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国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国）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国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
这首词抒写了他的恓惶情绪中对时代苦闷的色彩，有一种爱国情怀包含在里面。
李白《月下独酌》中有一首也写作者的孤独，全诗是：“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作者、影子、月亮在一起，又歌、又舞、又饮，颇有一点热闹气氛。向滈此词写灯、影、人相伴，大半是受了李诗的影响，但两者的情调却是不一样的。李白遇上的是唐帝国最强烈的时，他的个性既旷达不羁又积极向上，因而他的诗总是进取的，活泼的。向滈则不然，生活在那个令人空闷的时代里，加上自己又长年同亲人隔绝，所以他不可能象李白那样即使在孤独之中也充满着希望与活力。比如在这首词中就只有“灯”、“我”和“影儿”，无月，无酒，自然也无歌，无舞。同样是写孤独，但向滈笔下却处处是绝望的影子。
这首词构思新颖，作者把“影儿”写入作品，用以反衬自己的孤独与寂寞的心情，这既避免了纯说愁苦的单调，又使词篇更具形象性，大大增强了艺术效果。词篇用“谁伴”二字开头，一上来就突出了作者在窗前灯下为孤独而久久苦恼的情态，由“谁”字发问，便把读者引向对形象搜索与寻求。果然在问了千万声“谁伴”之后，作者终于发现了只有“影儿”相伴。虽有“影儿”相伴。
可是，就是这无言的、难以发现的影儿，况且也并不能“伴”得持久：“灯烬欲眠时，影也把人抛躲。”找到影儿作伴，为的是给自己寻求安慰，谁料灯灭后连“影儿”不复存在了，加倍衬出了自己的孤单，于是便喊出：“无那，无那，好个栖惶的我”（无那，即无奈的意思）。影儿的恰妙运用，使抽象的愁思更为具体，行文也更生动。与晏几道《阮郎归》词中“梦魂纵有也成虚，那堪和梦无”之句，可以先后媲美。
自然，这阕词的新颖构思，还可以从结构的安排上看出来。词作从独坐开始，用唯影相伴表现作者的孤单，这可以算是诗文中的佳境。接着说“影儿把人抛躲”，则将旧境翻新，感情也被深化到了顶点。
羁旅当然是愁苦、寂寥的。不过向滈的孤独似乎在离家别亲之外，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向滈出生时正当南宋初期，正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的时候。小朝廷采承妥协退让的国策；广大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因受到创伤而更加强烈，因而，要求驱逐金、收复失地的呼声高涨。为了给投降路线扫平障碍，统治阶级于是大规模地镇压抗战活动。在这种情况下，那时的有识之士一方面眼看国力日衰，痛感空有报国之志而无能为力，另一方面又为个人渺茫的前途所烦愁，因此多半处在矛盾与伤感之中。向滈在一首《临江仙》中说：“治国无谋归去好，衡门犹可栖迟”，透露的正是爱国被冷落后的凄凉心情。据此，这阕《如梦令》抒写的恓惶情绪中也应包含有对时代苦闷的色彩。
《山人劝酒》是乐府旧题，郭茂倩《乐府诗集》编此诗入《奉曲歌辞》。诗咏商山四皓健拔如苍松，落拓不羁，仙风道骨，青春不老，春风和煦向他送暖，蝴蝶翩翩为之起舞。作品着重称颂四皓“各守麋鹿志。耻随龙虎争”的高洁之志。尤其赞誉其以隐士的身份出山辅佐太子，安定了汉朝储皇之位。尔后功成身退，复归商山，毫不系情于官禄爵们，其高风亮节直可追步上古高士巢父、许由。这正符合李白一向所追求的“功成拂衣去，归入武陵园”的理想，所以在本篇对四皓表达了极高的敬慕之情。这和李白其他诗篇颂扬“千古高风”的鲁仲连、安期生等功成身退的名士一样，不过是以咏叹古人来抒写诗人自己的襟抱而已。其他评家以为本篇借四皓佐太子事来影射玄宗朝时事，就未免失之穿凿了。
全诗可分为三段。“龙虎争”以上为第一段。写商山四皓的仪表风度及节操。“羽翼成”以上为第二段。写商山四皓力回高祖心意，稳固刘盈太子地位的成就。最后六句为第三段。用形象赞颂商山四皓归来的豪壮气概。情若白云，气若嵩岳，楷模巢、由，举觞浩歌。此诗表达“功成身退”的志向，亦是诗人李白一生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