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封信中作者根据切身体会，畅谈了自己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看法。由于曹植本人是文学大家，深知文学创作的甘苦，因此他认为批评家既要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又得有创作实践的体验。书信最后谈到他自己的文章，称视辞赋为“小道”，这是因为曹植在政治上很有抱负，希望“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不甘心为文人。曹植本人的诗文做得很好，称“小道”，亦自谦之辞，并非真的看不起文学。全文辞意恳切，娓娓道来，一如与好友促膝谈心，给人以亲切感。
文章意在嘱托杨修对作者所作辞赋刊削点定，同时纵论当代才人优劣，抒发本身怀抱所系，意到笔随，情文并茂，是魏晋时代有特色的一篇论文。这封信评论时人创作的得失，先从文坛盛况说起。作者以神采飞扬的笔触、错综排比的句式，大致勾勒了当时邺下文苑的繁兴局面，历数“独步汉南”“鹰扬河朔”“擅名青土”“振藻海隅”“发迹此魏”“高视上京”的王、陈、徐、刘、应、杨等建安诸杰，描写他们以“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的极度自信，齐驱并驾，在曹操网罗文士、广开材路的政策感召之下，群聚魏都，形成了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繁荣景况。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指出此数子尚未达到“飞轩绝迹，一举千里”的顶峰，各自都还存在局限与弱点。这就开始突出了此文的一个基本观点：著述不能无病，作家应当精益求精，不惮修改。信中先以陈琳为例，说明他在辞赋创作方面本不熟谙精通，而他却过高地自我估价，乃至将别人的讥嘲也当作了赞美。作家未必是全才，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本不足怪（曹丕《典论·论文》：“文非一体，鲜能备善”），问题在于是否有自知之明，是否真正欢迎别人的批评意见。曹植又举了两个例子，一是自己“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的习惯，一是丁廙作小文请求自己润饰的事例。世人著述不能无病，需要批评改定，曹植不仅阐述这一颠扑不破的道理，而且付诸身体力行，嘱请杨修刊定自己的辞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建安文坛不自满、不妄赞，重视修改意见的严肃创作态度与良好批评风气，在曹植此信与曹丕《典论·论文》中均可窥见一斑。
紧接着对作家提出的要求之后，作者又从批评家的角度来提问题，指出高度的艺术才能与素养是批评者必具的条件。“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依同理推断：有屈宋之才，乃可以衡其文笔。这一要求对批评者说来该是不切实际的。文学史上，长于议论而短于创作者大有人在。例如钟嵘《诗品》下评陆厥，曾谓其“自制未优，非言之失也”，即可以说明理论批评与艺术创作在文人一身得失不齐。准此而言，曹植对批评家似求之过苛。但是也应注意，曹植提出创作的行家才有资格议论创作这一观点，是针对刘季绪之流才庸行妄、随意诋诃他人的情况而发，是有的放矢的。另外，曹植还指出：人各有好尚，每相异殊途，海畔有逐臭之夫，墨翟有非乐之论，因此批评者在评论文章时，不可以一己的偏好，强求别人认同迁就。
信的最后，作者叙说送去辞作请求审阅的意图，同时申明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事业追求。这一段文字的表述，用意曲折，语气亦自偏激。表面上看，曹植对辞赋创作贬得很低，视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的“小道”，与建安时兴起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的文学新观念完全矛盾。然而应当看到，曹植是将辞赋、翰墨之事与他视为更重要的事业相提并论、权衡轻重的：首先追求功名勋业的建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是他毕生以求、最具吸引力的事业；其次，是采实录，辩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完成政治学术思想的著述；再次，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仕而优则赋，余事作辞人。这也恰是他少小以来乐此而不疲的爱好，绝不可能放弃。信中说“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明明是将辞赋之作置于“未易轻弃”的“匹夫之思”之列的。鲁迅曾指出，曹植说文章小道大概是违心之论。因为人总是不满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曹植的文章已经做得够好，便敢说文章是小道；他活动的目标又是在政治方面，政治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无用。这对曹植的心态不失为一种中肯的分析。总之，览文如诡，寻理即畅，后世的读者应当揣摩体察，理解作者的真正命意所在。
此信为送上辞赋的附言，本可以寥寥数语即交代清楚请托之事；但由于对方是秉意相投的知友，又是才博思颖、“高视上京”的文家，所以信中即兴挥翰，论文言志，洋洋洒洒地说了开去。纵论时人得失，略无拘忌；抒写衷心抱负，和盘托出。自许甚高而又虚怀请益，真实的心态自然呈露于纸上。议论虽间有过激处，致贻“辩而无当”（《文心雕龙·序志》）之讥；而通篇读来，“文藻条流，托在笔札”，条畅以任气，通脱以述怀，舒布其言，达而后已。作为心声的献酬，依然是达到了《文心雕龙·书记》对书体的要求。
此诗中不仅刻画出北方农村的贫困萧条，也写出了北方农民热情好客、诚恳淳朴的性格，指责了蒙古统治者对汉族文化的摧残。此诗语言朴实，时近口语，直抒所见所感，不事雕琢，感情真挚而关怀深切。
“我行冀州路，想古帝都”， 诗歌起句，作者便点明题目——冀州道中。接着，“默想”两字，又把笔触伸向了广阔浩瀚、沧海桑田的历史长河，描写出冀州的古老和历史的悠久。这两句，作者由历史的沉思转入对今昔变化的猜测，为下面的见闻描写作了巧妙的过渡。
从“城郭类村坞”，到“仿佛似酒栌”十四句，是作者对自己冀州道中所见的描绘。 “城郭类村坞，雨雪苦载途”。以前， 曾是繁华都城的所在地，而今，城市却象山间的村庄一样凋弊；荒凉雨雪交加，充塞道路，害苦了行路的客人。这两句，作者用凋弊的城市和寒冷的雨雪展示出了冀州的荒芜和凄凉。
下面两句，“丛薄聚冻禽，狐狸啸枯株”。紧承上句，进一步渲染烘托出冀州的破败。草木丛生之处，挨冻的鸟几正瑟缩地聚集着，枯树之间，狐狸也发出凄婉的长声吼叫。冀州道中，鸟儿和狐狸是这般境况。接着，作者笔锋一转，由冻禽、狐狸写到了人。“寒风” 四句，诗人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了隆冬严寒的逼人。一个“著”字，形象地描写出了雨雪之大；一个“裂”字，又生动地突出了寒风之强猛；而“盱衡一吐气，冻凌满髭须”两句，则通过一个具体行为动作的描写又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了天气的异常寒冷。狐啸、风吼、雨雪交加的旅途上，诗人是多么渴望能看见一星烟火，寻找到一点米、酒，以此来解除身上的寒冷，去掉腹中的饥饿。
然而，“程程望烟火，道旁少人居。小米无得买，浊醪无得酤。”这里，“程程” 两字用得非常巧妙，它既描绘出作者渴求的心理，又表现出诗人行走的路途之远，忍受的饥寒之深。他走了一站又一站，但始终看不到一丝烟火，看不到一粒米、一滴酒。这四句，作者又通过对人烟稀少的描写，更增添了路途的凄惨和悲凉。
“土房桑树根，仿佛似酒垆。”突然，前面弯曲而干枯的桑树断根旁，出现了一间低小的土房，看上去它好象是一个酒店。这两句，作者用“土房桑树根”非常形象地再现出北方农村特有的纯朴景色，“仿佛” 两字，则既写出土房的矮小，极不显眼，又描写出风雪弥漫，整个大地隐隐约约，不易看清。
以上，作者从城市凋敝、人烟稀少、粮食奇缺等方面，生动形象地向人们展示出了翼州的破败、荒芜和凄凉，深刻地揭露了元代统治者对此方城镇的洗劫，对农业经济的严重破坏。
“徘徊问野老”至“痛入骨髓余”，是作者对翼州道中所闻的描写。诗人着重描写出一个由世儒沦落为野老的人物形象，通过他的一言一行满含悲愤地控诉了战争对汉文化的破坏和摧残，情真意切，催人泪下。
“徘徊问野老，可否借我厨？”饥寒交迫的诗人终于找到了一户人家，但中途的所见又使他犹豫不决。惨不忍睹的浩劫使翼州变得一片荒凉，这劫后余生的野老，诗人不忍心再去打扰他。“徘徊”两字，非常真实地描写出诗人内心的矛盾。但野老却出乎诗人的预料，他欣然笑迎，上前挽起诗人的衣袖，宛如对待一位阔别重逢的朋友。
“野老欣笑迎”八句，作者用“笑”“挽”“温”“暖”“叮咛”以及“我知”，十分生动地描绘出了野老的纯朴善良和厚道，读罢，老人的形象仿佛呼之欲出。这样一位仁爱的老人，他居住的地方，他出生的家族。诗人恳切相问。“云是奕世儒”一句，解除了诗人心中的疑惑，这位老人原来出生于世代读书之家。“自从大朝来” 十二句，是老人的言语，他揭露了元代统治者对文化的轻视，鞭挞了战争的连绵。“纵有好儿孙， 无异犬与猪。”两句，作者借老人之口有力地揭示出元朝专制统治下人民的愚昧和无知。“论及祖父时，痛入骨髓余。”则又通过老人对过去时光的回忆，表现出诗人对国泰民安、文化发达礼仪昌盛社会的怀念和向往，也进一步突出了诗人对现实的悲愤和痛恨。
“我闻忽太息”以下，是作者的所感。“我闻忽太息，执手空踌蹰。”作者听过老人的讲述和议论，不由得发出深深地叹息，他十分同情这老人的遭遇，也痛恨这现实的黑暗和荒唐，他紧紧握住老人的手却止步不行。这里，作者连续描写了三个动作：“太息” “执手”“踌蹰”，每一个动作都强烈地突出了诗人内心的悲苦。“踌蹰向苍天， 何时更得甦。”诗人止步不前，抬头仰望，问茫茫苍天；这令人窒息统治结束和繁荣的时代恢复的时间。字里行间，流露出无限的悲痛。末尾两句，“饮泣不忍言，拂袖西南隅。”作者把自己的悲痛推向了高潮，他泪流及面，饮泣吞声，不忍再说出更令人悲痛的话语，只得独自拂袖向西南方走去。“拂袖西南隅”一句，在悲痛之余更含有一股愤怒之气。
这是一首叙事诗，看似平铺直叙，实际上感情充沛，又有严密的逻辑性。以时间先后为序，又各有侧重点，抓住重点充分描写，层层深人地揭示主题。先写北方的荒无人烟，再写文化被破坏的具体情况。由表及里，以诗人的悲愤为高潮，戛然而止。中间写老人的诚恳朴厚，使人看到传统文化教养的优良，加深对破坏的痛恨。
首句开门见山，写出了所要记叙的事情，强烈的感情色彩也在无需意像的渲染的情况下，立刻展现在读者面前。四句话形式上两两相同，但情感上却是层层深入的，第一句提到了人的思念和远，都是平平的概述，点到为止，并没有提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何的思念她。第二句则重点写到了思念，写到思念的程度，也并没有深写。行文至此，全诗的中心已经点明框架，已经明晰，但还只是一幅，如果用画画作比的话，构图，或者说是工笔前的白描图，线条简洁而有力。第三句对第一句进行了扩充和延伸，乡远远的程度，对故乡，更准确的说是对故乡的生活，故乡的人的思念之深。第四句是对第二句进行了扩充和延伸。
一、三句是写实，故乡、人都是客观存在的。二、四句是写虚，回忆中的事和肝肠绞痛的感觉是诗人主观的感情。一实，一虚，把气氛渲染开来，行文至此，白描已经被染，出现了淡淡的色彩，阴阳、冷暖色初步分明。诗人付与“人”一个“隔”，付与“事”一个“结”字。“隔”、“结”都是冰凉凉的字眼，给人一种一对火热的恋人被活生生分扯开来的感觉。诗人用两个冰冷的字形象地写出了自己火热的情感，而火热又败于冰冷，这时引出自己肝肠绞痛的感觉显得自然，又打动了读者。在这里，诗人又用了一个打动人的动词“瞻望”。乡远，瞻望却不可相望见，可是还要望，纵是眼望不见那心也早已回到了那故乡的恋人身畔。
前四句是对一个长时间一直以来状态的写，从“况此”一句开始，诗人就开始描绘一个夜雨的场景了。作者在描写夜雨场景的时候，却是惜字如金。他只用了两句话二十个字。这两句话不写思，不写念，不写人，不写事，只是用简洁的言语描绘了许多意像，灯、堂、天、风雨。
一个况字说明这四句所描写的这些是在前四句的前提上进一步增加的。所以，在情感上也是在前四句的思念上增加的。一个“况”字就替代了千言万语的心理描写。“夜”是时间，在“夜”之前诗人用了一个名词作形容词来形容“夜”，“残灯”。灯从晚上点，点到残，一定已是深夜。诗人夜不能寐，久久的思念着心中的恋人。残灯昏暗的光下，长长的灯芯使光闪烁着，诗人在这情景万分伤心，没有言自然显得寂静，寂静使屋子显得“空”，显得寂寥。“空”不一定是真的缺少家具，而是因为缺少“人”。夜雨同话五更的人“空堂”不一定是堂“空”也写出诗人心中的怅然若失。
“秋天”“未晓”“风雨”更是融情于景。“苍苍”二字既是对风雨的描写，又是诗人此时的心境。这两句，不着一字思念，而又字字句句把诗人的思念之情着色，分染过的白描已经基本上上好了颜色。
最后一句话，可谓画龙点睛之笔，使用直抒胸意的写法，将全诗推向高潮。想忘，又不能忘，想忘，又不敢忘。诗人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就在这无果的结局中谢幕，无数的思念，向何处倾诉。
整首诗贯穿着白居易的大、简、妙风格，虽是写爱情，写思念，但不像多数爱情诗一样婉约，它大气、又不失细腻，这不是刻意为之，而是一种情感之至，一种浑然天成。这首诗不是唐代所流行的工整的今体诗，它共有七句话，前四句大量的重复用字，也并不合乎诗歌的习惯。意像的描写被放在了叙事之后，全诗没有比喻、没有用典，也没有大量的兴、比之作，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格律的羁绊，用最直白的语言，抒发了最真挚的情感。
“父耕原上田，子劚山下荒”，并不仅仅是写一家父子的事件，而是高度概括了千千万万个农民的家庭，所谓“夜半呼儿趁晓耕，羸牛无力渐艰行”，正是农家普遍的情事；而“原上田”、“山下荒”也并不特指某山某原，而泛指已耕的熟田和待垦的荒地，从耕田写到开荒，简洁有力地刻划出农家一年到头的辛苦，几乎没有空闲可言。十个字具有高度的涵盖力，增加了诗意的典型性，几乎成为封建社会农村生活的一个缩影。
“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一句在揭露讽刺的时候，不发议论而重在摆事实，发人深省。“六月禾未秀”不单指庄稼未成熟。按正常的情况，四五月稻苗就该扬花（“秀”），“六月”应已收割。而“禾未秀”，当是遇到了旱情，暗示着歉收。而按唐时两税法，六月正是应该交纳夏税的时节，所以“官家已修仓”本身就暗示着对农民劳动成果的窥伺和即将予以剥夺，而这种窥伺出现在“六月禾未秀”之际，更觉意味深长。“禾未秀”而仓“已修”，一“未”一“已”，二字呼应。
题前摄景，洗炼概括，融情入事，其中任何一种手法都可以收到言简意长的效果。而此诗恰当地同时运用这三种手法，艺术效果也就更加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