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写青楼女子的悲叹,诗人也借惜花而表达青春远逝、不堪命运的自怜、自伤之情。首联采用拟人手法写花朵含恨凋零,花是比喻妓女的青春;颔联反衬,表达妓女对坎坷、悲惨、无奈之人生的自我慰藉而已;颈联语义双关,表面上写妓女希望花能长保青春妖娆而不被东风摧落,实际上却是自顾自怜;尾联写妓女皱着眉对月惆怅,青春犹如枯萎的花朵渐渐凋零,实则表达出诗人备受打击后忧愁、痛楚的心境。全诗借景抒情,以花自喻,引起丰富联想。
首“百舌问花花不语,低回似恨横塘雨”采用拟人手法写花朵含恨,与之亲近的鸟儿问它也不说话,而心有所恨的原因是秦淮河上雨,花落自凋零。其中的花是比喻妓女的青春。
“蜂争粉蕊蝶分香,不似垂杨惜金缕”比较有趣,初看似乎并无深意,不过是眼前所见的即景,和一二句连贯,但实际上如果理解了是描写什么人,那么这一句就大有深意:首先从字面上看,先是称赞妓女的“粉蕊”和“香”任君采撷,非常大方,然后讽刺良女自珍“金缕”,十分小气。从潜台词上看,作者并非要对良好的礼教品德进行讽刺,而是以此反衬妓女人生的坎坷、悲惨和无奈,这种以妓女之口传递出来的意思,一方面代表不同角度的不同人生价值态度,另一方面也传递出妓女的这种观念不过是自我慰藉的“精神胜利法”。
“愿君留得长妖韶,莫逐东风还荡摇”同样语义双关,表面上写妓女希望花能长保青春妖娆而不被东风摧落,实际上却是自顾自怜,希望自己青春长久一些,否则年老色衰就会失宠,以后的生活将会如花摧落、凄凉无比。
最后“秦女含颦向烟月,愁红带露空迢迢”的读解稍有异议,这主要是因为对其中“秦女”二字的看法不同,有学者认为“秦女”为秦地之女的泛指,这二句是写妓女皱着眉对月惆怅,自己的青春犹如枯萎的花朵渐渐凋零。但如果为泛指,就包括了良家妇女,与上几句妓女的自述语境并不十分贴切,所以也有人提出“秦女”当泛指秦准河的青楼女子,理由是当时的秦淮河是烟花之地的代指。
总的来说,这是一首描写春天的诗,不过这里的春天既是大自然的春天,也是人生的春天,更是人生中美好事物的象征。
温庭筠写这首《惜春词》不仅是为歌伎的青春不再而哀叹,更是劝慰世人要珍惜时光,珍惜青春,珍惜自已有限的生命。他对歌伎无奈的生活际遇有着深深的同情,同时也是在勉励自己——自己拥有自由的生命,更应该珍惜青春,在年轻的岁月里多做一些事情。“愿君留得长妖韶,莫逐东风还荡摇”更是他对自己的寄语:希望自己心中永远保持美好的一面,不要随波逐流,不要被丑恶的东西同化,自己真正应该珍惜的是这些。
前人评此文曰:“起得唐突,收得超忽”,颇有构思之妙。文章一开头便以“斶前”“王前”两句简短对话,把激烈的矛盾冲突展示于读者眼前。齐王直言下令,位尊使下的骄横,可以说是习惯成自然,不足为奇;而颜斶以一介布衣的身份,针锋相对命令“王前”的话语,则无异于地动山崩,令人震惊。
本文有如一出独幕话剧,全篇由对话组成。以对话展开波澜起伏的情节,以对话展现人物的性格与内心世界。以情节而论,两个“前”字的撞击,一石激起千层浪。先是“左右”狗仗人势的责问,颜斶舌战齐国群臣;继而是王“忿然作色”,颜斶针锋相对与齐王争论“王贵”与“士贵”的问题。齐王终于为颜斶折服,欲以丰厚爵禄相笼络,却被颜斶谢绝。文章虽短,却起伏曲折。“文似看山不喜平”,不平即其美之所至也。以人物性格而论,作者所使用的言辞颇符合人物的身份、地位。例如“斶前”,尊使卑,上命下,就是这种口吻。“王者贵乎?士贵乎?”在齐王的头脑里,他自以为他是最高贵的,所以他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欲以王之贵压士之贵,非常符合齐王的思维定式。“颜先生与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车,妻子衣服丽都”,物质引诱也是君王们惯用的笼络手段。而颜斶的自比“太璞”,以及所举柳下季墓地的一棵草胜过齐王的脑袋的事例,都十分贴切,符合颜斶的身份。此种描写人物的方法,对后人影响很大,如《史记》在人物塑造方面也常采用这种手法。
母爱是人类最伟大、最无私的情感,但古诗中表现这一题材的作品却不很多,最著名的当属孟郊的《游子吟》,说尽了天下父母爱子之心。蒋士铨这首《岁暮到家》则从另一个角度细腻地刻画了母亲的爱心,与孟诗有异曲同工之妙。
诗中着意表现的母子之情,并没有停留在单纯、抽象的叙写上,而是借助衣物、语言行为和心理活动等使之具体化、形象化。
“爱子心无尽,归家喜及辰。”母亲对儿子的爱心没有止境,儿子及时归来使母亲惊喜万分,首联上句直写母亲的爱心,下句写久别的儿子岁暮之际回家团聚时母亲的喜悦心情,一个“喜”字,包含了母亲对儿子无尽的关怀和怜爱、思念和期望,是上句的最好注脚。
“寒衣针线密,家信墨痕新。”说御寒的冬衣缝得针脚细密,问候的家信墨痕尚新。这两句诗极力突出母亲对儿子的关怀和思念:细细缝好御寒的冬衣,时时捎去嘘寒问暖的家信。那一针一线,一字一句中蕴涵了多少慈母的爱心。一个“密”字,道出了母亲对儿子的怜爱;一个“新”字,道出了母亲心中的思念和关怀。
“见面怜清瘦,呼儿问苦辛。”说一见面便心疼儿子的面容清瘦,叫着孩子问起一路上的艰辛。这里叙写母亲与儿子相见时的情景,进一步表现了母亲对儿子的怜爱:看到儿子面容清瘦,母亲心中十分怜惜,连忙把儿子叫到自己跟前,仔细询问一路上的风尘劳顿,问长问短,反反复复,不厌其烦。一“怜”一“问”,慈爱之心,跃然纸上。
“低徊愧人子,不敢叹风尘。”两句写儿子心中惭愧自己没有尽到孝敬母亲的责任,不敢向母亲诉说那一路的风尘,这里通过直抒诗人的惭愧心情表达出母子之间的深情。在慈爱的母亲面前,诗人心中百感交集:一方面充满了对母亲的感激和敬爱,另一方面也感到十分内疚,由于自己出门在外未能在母亲膝下承欢尽孝,深感未尽到人子的责任,从而辜负了母亲的拳拳之心。因此,不敢诉说自己旅途的艰辛。除了惭愧之外,此处也含有担心直言远行的劳顿,会使母亲更加心疼的含义,因此“不敢叹风尘”,自然也蕴涵了“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意味。
该诗是一首表现骨肉亲情的诗作。诗中通过描述久别回家的游子与母亲相见时的情景,颂扬了母爱的深厚和伟大。
这首诗首联“五剧车声隐若雷,北邙惟见冢千堆”五剧:道路纵横、四通八达的地方,指京城繁华的街道。卢照邻《长安古意》:“南陌北堂连北里,五剧三秦控三市。”隐:盛大,形容声音宏大。北邙:山名,在河南洛阳东北,汉魏王侯公卿死后多葬于此。古代诗文常以北邙泛指墓地。冢:坟墓。千:言其数量很多。下笔即写“都门”景象。四通八达的道路上,达官贵人的车轮滚动之声犹如隆隆雷声。北邙山上荒坟满布,一片萧索凄凉。由上句可见家门贵族名声显赫,趾高气扬,洋洋得意。下句写他们的没落衰败,最终不过是家中枯骨,留下一个个冷落的荒坟。在两个场面的对比中,说明好景不长,繁华如梦,得意一时,而今安在?在如实的平平叙写中,隐含着对权势人物的藐视、鄙视和嘲讽。
颔联“夕阳劝客登楼去,山色将千绕郭来。”写登楼所见自然景色。给都城涂上一抹殷红的夕阳,好像规劝客居异乡的游子珍惜时光,及时去登楼远眺,欣赏黄昏时的短暂美景。登上城楼,放眼望去,只见山光暮色围绕城郭而来。千气迷漫天空,笼罩大地。诗人见景生情,感慨万千。夕阳西下,使诗人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迟暮之感。“登楼”,吻合王粲《登楼赋》的“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但登楼也不能销忧。夕阳将坠,残千来临,良辰易逝,美景短暂,愁心不展,悲情难消。此联写得舒缓沉稳,而浓情深慨已含蕴其中。
颈联“寒甚更无修竹倚,愁多只买白杨栽。”突出表现诗人的愁思。诗句说:我太贫寒了,而且流落异乡,无依无靠。我愁苦的事太多了,很想买些白杨栽种,让它在千风中的萧萧声来代替我不断诉说吧。“寒甚”句化用杜甫《佳人》:“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说自己的孤独愁苦超过杜甫诗中的佳人。这是采用“加一倍”写法,使诗意推进一层,使思想感情的表达更有力度。诗中“白杨”,是一个传统意象,源于《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遥望北郭墓。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白杨是一种肃杀悲凉景物,它萧萧作响,悲声呜咽,用以引起游子的愁苦情怀和思乡意念。诗人故意要于居处多种白杨,意在强化并强调他的忧思愁情。
尾联“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诗人诉说个人愁苦后,进而想到自己的家人。于是转笔写到:深千了,全家人都在萧瑟的千风中颤栗。九月的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但因家境贫困,御寒的衣服还无法准备。《诗经·豳风·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授衣:把裁制寒衣的工作交给妇女们去做。)此联勾画出诗人全家所处的困境,抒写他无力养家的辛酸,是生活的真实再现,无限凄楚,感人至深。诗句反映了无数潦倒文人的共同遭遇,使人想到科举时代落拓书生的可怜。它是对不合理现实的揭露,是向“太平盛世”发出的强烈控诉。它既是悲叹之声,又是不平之鸣。
全诗扣住题日,围绕中心,但又无局促拘囿之弊,诗人先写“都门”景象,近观是高车宝马,远眺是北邙荒冢。次写登都门城楼所见,引出“千”,展现出千天的夕阳,千天的山色,笼罩城郭的千光千气。颈联写出自己的愁“思”,无修竹可倚,有白杨可栽。最后由自身想到家人,他们正在千风里瑟缩呻吟,寒苦无衣,将“思”拓展。由近及远,由此及彼,层层推进,步步深入。全诗在一定的框架中又能直吐胸臆,自然流贯。朴实无华,浑然成章。
此诗景中寓意,景中含情,意蕴丰富,感情真切。首句“五剧车声隐若雷”,既写出了都市繁华,权贵声势,又反衬了诗人的穷愁潦倒,再接以“北邙惟见冢千难”,景象又转为冷落凄凉,符合千日气氛和情调。颔联的夕阳残照,大有人生迟暮、时不待我的惆怅与惶惧。“山色将千”,环绕一片衰飒之气,透露时代氛围。颈联的修竹、白杨,都显出清冷与萧瑟,与诗人的心情相契合。尾联的九月“风声”,阵阵劲吹,令人寒栗,令人难以忍受,甚至要发出呼号与诅咒了。何况衣裳毫无着落,尚未剪裁呢。情绪愈演愈烈,悲不自胜。它感人肺腑,动人心弦,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
这是一篇史评,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 文章开门见山,警拔有力。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调,标出全文的主旨。接着从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以君子与小人相比较,反复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议论纵横,深刻入髓。“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而不是什么“施恩德”“知信义”,揭露得可谓明快酣畅。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也。
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曾于632年(贞观六年)下令把等待执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令与家人团聚,并约定返回狱中的日期。其后三百余人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欧阳修以前,一般的都把这件事传为“美谈”,认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义”。作者独能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贵的。
《纵囚论》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这就为下文的展开定下了基调。在分析问题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文章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确实犀利无比。在解决问题时,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浑然一体,无懈可击。
《纵囚论》的反问句较多,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所有这些,都值得认真揣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