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短文不但立论高远，见解卓越，道常人所不能道，而且论证明晰，逻辑严谨，有不容置辩的说服力。本文善用排比，层层深入进行论证，形成压倒一切的逼人气势，在艺术上也很值得称道。
孟子在这篇不到二百字的短章中，围绕客观环境与个人和国家命运的关系，阐述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深刻道理。
文中说一个人要成就大事，一定要经历许多艰难困苦的磨炼，只有经历艰难困苦，经风雨，见世面，才能锻炼意志，增长才干，担当大任。安逸享乐，在温室里成长，则不能养成克服困难，摆脱逆境的能力，会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遇挫折、逆境则消沉绝望，往往导致灭亡。所以他得出结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文章一开头并没有正面提出任何观点，而是一口气列举了虞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等六位古代圣贤从贫贱中发迹的例子。这六个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担当“大任”之前，都曾饱经忧患，经历过坎坷艰难的人生历程。正因为付出了非同寻常的代价，这些圣贤才能“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成就一番宏大的事业。所以这后面的结论又倒过来说明了这六位圣贤成功的原因。“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为使动句。动心，使心惊动。忍性，《孟子正义》释为使本性(性格、性情)符合仁的要求。忍，能也；能，任也，故忍性为任性。孟子主张性善，仁义礼智生于心，即本于性。任其性，即以仁为己任也。“曾益其所不能”，使他们增加了做本来不能做的事的能力。命运的挫折，身心的磨难，不但没有使他们屈服，反而磨砺他们的人格，增长他们的才干，使他们变得更加成熟，最终成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由此推论，上天如果要把重大的使命放到一个人的肩上，就一定要先磨练他的意志，锻炼他的筋骨，还要让他经受缺吃少穿、穷困潦倒之苦，这样，才能使他适应各种艰苦的生活，为将来的建功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接着，孟子进一步指出：“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写的是生于忧患。这是一个并列复句，每个分句前半写“忧”，后半写“生”。人在客观世界中，不能无过，有过能改，就求得了“生”。能改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是指人的主观世界在客观世界中取得了相对的自由。能改，不仅指人在道德品质上符合了仁义礼智信的要求，还指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创造能力得到了提高与发挥。一个“能”是人的愿望、决心与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人的一生常常会因为主观愿望与客观世界的巨大矛盾，主观学识品行才能与客观处境的矛盾而忧心忡忡，内心充满苦恼压抑与困惑，思虑阻塞不畅。但是人也正是忧患困境中磨练了意志、提高了认识、超越了自我奋发而有所作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客观世界常常引起人们喜怒哀乐好恶忧惧等感情，他们被这些感情所困扰。表露在脸色上与语言中，然后得到别人的同情与理解。入就在这种与忧患的斗争中，找到了“生”的方式与途径，获得了“生”的意义与价值．，取得了“生”的信心与自由，这就是生于忧患的含义。“苦其心志”等主要是说物质上的忧患，这一层主要讲的是精神上的忧患。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写的是死于安乐。如果在内没有能干的大臣时时注意修明法度，没有敢于直谏的贤士处处提醒国君；在外又没有足以与自己的国家抗衡、对自己的国家构成威胁的敌国，那么在这种宽松平和的国度里，国君便可以整日耽于安乐(他既不需文韬，又不需武略；既不需文治又不需武功)，而安乐的结果也往往就是国家的灭亡，这就是“死于安乐”的含义。
忧患可以使人发奋，安乐可以松懈斗志；逆境中求生，顺境中灭亡，这就是人生的辩证法，这就是生活的哲理。这也是孟子作为孔子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所提出的体现儒家奋发有为、积极用世思想的著名论断。
富贵福泽可以使我们生活得更好，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也是人们追求的愿望。贫贱忧戚，则是人们所不愿接受的。但张载却说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是帮助你取得成功的机会。人们都希望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孟子却说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人们不愿贫贱忧戚，张载却说这是“玉汝于成”，帮助你成功。二者思想是一致的，包含着深刻哲理，体现了中国人的人生智慧。它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人生不是康庄大道，总是会遇到种种艰难曲折，要在不断经历失败和挫折，不断克服困难的奋斗中前进。正是这样的人生智慧，指引人们把困难和逆境看作激励自己奋进的动力，自觉地在困难和逆境中磨炼自己，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地去争取胜利，养成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精神。一部中国历史，处处渗透着这种精神。司马迁在蒙受宫刑的奇耻大辱的情况下，发奋著述，完成了不朽巨著《史记》。他在致友人任安的信《报任安书》中，曾列举了许多先贤在逆境中奋起的事例，如周文王被拘禁，推演了《周易》；孔子受困厄，作了《春秋》；屈原遭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著了《国语》；孙子受了膑脚之刑，修了《兵法》，等等。他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先贤在困厄中发奋作出的业绩。司马迁正是以此激励自己，继承这种精神，完成了撰写《史记》的伟业。
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真理，提倡自觉磨炼的精神，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自觉经受艰难困苦的磨炼，才能担当起迎接伟大民族复兴的重任。
孟子善用排比(也善于将排比、对偶夹在一段文字里用)，往往对于同一论题，采用一连串整齐的句式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说明，有如干流万壑、一时俱下，形成滔滔汩汩、一泻千里、不可阻挡的气势。《舜发》开头，运用归纳椎弹的方式．一口气举了六个圣贤成功的事例，形成了一组结构相似、意义相关的排比句，这就从数量上予以强调，说明了“生于忧患”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给读者以深刻印象；接着又用排比句极力铺排天降大任于是人之前对人们的磨练与考验，反衬了圣贤成功的不易；然后再用排比句进一步说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舜发》几乎通篇用排比，从语义上说，以简练的语言表达了丰富内容；从语气上说，加强了语言气势和感情色彩；从语形上看，给人以整齐对称的美感。
紧接的两句，突发奇思“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意思是说，用什么办法能变出千万个放翁，使每一株梅花下面都有自己在那里分身欣赏。身化千亿，设想可谓奇妙之至。梅花与诗人面面对应，是梅耶?是人耶?一时实难轻分，这又是诗人命笔奇特之处。这两句虽是点化柳宗元“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尽望乡”的诗意而来，但用在“雪堆遍满四山”的梅花世界中，不唯妥贴自然，而且情景相生极富有意趣。理由至少有三：以诗人78岁的高龄，面对树树姿态有异的梅山花海，一时当然不能逐个寻芳，所以化身分之赏之，自属妙想，此其一。又陆游年事虽高，但童心未泯，平时常有“梅花重压帽檐偏，曳杖行歌意欲仙”的“出格”举动惹人注目，此时他突发奇思，想学仙人的分身法，亦是童心使然，很合乎心理，此其二。再者陆游常以梅花自比，且心中常存伯仲之间不分高下的感觉，如今面对千万树盛开的梅花，诗人自负当然不甘心以一身仰视，须化身千亿才能与之匹敌相称，方不辜负诗人对梅花的一番感情。综观这三方面，此句表面上虽有借鉴之处，深入地体会实属情景相生之辞，正如当年林逋点化江为诗成梅花绝唱一样，均经过诗人的再创造，融会陶铸古人诗意而自出机杼，且能翻出新意，使诗更富有盎然的诗意和逗人入胜的意境。
前两句的写梅是为后两句写人作陪衬。面对梅花盛开的奇丽景象，诗人突发奇想，愿化身千亿个陆游，而每个陆游前都有一树梅花。这种丰富而大胆的想象，把诗人对梅花的喜爱之情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同时也表现了诗人高雅脱俗的品格。末句之情，试在脑中拟想，能令人发出会心的微笑。
诗中“清朝饮醴泉，日夕栖山冈。高鸣朝九州，延颈望八荒”四句体现了“凰”高洁（或“超然脱俗”、“清高傲世”)的品性。这首诗整体上运用了托物言志（或“比兴”、“象征”）的表现手法，以凤凰自喻，抒发了诗人孤独无奈的苦闷心情和壮志难酬（或“报国无门”）的悲伤情怀。根据凤凰“饮醴泉”、“栖山冈”、“朝九州”、“望八荒”的举动，可以判断出凤凰志向远大、高洁。显然作者以凤凰自比（自况），根据它的心情“催藏”、“恨”、“心伤”几个词及伤心的原因的描写“高鸣朝九州，延颈望八荒”和 “一去昆仑西，何时复回翔。但恨处非位，怆悢使心伤”可以推知，作者是孤独苦闷、壮志难酬。
阮籍的《咏怀诗》历来被誉为“旷代绝作”,同时也是绝对的难解之作,“百代之下,难以情测”。而飞鸟则是《咏怀诗》中最重要的诗歌意象，它们是阮籍主体人格的诗性外化，各种飞鸟意象体现着阮籍隐晦难测的内心世界。
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直接用飞鸟意象者29首，间接用者13首，总计42首。这些飞鸟意象的渊源，可追溯至《国风》、《离骚》、《庄子》、《山海经》。《国风》中的自然物象，多用以起兴；《离骚》的美人香草、俊鸟恶禽，多具象征意味，或以之刺激奸邪，或以之寓己高洁之志；《庄子》中的飞鸟意象，则多寓示不同的精神境界。而阮籍《咏怀诗》中的飞鸟意象，则三种意义皆有：他时而以俊鸟如凤凰、玄鹤寓其高洁之志和现实追求；时而以高鸟如鸿鹄、海鸟寄其逍遥之梦；时而借孤鸟寒鸟起兴，写其孤苦之思。各种不同的飞鸟意象，折射出阮籍不同的心理侧面，最终建构了阮籍复杂、矛盾的多重人格。《咏怀诗》第一首云：“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徘徊”二字，既为八十二首《咏怀诗》奠定了基调，也反映了阮籍和其他竹林名士共同的人格特点。
“山绕平湖波撼城，湖光倒影浸山青”两句词人运用了两个色彩迥异的动词“撼”、“浸”，前者修饰出一双巨臂摇荡着水中的孤城的画面，施展力与暴；后者刻画了少女的柔指轻抚着情人，展现了情与爱的绵柔。两个字描写了湖水的刚与柔，对比鲜明地描写了自然美景的神秘。“水晶”二字体现其玲珑剔透，“欲三更”表明了时间，暗示了词人在此游玩至深夜，衬托景色之美。“露荷翻处水流萤”，“流萤”二字作喻形象表现出荷叶沾染了露水后的清莹明丽。“雾柳”句通过“暗”、“度”二字写尽了柳的朦胧、月的舒缓；“露荷”句则凭借“翻”、“流”二字传达了露荷的圆润、萤的飘忽，“萧萧”带有自嘲的意思，也体现了词人的自由潇洒，“散发”体现了词人的不羁。
上片一开始，词人以雄浑的气势推出了一个荡人心魄的画面：平湖环绕，波涛震天，孤城独立。孟浩然《临洞庭》云：“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词人所采用的艺术手法和孟诗有暗合之处，但只是客观物象和由此引起的苍茫阔大的意绪在形式上的自然重叠，而不是主观上的刻意模仿。下句意境突变，“湖光倒影浸山青。”词人展现了一个平静而恬淡的画面：湖光潋滟，山色青葱，荡漾着沉醉的氤氲。这恰恰和以上波涛震天的慑人气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画面的转换不但体现了动中有静、刚中有柔的自然景观上的复杂的情趣，而且在情绪上带来了大起大落。末句“水晶楼下欲三更”是对以上画面意境上的补充，它为词人所咏叹的景物笼罩上了一层朦胧的神秘的氛围。“三更”点明时在深夜，从而为下阕对夜景的具体描绘作了过渡性的铺垫。
到了下片，词人意犹未尽，仍然陶醉于自然景观之中。所不同者，此时词人所刻画的夜景主题愈加明了，“雾柳暗时云度月，露荷翻处水流萤”两句正体现了这一变化，前句暗合秦观《踏莎行·郴州旅舍》中“雾失楼台、月迷津渡”的情韵，后句又为这销魂的意境增添了几许生意、几许亮色——露珠敲荷，流萤相逐。这两句不仅意境幽美，而且对仗和遣词也极为精工、贴切。由于词人从细微的感触着笔，表现了一种缠绵的风情。词人疲于世情的心灵也得到了净化与升华，滋长了一种放旷的情怀，正如他在结句中所说的：“萧萧散发到天明”——词人为自己勾画了一个超脱者的形象。它虽没有张孝祥在《念奴娇·过洞庭》中所表达的“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的人格上的阔大与深厚，但却有其“不知今夕何夕”的达观与迷恋。
这是一首描写湖景的清新隽永的小词，上片写湖水由昼至夜的变化，始而波涌撼城，继而平静如镜，浸山映楼。下片写夜景变化，月阴时柳晤笼雾，荷翻时露流如萤。诗情画意，使词人流连至天明。总观这首词，它的重心在于写景，通过景观的变化带动情绪的升沉。因此，全词只有末句直抒胸臆，但词人思想与情感却暗藏于全诗，于“景”的空灵中无处不感到“情”的渗透与激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