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妃的这一首咏梅花诗很有名气，古来咏梅之作不计其数，而这篇咏梅诗，别出心裁。
诗人在室内窗前从捅破的窗纸的孔洞观看梅花，并且先是细腻地描写梅花的香味缕缕如线，真是未见梅花，先闻其香。
后面又写到蝼蚁拖着梅花瓣儿，爬上东墙，这个细节令人觉得充满生活情趣，从而透露出诗人对于梅花的喜爱，对于春天即将到来的喜悦之情。
“刺破””“引透”“倒拖”几字，恰似一个个小小细腻的片段，把春色之浓之妩媚，以及对春的向往，表达的淋漓尽致。
白居易纯粹写景的作品很少，这是一首颇为人称道的小诗。全诗构思妙绝之处，在于摄取了两幅幽美的自然界的画面，加以组接。一幅是夕阳西沉、晚霞映江的绚丽景象，一幅是弯月初升，露珠晶莹的朦胧夜色。两者分开看各具佳景，合起来读更显妙境，诗人又在诗句中妥帖地加入比喻的写法，使景色倍显生动。由于这首诗渗透了诗人自愿远离朝廷后轻松愉悦的解放情绪和个性色彩，因而又使全诗成了诗人特定境遇下审美心理功能的艺术载体。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写夕阳落照中的江水。“一道残阳铺水中”，残阳照射在江面上，不说“照”，却说“铺”，这是因为“残阳”已经接近地平线，几乎是贴着地面照射过来，确像“铺”在江上，很形象；这个“铺”字也显得委婉、平缓，写出了秋天夕阳独特的柔和，给人以亲切、安闲的感觉。
“半江瑟瑟半江红”，天气晴朗无风，江水缓缓流动，江面皱起细小的波纹。受光多的部分，呈现一片“红”色；受光少的地方，呈现出深深的碧色。诗人抓住江面上呈现出的两种颜色，却表现出残阳照射下，暮江细波粼粼、光色瞬息变化的景象。诗人沉醉了，把他自己的喜悦之情寄寓在景物描写之中了。
“可怜九月初三夜”，是个过渡。可怜，可爱。九月初三，是农历，指进入深秋。意思说：深秋的夜晚多么可爱啊!前两句描写日落时景象，这一句很自然地把时间从日落过渡到夜晚。看似随意写来，实际很重要，让读者明确感到时间在推移，继续观赏后面的画面。
最后一句“露似珍珠月似弓”。意思说：露水像珍珠一样晶莹光亮，弯弯的月亮像弓一样。秋天的江边夜色降临，空气湿润，草木上都凝结起露珠，“露似珍珠”，写出秋叶特点。九月初三，月亮刚出现，还是月牙儿，弯弯的，所以说像一张弓。“月似弓”，进一步点出月初的秋夜。这句重点写了秋夜露珠和新月，连用两个新颖贴切的比喻，描绘出深秋月夜的迷人景象。
诗人通过“露”、“月”视觉形象的描写，创造出和谐、宁静的意境，用这样新颖巧妙的比喻来精心为大自然敷彩着色，描容绘形，给读者展现了一幅绝妙的画卷。由描绘暮江，到赞美月露，这中间似少了一个时间上的衔接，而“九月初三夜”的“夜”无形中把时间连接起来，它上与“暮”接，下与“露”、“月”相连，这就意味着诗人从黄昏时起，一直玩赏到月上露下，蕴含着诗人对大自然的喜爱、热爱之情。
另外，值得读者注意的是这首诗中的时间问题。《暮江吟》写了三个不同的“时间”。通过以上分析，《暮江吟》前两句写的时间是日落前（一小段时间）或日落时；后两句主要写日落后（一小段时间），即黄昏；由后两句还引伸出夜里一段时间。这完全符合作者的观赏顺序，即作者先于日落前看到了“残阳铺照”，又于日落后看到了“月似弓”，再于夜间看到了“露似真珠”。
温庭筠的七律《过陈琳墓》，是寄慨遥深、文采斐然的名作，他的这首《蔡中郎坟》则不大为人注意。其实，这两首诗虽然内容相近，艺术上却各有千秋，不妨参读并赏。
蔡中郎，即东汉末年著名文人蔡邕，曾官左中郎将，死后葬在毗陵尚宜乡互村（毗陵即今常州）。这首诗就是写诗人过蔡中郎坟时引起的一段感慨。
首句正面写蔡中郎坟。蔡邕卒于公元192年（汉献帝初平三年），到温庭筠写这首诗时，已历六七百年。历史的风雨，人世的变迁，使这座埋葬着一代名士的古坟已经荒凉残破不堪，只有那星星点点不知名的野花点缀在它的周围。野花春的“春”字，形象地显示出逢春而发的野花开得热闹繁盛，一片生机。由于这野花的衬托，更显出古坟的零落荒凉。这里隐隐透出一种今昔沧桑的感慨；这种感慨，又正是下文“今日爱才非昔日”的一条引线。
第二句暗含着一则故实。殷芸《小说》记载：张衡死的那一天，蔡邕的母亲刚好怀孕。张、蔡二人，才貌非常相似，因此人们都说蔡邕是张衡的后身。这原是人们对先后辉映的才人文士传统继承关系的一种迷信传说。诗人却巧妙地利用这个传说进行推想：既然张衡死后有蔡邕作他的后身，那么蔡邕死后想必也会有后身了。这里用“闻说”这种活泛的字眼，正暗示“中郎有后身”乃是出之传闻推测。如果单纯咏古，这一句似乎应当写成“闻说中郎是后身”或者“闻说张衡有后身”。而诗中这样写，既紧扣题内“坟”字，又巧妙地将诗意由吊古引向慨今。在全诗中，这一句是前后承接过渡的枢纽，诗人写来毫不着力，可见其艺术功力。
“今日爱才非昔日，莫抛心力作词人。”这两句紧承“中郎有后身”抒发感慨，是全篇主意。蔡邕生当东汉末年政治黑暗腐朽的时代，曾因上书议论朝政阙失，遭到诬陷，被流放到朔方；遇赦后，又因宦官仇视，亡命江湖；董卓专权，被迫任侍御史，卓被诛后，蔡邕也瘐死狱中。一生遭遇，其实还是相当悲惨的。但他毕竟还参与过校写熹平石经这样的大事，而且董卓迫他为官，也还是因为欣赏他的文才。而作者当时的文士，则连蔡邕当年那样的际遇也得不到，只能老死户牖，与时俱没。因此诗人十分感慨；对不爱惜人才的当局者来说，蔡邕的后身生活在“今日”，即使用尽心力写作，也没有人来欣赏和提拔，根本不要去白白抛掷自己的才力。
这两句好像写得直率而刻露，但这并不妨碍它内涵的丰富与深刻。这是一种由高度的概括、尖锐的揭发和绝望的愤激所形成的耐人思索的艺术境界。熟悉蔡邕所处的时代和他的具体遭遇的人，都不难体味出“今日爱才非昔日”这句诗中所包含的深刻的悲哀。如果连蔡邕的时代都算爱才，那么“今日”之糟践人才便不问可知了。正因为这样，末句不是单纯慨叹地说“枉抛心力作词人”，而是充满愤激地说“莫抛心力作词人”。诗中讲到“中郎有后身”，看来诗人是隐然以此自命的，但又并不明说。这样，末句的含意就显得很活泛，既可理解为告诫自己，也可理解为泛指所有怀才不遇的士人，内涵既广，艺术上亦复耐人寻味。这两句诗是对那个糟践人才的时代所作的概括，也是当时广大文士愤激不平心声的集中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