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文高度颂扬了韩愈的道德、文章和政绩，并具体描述了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怀念之情。碑文写得感情澎湃，气势磅礴，被人誉为“宋人集中无此文字，直然凌越四百年，迫文公（按指韩愈）而上之”（《苏长公合作》引钱东湖语）。黄震甚至说：“《韩文公庙碑》，非东坡不能为此，非韩公不足以当此，千古奇观也。”（《三苏文范》引）
起笔两句“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劈空而来，突兀高亢，豪迈警策，一下子就将读者的心紧紧抓住。作者并没有急于要说出具体是谁能具有如此崇高的威望和如此深远的影响，而是继续泛论这种伟人的作用，能“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接着又举出申侯、吕侯是岳神降生，傅说死后变为列星的古代传说来说明这类伟人降生到这世上来是有目的的，从这世上逝去后也能有所作为。这就为下文论述浩然之气作了充分的铺垫，蓄足了气势。于是，文章顺势引出孟子的名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并说明这种气无所不在，“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接着，连用三组排比句，从所遇对象的反应、此气存在的条件和此气存在的方式这三个方面来具体予以描述、评论。“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这组排比句是说，突然遇上这种浩然之气，能使人失去其原有的贵、富、智、勇、辩，可见其威力之大。文章又用“是孰使之然哉”这一设问句，引出对此气存在条件的评述：“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实际上是强调此气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正是因为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所以它的存在形式也变化不一，并不固定：“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以上三组排比句，如江海横流，浩浩奔涌，襄陵浸天，势不可挡。而为了疏荡其气，使文章形成顿挫，在一组和二组之间，用一设问句“是孰使之然哉”，表示意思的转换；在二组和三组之间，用一因果连词“故”，表示上下层之间的因果关系。三层写完，又用“此理之常，无足怪者”予以归纳小结，使其开合有序，奔放中现出严谨。这一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虽带有相当的夸张和较浓的神秘色彩，但浩然之气并非虚无飘渺的东西，而是确实存在着的，这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正义的力量和精神。因此，它的影响极为深远，比如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就将其写入著名的爱国诗篇《正气歌》中，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浓郁的爱国主义精神。它在今后还将沾溉后人，涵育百代。
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作了充分的描述、评论，韩愈的高大形象已隐隐出现，于是二段顺势转入评述其道德文章。碑文先强调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之后，不仅统一的政治局面不复存在，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儒家思想也完全解体。先是道教和佛教盛行，到了晋朝，又出现释、道合一的玄学。因此，从儒家的立场来看，儒道丧失、异端并起的说法并非夸张。再看文风，魏、晋文章已开始骈偶化，到了南期，骈文占了绝对的优势，讲究平仄押韵，堆砌辞藻和典故，内容空虚，陈言泛滥，连反对过于骈偶化的刘勰在写作《文心雕龙》时也依然采用骈文，可见其势力之大，已积重难返。即使进入唐朝，在政治、经济上出现了贞观和开元盛世，并先后出现了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等贤相，对于衰弊的文风，也无法改变。直到贞元、元和之际，“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用“谈笑”“麾之”“靡然”等词语来强调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号召力之强、声势之大，是完全符合文学史实际的。接着，碑文连用四个排比分句：“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以此从文、道、忠、勇四个方面来盛赞韩愈的道德文章和为人行事。一个分句一个方面，概括力极强，气势也极其充畅，因此这四个分句也成为整个碑文最警策的名句而流传千古、脍炙人口。而韩愈在文、道、忠、勇这四个方面的表现，正体现了上文所写的浩然正气，所以苏轼强调说：“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这样，将一、二两段完全挽合起来。至此，读者才充分理解，原来碑文首段所放笔泛写的浩然正气，实际上是句句都在描写韩愈。由此可见此文立意的精巧，用心的良苦。
碑文第三段，完全转换角度，另起炉灶，从论“天人之辨”人手。所谓“天人之辨”，就是分清天意和人为两个方面的情况，也即是：“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人干坏事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但天意是不能容忍的；人可以欺骗王公大人，但天意不能容忍人去欺骗小猪、小鱼，因为《易·中孚》的卦象象征着中心诚信，诚信到能感化小猪、小鱼等微细之物，如能扩大到以之施政，一定能获得吉祥，因为诚信正应合着天刚正的美德；人可以用暴力去夺取天下，却不能用暴力去征服匹夫匹妇之心，因为这也体现了天意。这些说法，在今天看来，有不少唯心的成分在内，但也不是毫无合理的内核。比如将天意理解为公理和法律，还是可以讲得通的。接着，碑文便从天意和人为的角度，连用排比句进行两相比照，指出：“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镩、李逢吉之谤；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在这两相比照中，前项均属天意，后项均属人为。凡属天意者，韩愈都能取得成功；凡属人为者，韩愈全遭失败。所以结论是：“盖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这样论说，不仅能与上文论述浩然之气的话完全吻合，不致矛盾，而且主要是突出和强调韩愈受到贬滴、遭遇诽谤、不能安身于朝廷，全是人为的结果，也即是君昏臣奸的黑暗政治所造成的。因此，碑文这样写，不仅是为了歌颂韩愈的忠诚和正直，也寄寓着对韩愈在政治上屡遭陷害打击的愤懑在内。
碑文第四段，重点描写韩愈在潮州的政绩以及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和怀念之情。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兴办教育事业，故“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水利、根除民患，故“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而对于王涤倡议重建韩愈新庙之举，“民欢趋之”。而当有人以韩愈生前在潮时间很短、对潮并不留恋为由认为在潮修建韩庙并无意义时，苏轼直接出面，以“如水之在地中”来比喻韩愈之神“无所往而不在也”，说明韩愈影响之广大深远，既极生动形象，又极具说服力。
碑文最后，为了进一步抒写作者对于韩愈的高度崇敬之情，又展开浪漫的想象，创作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诗歌。诗中想象韩愈是天仙下凡，“下与浊世扫秕糠”的；他的诗歌成就极高，可以“追逐李、杜参翱翔”；他忠诚耿直，敢于“作书诋佛讥君王”；他感动上苍，“祝融先驱海若藏，约束蛟鳄如驱羊”。因而当他离开天廷以后，天帝十分悲伤，仍然将他召回。诗的最后，写作者献上丰厚的祭品，虔诚地向他祷告，希望他能在人间稍作停留，但他却翩然飞回天宫，于是作者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便涕泪滂沱了。诗中通过这种浪漫的想象，既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韩愈的业绩，天人共鉴，韩愈的精神，感天动地，从而表现一位古文运动完成者对于古文运动开拓者的十分虔敬的心情，又紧密呼应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文心之深细严密，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综上所述，这篇碑文将议论、描述、引征、对话、诗歌等熔铸于一炉，高论卓识，雄健奔放，骈散兼施，文情并茂。正如王世贞所说：“此碑自始至末，无一懈怠，佳言格论，层见迭出，如太牢之悦口，夜明之夺目，苏文古今所推，此尤其最得意者。”（《御选唐宋文醇》引）而宋代著名诗文评论家洪迈，则将它与唐代许多著名作家所撰写的韩愈碑、传、墓志等文章相比，指出它完全超越了前人：“刘梦得、李习之、皇甫持正、李汉，皆称颂韩公之文，各极其挚……及东坡之碑一出，而后众说尽废……骑龙白云之诗，蹈厉发越，直到《雅》《颂》，所谓若捕龙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容斋随笔》卷八）
首三句从时间的推移下笔，起句写斗转星移、玉漏频催，已由“月上门”到“三更天”了，女主人把视线由室内的云母屏风移到室外栖息的黄莺身上，不仅表示时间的推移，而且是感情的升华。她等待的情人，未到约定的兰更而不来，她虽然急不可待，但还能自解。这一句用“转“、“移”、“频”连续三个动词表达少女对时光流逝的焦虑，以异于常人的感觉来表现她的炽热感情，给读者留下强烈而深刻的印象。独坐三更，面对栖莺，女主人公的情思是可以推知的。她会由夜莺都已栖息联想到自己还不能与所期待的潘郎相会，而有感于人不如鸟，由愁而怒。女主人公的遐想幽思可以是无边无际的，她的忧愁怒情也看似无穷无尽。
但下两句却一下子打破了静夜的沉闷空气，扫去了她心头的重重愁云和脸上的怒容，成为全词的起伏、转折之点。“已三更”时她仍然还在倾听着马嘶声。不过，此刻从花间小路上传来的不是老远就可听到的马嘶声，而是近处才可听到的马蹄声。这分明是她一直盼望听到的声音。末尾三句则急转直下：盼望已久的潘郎终于骑马疾驰归来，女主人公欣地的整理好衣服头饰，打开门户，轻快地走出房门，走下台阶到庭院相迎，从而结束了大半夜的期望与等待。
这首词与前一首都采用了直陈其事的手法，通过自然景物和人物一系列动作的描绘，展示了青年男女密约幽会的动人意境。在细节和心理描写上，细腻、生动、逼真，因而人物形象非常鲜明，真有呼之欲出之感。
这首诗描写了作者目睹的南山烧畲的情况，并记录了邻舍老翁关于楚、越烧畲种田的介绍。从这些描写中，表现了农民劳动的辛勤，和农民的善良及对生活充满着希望。从这些描写中，更表现出官府剥削的严重，和官税的害人。诗人对农民的同情，对官府的怨恨也在这些描写之中表现出来。
这首诗由三部分组成。前八句是作者谈自己看到的南山烧畲的情况。这部分写得有声有色，烧畲的过程安待得清清楚楚。作者先写自己“起来”看见南山山火烧山田，再写山火似灭而复燃，并连成一片，又参差不齐地向山崖烧去，渐渐地烧向青色的石壁。最后写近处的山火随着一阵回风过后熄灭了，而远处的山火又卷起了赤色的火焰，并把茅崖照得通红。这一部分与第二部分可以互相补充，互相印证。
从第九句到第三十句是这首诗的第二部分。这一部分通过邻舍老翁的口介绍了楚、越烧奢种田的情况。这位老翁还没等发言，就“倚插泪淆然”，可见在这位老翁的心里有着深深的痛苦，这就为最后揭露官府的重税奠定了伏笔。接下去，诗文没有谈这位老翁如何痛苦，也没有直接交待这位老翁“欲潸然”的原因，而是大写特写农民烧奋种田的盛况。这些农民在“新年春雨晴”的时侯举行酬神赛会，求神问卜，得到了宜于种田的吉卦。他们在桑树枣树之下商量种田事宜，又放火烧山，挥镰割草，种得“豆苗虫促促，篱上花当屋”，他们养猪养鸡，辛勤劳动，他们迎来了一年的丰收。如果诗文到此为止，如果这首诗没有老翁“欲潜然”的描写，人们会把这首诗与一般描写“农家乐”的诗混为一谈。
这首诗的可贵之处是第三部分。第三部分仅两句诗：“谁知苍翠容，尽作官泉税。”原来，农民们为之贼出辛勤劳动并寄以莫大希望的“苍翠容”，竟然全部被统治阶级以“官家税”的形式抢走了，农民从一年的丰收中什么也没有得到。这就是这位老翁“欲潜然”的原因，也是诗人作诗的真正意图。诗人在这首诗的第二部分大写特写农民的辛勤是为了揭露唐代统治者对农民的掠夺乡大写特写农民的希望是为了指出是官府的重锐使农民的希望破灭。
如上所述，这首诗结构新颖，诗文波澜起伏，情节曲折多变化。诗人先写自己所见，再写自己所闻，所见与所闻互相补充，最后两句篇末点题，说出诗人作诗的真正用意。其次，这首诗有叙述有描写，描写与叙述紧密结合。这首诗较多的是叙述性语言，这些叙述性的语言清楚地交待了烧舍种田的过程，使全诗层次分明，内容充实。这些叙述性的语言是全诗的骨干。这首诗也有不少描写，这些描写使这首诗形象生动。“豆苗虫促促，篱上花当屋”，“废栈豕归栏，广场鸡啄粟”，篱笆上，堂屋前，苗茁壮，花鲜艳，猪归栏，鸡啄米，写得火火有生气，这是人们辛勤劳动的成果，这中间寄托着农民的希望，也写出了农民对生活的热爱。“风驱槲叶烟，槲树连平山”，“迸星拂霞外，飞烬落阶前”，写出了满山槲树叶，遍地烧山烟，火星飞天外，灰烬落阶前的情景。这里既突出了烧畲种田的壮观景象，又突出了景物多变化的持点。再其次，这首诗的语言灵活多变化，骄散并用。诗中有不少句子对仗工整，流杨优美，“差差向岩石，冉冉凌青壁”，“废栈豕归栏，广场鸡啄粟”，“迸星飞霞外，飞烬落阶前”等句子就是这样，而这些诗句又与散文化的诗句配合使用，“起来望南山，，山火烧山田”，“邻翁能楚言，倚擂欲潜然”，“谁知苍翠容，尽作官家税”，这些都是通俗的口语，有明显的散文化的倾向。这首诗在押韵方面也有自己的特点，多次变换韵脚，使全诗显得形式灵活多交化，避免了呆板的缺点。
白雁是深秋的象征。宋彭乘《墨客挥犀》：“北方有白雁，似雁而小，色白，秋深到来。白雁至则霜降，河北人谓之霜信。”入夜了如何会“白雁乱飞”，曲作者没有讲，但同下半句的“秋似雪”必有关系。这里说“似雪”，是因为秋天满布着白霜；张继《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足见白雁也会同乌鸦那样受到“霜满天”的惊扰。次句续写凉夜露水增重的秋景，依然是清凄的笔调，视点却从天空转移到地面。这样就为人物的出现腾出了环境。
作者的出场是飘然而至的。“扫却石边云”，古人以为云出石中，故以“云根”作为山石的别名，这里无疑是指夜间岩壁旁近的雾气。作者袍角“扫却”了它们，那就几乎是擦着山石而疾行，也不怕擦碰跌绊，这其间已经透出了作者的酒意。下句“醉踏松根月”，则明明白白承认了自己的醉态。“松根月”是指地面靠近松树树根的月光，明月透过松树的荫盖，落到地上已是斑斑驳驳，作者专寻这样的“月”来“踏”，这就显出了他脚步的趔趄。这样的大醉急行，是很难坚持到底的。果然，他仰面朝天躺倒在地，起初还能瞥望“星斗满天”，随后便将外部世界什么也不放在心上，酣然高眠，“人睡也”。
短短五句，将人物的旷放超豪，表现得入木三分。五句中分插了“雪”、“露”、“云”、“月”、“星”五个关于天象的名词，或实指，或虚影，颇见巧妙。五句中无不在层层状写露天的夜景，却以人物我行我素的行动超脱待之，显示了旷达的高怀。以起首的“白雁乱飞”与结末的“人睡也”作一对照，更能见出这一点。
值得一提的是，作品以“秋居”为题目，而写的是醉后的露宿，这就明显带有“以天地为屋宇，万物于我何与哉”的旷达意味，由此亦可见作者以此为豪、以此为快的情趣。
秋天年复一年来到人间，面目都是一样的，而到了诗人笔下，它却千变万化。吴西逸这首《清江引·秋居》清淡雅洁、宁静淡泊，像没有人间烟火味的仙界，这是一位隐君子的精神追求。曲子的整个色调是洁白晶莹的。白雁飞过，虽是秋天但让人感觉在下雪。在这支小令中，作者突出了对意象的细节描写，来体现自由自在的田园乐趣。该诗表达了作者追求远离污浊的尘世，回到大自然的怀抱，保持高雅的情操。
这两首诗均以乌鹊自比。这组诗写的坚定、明快；第一首诗通过描写北山张网捕南山之乌，来说明康王欲拆散夫妻是白费力气。第二首通过描写乌鹊不和凤凰一同飞翔栖息，来比喻自己虽然贫贱，但绝不爱有权有势的宋王。诗中比兴得体，抒写了作者忠于爱情，不贪富贵，不畏权势的坚贞情操。
第一首，以传统起兴手法开篇：“南山有乌，北山张罗。”但兴中又含比。南北二山，相互对立，毫无关涉，喻示何氏与宋王乃毫不相干的两个人。虽毫无关系，捕鸟之人又偏要在北山张开罗网，去捕那南山之鸟，这分明是毫无道理之举动。同时也表明这是南辕北辙的作法，“乌”是何氏自喻，“罗”喻康王的阴谋，暗示宋王想强占何氏，逼她就范的梦想永远不可能实现，因为南山的“乌自高飞”，北方的“罗当奈何”。罗网虽有，但对那不贪恋富贵、坚贞不屈的女子来说，也就形同虚设。这里是在嘲笑，在追求自由爱情的女子面前，权势与荣华都变得苍白无力。何氏最后以死明志，使宋王的计谋完全落空。
第二首也是用比兴手法来写自己坚贞的情怀。“乌鹊双飞，不乐风凰。”乌鹊与凤凰在这里形成了一种对立。乌鹊是一种平凡的鸟儿，凤凰则是高贵的鸟中之王。但乌鹊虽然平凡普通，但却双飞双宿，情深意笃。而有此真挚的爱情，他们已心满意足，谁也不愿去与凤凰同居一处。这就是何氏这一普通女子的爱情观。因此，她明白她告诉暴君：“妾是庶人，不乐宋王。”我是平民百姓，自愿过平民百姓的生活，不愿意来侍侯你这无道的宋王。这种不慕荣华、不畏权势的气骨，表明了她对真挚爱情的追求与忠贞。
这两首诗妙在质直。它们都用比兴手法，直接了当地表明劳动人民的爱与憎。第一首侧重于嘲笑暴君的痴心妄想，第二首侧重于表明自己追求淳朴爱情的心迹，但都十分鲜明地塑造了一位忠于爱情、蔑视权贵、勇于反抗的女子形象。
这两首诗共八句，前六句是比兴，后两句是“赋”，直抒胸臆。前后相贯通，兼有婉约、刚正之美，意象清新，音韵谐和，含蓄隽永，感情色彩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