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张说一生历仕武后、中宗、睿宗、玄宗四朝，三度执掌大政，堪称叱咤风云的一代英豪。但是，他仕途坎坷，曾被流放一次，两次遭贬谪。这首诗就是公元713年（开元元年）被贬为相州刺史后所作。邺都，当时属相州所辖。张说纵观魏武帝曹操建功立业的雄壮历史和身后遭遇，联想自己被奸佞小人攻讦的现实，不禁感慨万千，写下《邺都引》这一千古绝唱。

　　这首诗歌激情奔涌，慷慨悲壮，但诗情又紧和缅怀魏武的题旨，做到诗情恣肆而有节制，思想内蕴而易外传。

　　诗分两层。

　　前六句为第一层，主要是缅怀和描述曹操生前的非凡业绩，以寄托自己的凌云壮志。“君不见魏武草创争天禄，群雄睚眦相驰逐”二句，为曹操生前的壮举铺叙了广阔的时代场景。“草创”二字表明了魏武创业的艰难、不易；一个“争”字，生动地表现出曹操人定胜天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古代迷信思想认为人的遭遇、地位都由天帝赐予，而曹操不信天命，偏偏要奋起与“群雄睚眦相驰逐”，争夺帝位，这一“争”就将他的顽强奋斗准确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了。“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二句，以极其洗练的语言，概述了曹操一生的文武事业。“昼”句勾勒了曹操驰骋沙场的形象，一个“携”字描摹出了他一马当先、勇冠三军的英武气概；一个“破”字，又表现出了其无坚不摧的进攻气势，展示了“魏武挥鞭”气吞万里如虎的骁将风姿。“夜”句则为读者刻划了曹操极具儒将风度的形象侧面。这里，一个“接”字，表现了魏武礼贤下士的品格。曹操在中汉末建安时期，力倡“建安风骨”，并带领其子曹丕、曹植及建安七子，以诗歌的形式努力表现社会的动乱和人民流离失所的痛苦，表达了要求国家统一的愿望，情调慷慨，语言刚健。他所建的“西园”——铜爵园，就是其父子常与文士夜间在此宴会赋诗的地方。“夜接词人赋华屋”一句，就形象地展示了当年曹操开创建安文学黄金时代的历史画面。“都邑缭绕西山阳，桑榆汗漫漳河曲”二句，主要描写曹操在生产、建设方面的功绩。邺都城池委曲环绕，表明魏国建筑雄伟，后方坚固；农桑林木沿漳河层层密布、“汗漫”无边，说明其农、林生产的发达。在汉末群雄逐鹿的战乱中能辟一农桑昌盛地域实在不易，由此更能显示出曹操治理国家的雄才大略。在历史上，曹操是蒙垢最多的人物之一。一些持正统观念的史家往往将他打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奸贼”另册。作为曾二度为相的张说，能够如此高度地评价曹操的历史功绩，是独具胆识、难能可贵的；同时，这一层也表露出诗人追慕魏武，希望在政治上有所建树的感情，让读者从对曹操的业绩的追述中体味出诗人的理想追求。

　　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主要叙述魏武身后的历史变迁，流露出诗人哀叹时光易逝、英雄业绩无继的感慨。“城郭为墟人代改，但见西园明月在”二句，是通过曹魏时代的城郭建筑今已凋蔽颓败揭示邺都环境的今昔变迁。“城郭”一词有承接上文“都邑”、引起下文转折的作用，它是邺都外观上最易显示变化的景物。“城郭”和“西园”沦为废墟，标志着魏武的时代已成为历史的陈迹，明月依旧，却照不见曹操在西园“夜接词人赋华屋”，更衬托出今日邺都的凄凉冷落。“邺旁高冢多贵臣，蛾眉曼目录共灰尘”二句，是从邺都人事变迁的角度来表现其今昔变化的巨大。曹魏时代的“贵臣”已入“高冢”作古，说明其政权的支柱已不复存在；魏武的众多姬妾、歌伎化为尘土，可见供其役使的社会基础也土崩瓦解。“贵臣”、美女的纷纷进入坟墓，它象一面镜子一样，真实地折射出历史变迁的轨迹，流露出了诗人对曹操文韬武略、宏图大业付之东流的婉惜之情。结尾“试上铜台歌舞处，惟有秋风愁杀人”二句，为正面抒怀。“试上”二字表现了诗人欲上而又犹豫的心理——人事变迁，景非昔比，诗人要登上曹操所建铜雀台一览胜迹，但又怕“铜台”因为“人代改”而“为墟”，引发自己更多的惆怅。等到登上“铜台”，果然见出邺都的一切繁华都成为历史，只留下秋风凭吊英雄。“愁杀人”三字是饱蘸感情的点睛之笔，深沉而强烈地表现出诗人悲壮的凭吊心情，将一腔不泯的雄心遥寄千载，表现出诗人被贬、壮志难酬的内心苦痛和不平之情。诗人紧扣曹操创业的始终线索展开诗情，叠出画面，因此这首诗的感情较之同类作品就更显得慷慨悲壮、深沉含蓄，象羯鼓筝琶一样，摇人心旌，撼人心魄。

　　其次，诗歌的结构艺术也颇有独到之处。这首诗是借凭吊古迹而抒发胸臆的怀古之作，诗歌画面都围绕魏武生前、身后诸事展开。开始写魏武生前草创大业，继而写他的文韬武略、治国有方，把他一生的伟绩很简洁地概括于“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都邑缭绕西山阳，桑榆汗漫漳河曲”四句诗中。“城郭为墟人代改”以下四句着重突出魏武身后的历史变迁。曹操能够在群雄逐鹿的乱世中辟一邺都繁华之地，而他身后的人们却无法维持邺都的繁荣，可见魏武确实高人一筹，后世多不可与之相提并论。结尾写铜台秋风，很容易使人想起曹操临终“遗令”，这样，诗的一起一结就是曹操的一始一终，诗的主体则是曹操的生平业绩、身后境遇，从而展示出诗人结构谋篇的高超才华。

　　这首诗在语言和韵律方面也很有特色，诗歌气势恢宏，语言雄健畅朗，一洗梁陈绮丽之风；用韵活泼，全诗十二句，四次换韵，跌宕有致，富于流动多变的音乐美。正如林庚、冯沅君先生所说：“《邺都引》慷慨悲壮，开盛唐七古的先河，与初唐诗风迥异。”开盛唐七古的先河，与初唐诗风迥异。”

　　诗歌表达了诗人内心愤懑、悲凉、落寞、忧虑等复杂的感情。不过，尽管诗人发出“忧思独伤心”的长叹，却始终没有把“忧思”直接说破，而是“直举情形色相以示人”，将内心的情绪含蕴在形象的描写中。冷月清风、旷野孤鸿、深夜不眠的弹琴者，将无形的 “忧思”化为直观的形象，犹如在人的眼前耳畔。这首诗采用动静相形的手法，取得了独特的艺术效果。“起坐弹鸣琴”是动；清风吹拂，月光徜徉，也是动。前者是人的动，后者是物的动，都示意着诗人内心的焦躁。然而。这里的动是以如磐夜色为背景的。动，更衬出了夜的死寂，夜的深重。茫茫夜色笼罩着一切，象征着政治形势的险恶和诗人心灵上承受着的重压。这首诗言近旨远，寄托幽深，耐人寻味。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这两句出自王粲《七哀三首》（其二）：“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王粲夜不能寐，起而弹琴，是为了抒发自己的忧思。阮籍也是夜不能寐，起而弹琴，也是为了抒发忧思，而他的忧思比王粲深刻得多。王粲的忧思不过是怀乡引起的，阮籍的忧思却是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产生的。南朝宋颜延之说：“阮籍在晋文代，常虑祸患，故发此咏耳。”（《文选》李善注引）李善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这是说，阮籍生活在魏晋之际这样一个黑暗时代，忧谗畏祸，所以发出这种“忧生之嗟”。清人何焯认为：“籍之忧思所谓有甚于生者，注家何足以知之。”（《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何氏以为阮籍的“忧思”比“忧生之嗟”更为深刻，注家并不了解这一点。一般读者当然更是无法弄清究竟是何种“忧思”。不过，《晋书·阮籍传》说：“（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由此或可得其仿佛。史载诗人“善弹琴”，他正是以琴声来排泄心中的苦闷。这里以“不能寐”、“起坐”、“弹鸣琴”着意写诗人的苦闷和忧思。

　　诗人没有直接点明诗中所抒发的“忧思”，却写道：“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写清澈如水的月光照在薄薄的帐幔上，写带有几分凉意的清风吹拂在诗人的衣襟上，造成一种凄清的气氛。这似乎是在写自然景色，但是，景中有人。因为在月光下徘徊的是诗人，清风吹拂的是诗人的衣襟。所以，可以说写景正是为了写人。这样写，比直接写人，更富有艺术效果，使人感到含蓄不尽，意味无穷。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是继续写景。是写孤鸿在野外哀号，而盘旋的飞鸟在北林上悲鸣。如果说，上两句是写诗人的所见，这两句就是写诗人的所闻。所见者清风、明月，所闻者鸿号、鸟鸣，皆以动写静，写出寂静凄清的环境，以映衬诗人孤独苦闷的心情。景中有情，情景交融。但是，《文选六臣注》中，吕延济说：“夜中，喻昏乱。”吕向说：“孤鸿，喻贤臣孤独在外。翔鸟，鸷鸟，以比权臣在近，谓晋文王。”好像诗中景物皆有所指，如此刻意深求，不免有些牵强附会。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在月光下，清风徐来，诗人在徘徊，孤鸿、翔鸟也在空中徘徊，月光朦胧，夜色苍茫，他（它）们见到什么：一片茫茫的黑夜。所以“忧思独伤心”。这表现了诗人的孤独、失望、愁闷和痛苦的心情，也为五言《咏怀八十二首》定下了基调。

　　阮籍五言《咏怀八十二首》，是千古杰作，对中国古代五言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刘勰说：“阮旨遥深。”（《文心雕龙·明诗》）钟嵘说：“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诗品》上）李善说：“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文选》卷二十三）都说明阮籍诗隐晦难解。阮诗隐晦难解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多用比兴手法。而这是特定的时代和险恶的政治环境及诗人独特的遭遇造成的。

　　这是刘庭信所作的套曲《春日送别》的第一曲，在元散曲中久享盛誉。全曲先写景而后抒情，由景生情，从而达到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这首曲子的曲辞确实是“语极俊丽”。开头四句，作者扣住题中的“春日”，用工细绮丽的笔墨，描绘了一幅形象生动的春景图。风衬杨柳，显杨柳更风流；雨衬梨花，显梨花更圣洁。杨柳随风，梨花带雨，风与杨柳，雨与梨花，皆互为映衬，相得益彰。风乃“丝丝”风，雨乃“点点”雨，“丝丝”、“点点”两个叠词，把春天特有的轻柔、甜美的韵味尽情透出；同时也隐含着柳摇若风，花落如雨的比喻。这四句对仗工整，实际上是以诗入曲，借对仗艺术而使这幅春景图形象更鲜明，色调更和谐。

　　“雨随花瓣落，风趁柳条疏”使用的是互文手法，梨花瓣落，因为雨打，更因为风吹；柳条稀疏，因为风拂，也因为雨洗。花落柳疏，也透露出隐隐的哀愁。这种情绪，在“春事成虚”以下五句中得到了充分表现。梨花瓣落，春将归去，故云“春事成虚”。这里的“无奈春归去”既指自然界的“春”，也指即将远去的“人”；同样，“春归何太速”一语，既是对匆匆而尽的“春”的质问，也是对匆匆离去的“人”的埋怨。而最后的“试问东君：谁肯与莺花做主”，便由怨而转为幽愤了，亦暗扣了题旨“送别”。

　　这首小令运用了极度夸张的手法和一系列的巧妙比喻，淋漓尽致地嘲讽了世上那些贪婪成性的猥琐人物。

　　起首三句，在三个分述和一个总括中，无一字言“贪”，而贪者形象自然跃然纸上。“夺泥燕口”：春天燕子筑巢的时候，是靠着小小的嘴一口一口地衔来泥巴、树枝、羽毛等，一点一点地堆垛起来。一口泥，大约只有人的小指头蛋大小。一只巢，也不知道需要燕子风里雨里飞多少个来回才能筑好。可是这个人却丝毫不怜恤这小小生灵生存的艰辛，不嫌弃它们口里那一点点泥的微不足道，硬是从它们口里夺下一口口泥来！“削铁针头”：其实别说针尖，就是一棵针掉在地上，人们也得摸索半天才能找到。可是这个人硬是能从针头上削下一块铁来拿走！“刮金佛面细搜求”：佛教寺庙里的佛像大多是泥塑或铜雕，表面局部或全身镀金。佛既是彻底悟道者，又是能救济诸难普度众生，是佛教中的膜拜对象。然而，在这个人眼里，佛像完全没有了这种神圣的意义，其所有的价值只在于佛面上那一层薄薄的镀金。他可以全然不顾对佛的冒犯与亵渎，只专心于用刀小心地刮下佛面薄薄的金层。

　　接下来“无中觅有”一句是对前三句的总括：“无”是一般人眼中的无，“有”是这个人寻觅到的有。他总能在别人都不会注意到的地方找到“可揩之油”“可拔之毛”，让人无法不佩服其眼光的精到敏锐。

　　五六七句用三个逐步深入的意象，继续挖掘贪者之心：对一切可以捞一把的事物，从不轻易放过。鹌鹑吞到嗉里的豌豆，他要掏出；鹭鸶细长腿上，他要劈下精肉；蚊子小肚内，他要刮出脂油。这一系列艺术的夸张和形象的比喻，鲜明地突出了“贪小利者”的本质。

　　结句精警，抨击有力。所谓“老先生”者，实指元代的各级官吏，本称极尊者。这里却有的尽是讽刺，反话正说，干净利索却又幽默有力，极富戏剧性。让人惊讶到目瞪口呆，无话可说。

　　整首小令，显言直说，明白如话，却又潜藏着精心的艺术加工，巧妙运用了夸张和博喻手法，是一首以俗为雅，俗而有趣的俳谑曲中的上乘之作。作者将常人看来根本不可能的六种事物罗列在一起，造成一种奇妙的讽刺效果。正因作者是板起面孔、正经八百地将这些事物罗列在一起，所以才具有了不攻自破的荒唐特点；但动词“夺”“削”“寻”“劈”“刳”的选择、运用和六种比喻排列的工整，以及口语的通俗得体，又显出作者造的苦心经营。遣词造句是经过精心挑选、安排的，然而它给人的整体感却是平白浅近的。它更像一首民谣，于嬉笑怒骂间对当时贪婪无度、黩货病民的贪官污吏、为富不仁者进行了深刻而尖锐的揭露和抨击，生动形象，入木三分，讽刺效果非常强烈。

　　《后出塞五首》组诗叙写开元（713—741）天宝（742—756）年间一位军士从应募赴军到只身脱逃的经历，通过一个人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天宝之变的“酿乱期”的历史真实。

　　自开元中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兵农分离，出现了职业兵。德宗时李泌论募兵制是祸乱的根源，说这种应募的兵士，既非土著，又无宗族，重赏赐而轻生。《后出塞五首》主人公正是这样一个应募者形象。一无牵挂的汉子，乐意当兵吃粮。诗中提到相赠吴钩的“少年”，当属唐诗中常常写到的少年游侠一类人物。物以类聚，此诗主人公也应是这一类人物。组诗第一首系主人公自叙应募动机及辞家盛况；第二首叙赴军途中情事，尚归美主将；第三首是诗人的议论；第四首则揭露蓟门主将的骄横；第五首则写逃离军旅的经过。此组诗的突出成就，便在塑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对此诗的赏析，便应围绕这一中心来进行。

　　一度怀着功名万里雄心的军士后来逃归，其逃离的动机，诗中说得很清楚，是由于他在蓟门军中看到“主将”（当指安禄山）日益骄横、目中无君，而朝廷一味姑息养奸“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自己本为效忠国家而来（“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不料却上了“贼船”，“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因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

　　诗一开始就讲得很明白，主人公赴边的目的就是追求“封侯”，“首章便作高兴语，往从骄帅者，赏易邀，功易就也。”（浦起龙）此人正是第三首所谓“重高勋”的“今人”、“奋身勇所闻”的“貔虎士”中的一员。“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也正属于这类人物的夸耀口吻。从第一首“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到第五首“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的表白，可见主人公求取功名封赏的思想是一贯的，并未发生何种转变。“古人重守边”六句，不能理解为诗中人思想的转变，而只能理解为诗人自己对时事的评议，或者说它们恰恰是诗人对笔下人物思想、行动的一种批判。说这是杜甫微露本相的地方还不够，应该说这是作者直接激扬文字，站出来表态。这种夹叙夹议的手法，在杜甫诗中原是并不罕见的。

　　据《通典》称：“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竟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罗之战，云南渡沪之役，没入异域数十万人，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邪！”当时的边境战争，唐玄宗好战固然是一个原因；兵制的改变，也同样是个重要原因。府兵原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兵制，将帅不能拥兵自重，故唐朝前期没有武夫割据事件。而募兵之行，诚如李泌所说，应募兵士多是不事生产的亡命之徒，他们贪功重赏，形成军中好战心理。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响，正是“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六合已一家，四夷但孤军。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对侵侮邻国的兴趣随战争的进行愈来愈浓厚，野心的将帅也就得到长成羽翼的机会。

　　《后出塞五首》就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特定时代的历史生活。诗中主人公正是募兵制下一个应募兵的典型形象。他既有应募兵通常有的贪功恋战心理，又有国家民族观念。他为立功封爵而赴边，又为避叛逆的“恶名”而逃走。组诗在欢庆气氛中开头，凄凄凉凉地结尾，是一出个人命运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