手法既是造成这首词婉约含蓄风格的重要因素，同时也增加了读者想象的余地。作者在这首词中选用词语注意色泽的巧妙搭配，如朱门、金线、黄莺，包含了红黄二色。这些词语色彩绚丽，搭配自然，也是温词的特色之一。
根据理解，结合注释46及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句“俳优”应为“俳谐”。
曲学，乡曲简陋的学问。虚荒，虚假荒谬。小说，无足轻重之说。欺，欺人骗世。
这首诗是排斥俳谐怒骂的不良习气，体现元好问尚雅的旨趣。我国自古就有“诗庄”的传统，语言庄重而优雅是古典诗歌的特色。诙谐游戏和詈骂的文字被认为难登大雅之堂的。把文章当作游戏、调笑的工具，初见杜甫《戏作俳谐体遣闷》、李商隐《俳谐》，到晚唐时仿效的人便多起来。严羽《沧浪诗话》称宋诗“其末流甚者，叫嚣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黄庭坚《答洪驹父书》“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苏轼却认为嬉笑怒骂可成文章，《续资治通鉴》卷八十六云：“轼与弟辙，师父洵为文，常自谓文章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
但是元好问尊奉的是儒家的“温柔敦厚”、“思无邪”、“发乎情，止乎礼仪”的诗教理论，要求语言符合雅正的标准。因此，元好问不同意苏轼的观点，批评了“俳谐怒骂”的语言风格。元好问认为“曲学虚荒”，“小说欺”，谨奉儒家诗教，这也体现了他保守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