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是一篇仕女伤春图。上片是写暮春时节，花事将近的景象，下片则是写由此生发的一腔感怀。怀春、伤春，都是闺怨诗中常见的主题，其中的“春”字，既可指春天讲，又可喻男女之间的爱情。黄升此作写的是花事将尽的暮春，女主人公触景伤情，感怀人生恨怨。

　　黄升此作全篇不过五十六字，但在抒发伤春之情上写得波澜跌起，很有层次。词中的女主人公，在雨歇风定的暮春时节，闲步庭中，偶见梨花半落，讶然失惊，于是“忧从中来，不可断绝”，先是由花落而伤春，然后由伤春而伤己，最后又由伤今而怀往，真是“芳心一点，幽恨千重”。其中，“已瘦了、梨花一半”、“试与问、杏梁双燕”等，都是巧妙化用前人的名句，颖脱而出清新之词。

　　“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

　　这首词开头“镜水夜来秋月，如雪”描写秋天夜色，皎洁明媚的月光，倾泻在平静如镜的水面上，好像洁白的雪。点出时间是秋天的一个月色明媚的晚上——一个良辰。并以秋月之景，渲染出一种浪漫的气氛：有良辰必有美景。“采莲时”，点出了人物活动的地点。这个活动地点是个很重要的背景。因为在南方采莲季节常常包含着男女表达爱情的活动，是一个很浪漫的季节。只有交待出这一场所，才能更好的展开下文，也算是一种铺垫。这样才能使下文的意境更充实，更易理解，更易把握女主人公的情感世界。“小娘红粉对寒浪”，“小娘”是指采莲女，诗中的女主人公。“红粉”，是说采莲女正值青春妙龄，打扮的十分美丽，楚楚动人。“红粉”两字用简练的笔法勾勒出了采莲女的外貌特征也体现出一种淡雅丽饰的色彩美，女为悦己者容，采莲女一出场就给人以不俗的感觉，清新淡雅。而“寒浪”则是对“红粉”的衬托，以及对心境进一步的解说。“红”在这还象征着青春、热烈、希望和期盼，而“寒”表面上看是对秋月的进一步解释，孤寂，寒凉而内涵则是表示孤单和寂寞，以周围的环境和气氛，来揭示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在这镜水如月之夜，浪漫季节，不仅心起涟漪故而“惆怅”，进而有所思。“正思惟”，则是这时心境的真实写照。这季节，花好月圆，情歌缭绕，四处回响；轻舟荡漾，激起浪花朵朵，而自己的恋人不知在何方。不禁心潮激荡，思绪茫茫，无人能解其中滋味。正是越思越想，越想越愁，越愁越伤感，正应了古语“剪不断，理还乱”。

　　这首诗是咏物之作，但又有自寓自喻的况味。诗人赞美小白鹭具有纯洁自守、与众不同的高格调，祝愿着它有远大美好的前程。

　　“白鹭儿，最高格。”开头两句，就带有人类的道德评价色彩，作者套用到他所描写的动物身上去了，这就决定了这首诗所歌咏的实际对象，决不是现实世界中的无知的鸟，而是意象世界中的具有高尚情操的人。“毛衣新成雪不敌”，小白鹭的品格体现在羽毛的纯洁胜雪，而且不似众禽的喧呼叫噪，好于张扬自炫，而是宁静自守，修身养性，洁身自好。“孤眠芋芊草，久立潺潺石”两句，形象而具体地刻画出白鹭儿的居处环境和神态。它所居之处绿草丰美，芳馨清丽；所立之石乃在潺潺溪水之中，真可谓“有位佳人，在水一方”。“孤眠”、“久立”两句不仅写出白鹭儿的身姿神态，而且象征着不随声附和、不同流合污、洁身自好、独立不移的品格。“前山正无云，飞去入遥碧。”在“孤眠”、“久立”之后，前方没有阻挡，白鹭振翅飞向遥空，“云”在这里已经不是单纯的云彩了，在作者眼里“云”象征着革新的阻力，而“无云”两字寄托着作者的理想，希望在贬谪之后，前方能云雾消散，一片清明，给自己一片施展才华，实现理想的空间。“正无云”而“飞去”更象征着高远的理想，果敢的行动。一个具有高尚品格的人透过白鹭儿的外表清晰地呈现在人们前，诗人所描写的白鹭儿的形象与品格，也正是自己的人格操守的形象体现。从这一角度而言，此诗也具有拟人的表现手法。

　　白鹭儿的纯白无瑕，象征高尚品格，作者用它来比拟革新志士，比较准确、贴切。雪白的羽毛，象征他们的清白无垢；在众禽的喧哗中保持岑寂，象征他们在宦官嚣张跋扈时不随声附和；孤眠在草泽之间，久立在泉石之上，象征他们虽然被贬谪在荒僻远郡，但坚贞不屈，特然独立，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最后振翼高飞，直入碧霄，更象征他们远大的理想，希望能继续进行革新事业的雄心壮志。对白鹭形象的描写，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使读者从这只纯白的珍禽身上，看到了革新志士的最高尚的情操。

　　这首诗在《刘梦得文集》中入“乐府”类，是作者学习民歌结出的硕果之一。语言明白如话而流走生动，三、七、五字句相递出现，使句法显得富于变化而不呆板。全诗用入声韵，音长短促，产生直截明快的效果，与内容十分协调。

　　居庸关在今北京市昌平县西北。徐兰为清宗室安郡王(疑即玛尔浑)幕僚期间，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清帝统兵征噶尔丹时，随安郡王出塞，由居庸关至归化城。此诗即是随军出塞时作。诗中描写了出关所见景色，抒写了出征土卒怀土恋乡的感情。

　　前两句，有版本“将军此去必封侯，士卒何心肯逗留”其中的“此”字原缺，此据诗意补出。前两句写“出居庸关”之前士卒的心理。“封侯”，从字面说，是指当上大官；就其实质而言，则是指驰骋疆场，功业有成。前两句意思是说，将军将在边地的战斗中建立功勋，这对于士卒说来，自然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意味着士卒也将有立功的机会，因而急于奔赴边地，而无意于逗留不前。

　　后两句，则是写临出居庸关时的情况和心情。“出”字原缺，此据喀《清诗别裁》补出。“马后桃花”，意谓关内正当春天，温暖美好；“马前雪”，是说关外犹是冬日，严寒可怖。因而，无心在征途上逗留的士卒，在临出关的刹那，却不禁犹豫了起来，不自觉地回过头来再看一眼关内的景色。此诗对土卒内心世界的开掘是相当深入的，诗中不作静态的描绘，而是将人物置于特定的环境之中，从环境的变化相应写到士卒心态的改变：当立功边塞的机会在前方等待时，士卒一往无前，充满豪情；而当即将出关、远离故土时，又难免生出柔情，回头顾盼。诗中的主人公，既不是甘心老死于槽枥之下的驽骀之辈，也不是只会行军打仗而缺乏真情实感的战争工具。豪情与柔情、为国捐躯与怀土恋乡，两种对立的感情，在人物身上得到了相当和谐的统一。

　　全诗最动人的是三四两句。尤其是第三句，将“马前”、“马后”写成两个不同的世界，更是石破天惊的奇思妙笔。在具体写法上，这一句也很有特色：“马后桃花”与“马前雪”，是对比；以马概人，则又有所省略。沈德潜称赞此诗说：“眼前语便是奇绝语，几于万口流传。此唐人边塞诗未曾到者。”(《清诗别裁》)徐兰是一个爱作惊人语的诗人，他在《归化城杂咏》中也有类似的诗句：“后骑解衣风柳下，前军堕指雪花中。”“奇绝”的“眼前语”的获得，归根结底是由于诗人有边塞生活的独特体验，故能于唐人边塞诗之外开拓出新的境界。而从意象与用词而言，或许还受到过唐人权德舆的“马首向何处，夕阳千万峰”(《岭上逢久别者又别》)与马戴的“马头冲雪过临洮”(《出塞词》)的启发。

　　沈德潜在《清诗别裁》中，将此诗的题目改为《出关》，将前两句改成“凭山俯海古边州，旆影风翻见戍楼”。从诗句本身说，首句写静，次句写动，对环境描写与氛围渲染的表现都相当成功。但“凭山”句将所出之“关”，明白写成了山海关，这与诗人此次随军出征的路线不合，是不应该当作徐兰的创作来欣赏的，故为本文所不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