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武”,泰山下小山名,在今山东省泰安县。“东武吟”和“泰山吟”、“梁甫吟”同类,是齐地的土风。该篇假托汉朝老军人的自白,来讽谏当时的君主。
诗歌的前半部写老军人对当年战斗生涯的回忆,他南征北战,在戎马倥惚中度过了不平凡的一生。后半部表达他老年遭弃置的愤懑和悲伤:“时事一朝异,孤绩谁复论?”这位当年立马横刀的老英雄,如今不得不“腰镰刈葵藿,倚杖牧鸡屯”。他喟然长叹:“昔如鞲上鹰,今似槛中猿。”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对比,把主人公心灵深处的痛苦展示出来。
这首诗还表现了老军人即使身处逆境,仍思报国的精神。在诗的结尾,他以“弃席”、“疲马”自比,向君主表白心迹,希望老有所用,辞恳情切,令人感动。显然,这位心怀报国之念的老军人形象中也有着怀才不遇的诗人自我。
这首诗意蕴深厚,时空跨度很大。诗歌的感情随着主人公的命运变化,先是慷慨奔放,后是激愤悲怆,显得跌宕起伏,扣人心弦。
整首诗都是假托一个汉代有军功的人的口吻,叙述自己一生奋战的经历,和老年被弃回家的不平,并表达了他对君主的眷恋,希望君主赐恩,不弃置有功之人。宋文帝在位期间,讨伐北魏曾多次失败,对其将领檀道济等也有牵制和排挤的做法,所以这首诗可能是为讽谅当时的君主而作。 这首诗的思想内容和写法,对于杜甫《出塞》诗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
唐玄宗时,斗鸡、舞马、歌舞、百戏等,成为宫廷不可或缺的享乐活动。玄宗晚年耽于享乐导致了“安史之乱”,唐王朝几至灭亡。王建七律《春日五门西望》,即是一首讽刺玄宗荒淫误国的篇章。
“百官朝下五门西,尘起春风过御堤。”“五门”,又称午门。唐代长安城大明宫南墙有丹凤门、建福门、望仙门等五个门,故云。“西”即诗题所云“西望”。百官自大明宫下朝,步出五门,西望则是西内之太极宫、掖庭宫和东宫。西内是玄宗游戏的重要地点之一,历史上著名的宜春院的梨园弟子就生活在西内。百官退朝,侧身西望,但见一阵阵春风,把一股股灰尘吹过御堤,使整个西内显得迷迷濛濛。“尘起春风过御堤”一句虽为写景,却具有象征意义,象征着消逝的岁月无数史实已记忆不清,印象模糊。唯有玄宗的荒嬉尚历历在目。由此为下文张目。西内留下了唐王朝历代帝王的足迹,宫掖中秘闻逸事数不胜数,但最能勾起诗人回忆的却是唐玄宗。这不仅由于玄宗距诗人的时代最近,更重要的是因为玄宗是位因荒嬉几至覆国的君主。因此,颔联很自然地就从首联的望西内而过渡到对玄宗往事的追忆:“黄帕盖鞍呈了马,红罗系项斗回鸡。”马,此指舞马。舞马以黄帕覆盖其马鞍以见其珍贵。玄宗时,教坊中百戏杂耍名目繁多,诸如山车、旱船、寻橦、走索、丸剑、角抵等应有尽有。此外,斗鸡、舞马也特受玄宗喜爱。据载,玄宗曾驯练出舞马一百匹。这些马在表演时,站在巨榻之上,“衣以文绣,饰以珠玉”,随着音乐的节拍俯仰跳动,曲尽其妙。玄宗又好斗鸡戏,曾选六军小儿五百人,专门训练金毫铁距、高冠昂尾的雄鸡上千只。斗鸡比赛时,则分成若干支斗鸡队,胜者则缠以锦段。杜诗云:“斗鸡初赐锦,舞马既登床。”也正指此。舞马和斗鸡,玄宗后不再时髦。两句诗,诗人别出心裁,只选取玄宗荒嬉最典型的事例,不露声色地展示出来,而让知道这段历史故事的读者,自己去充实众多未写入诗中的内容。
颔联两句是虚笔叙事,这是由“望”而产生的遐思。颈联和尾联则是实笔写景,这是“望”的真实景物,但景中有情,是借景以寄慨。不过,在具体表现上却又不同,互有差异。
颈联“馆松枝重墙头出,御柳条长水面齐”,作今昔纵向对比,不过不是事与事对比,而是以今之物同昔之事对比。“馆”,当指建于西内之宏文馆。在春风的拂动下,馆松茂密,御柳堆烟,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馆松御柳,曾作为玄宗享乐的见证者而存在,可现在,郁郁葱葱的馆松御柳,同转瞬即逝的玄宗的荒嬉生活,形成巨大的反差,这当然要激起诗人心中对今昔盛衰的强烈慨叹。只不过这种慨叹,并非是出自疾呼呐喊,而是寓之以景罢了。岑参《山房春事》诗云:“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以“无情”“无知”的庭树之花,来透露其对梁园萧索的无限伤心之情。“唯有教坊南草绿,古苔阴地冷凄凄。”“教坊”,当指建于西内之宜春院。宜春院已不再是歌舞繁华之地,其南,则荒草古苔,一派阴暗凄冷之象。诗中“阴”和“冷凄凄”数字,既是写实的景语,又饱蘸着作者抚今追昔的伤痛之情,将实景和心境融合为一。
本文是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在湖州任上为学生王巩家中“三槐堂”提写的铭词。三槐堂,是北宋初年兵部侍郎王佑家的祠堂,因王佑手植三棵槐树于庭而得名。古代传说,三槐象征朝廷官吏中职位最高的三公。而王佑正是王巩的曾祖父。
文章主题在于歌颂王佑的品德和功业,分五段进行。第一二两段,从天命的有常立论,肯定了善善恶恶的因果报应,提出“仁者必有后”的观点,为全文的理论基础。第三四五层,记叙了王佑手植三槐的经过和期待,以及王佑子孙后代多有仁德贤能者的事实,说明王佑仁爱厚施、积善成德,因此才子孙多贤,福祚绵绵不绝,从而论证了观点,突出了主旨。
全文贯穿着天命有常、因果报应思想,崇尚仁厚忠恕的德行。认为“善恶之报,至于子孙”,显然带有惩创人心、引为鉴诫的良苦用心。文章叙议兼行,挥洒如意。文字简洁,自然流畅。
这篇散文可分四段。第一段写长江汪洋诞漫,突出其“壮’’,与下文狭小的游鲦亭作一对比;第二段写兄之为人,突出其胸中之“壮”,本该有“壮者之乐”,这与下文的舍弃壮者之乐又成对比。以上两段,均为下文表现兄的品格作了铺垫。第三段写兄于方寸之中“反以为乐”,与王敦慷慨悲歌,渴望建功立业的情感相通;第四段是对前文的归结与收束,用对比、反问、反诘等手法,突出“壮”“勇”“乐”“适”等词语,文气流畅,笔调俊朗,感情充沛,面对困于位卑而怀浩然之心的“吾兄”,赞美是热烈而真诚的。
文章开篇,作者没有直接去记叙游鲦亭的情况,而是先记叙了长江的历史、起源及宏伟的气势。“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导江其一也”,首句先交待了长江的悠久历史及长江的起源,当然作者关于长江起源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显然是错误的,但当时的人就是这样认为的,对此不能苛求于古人。接下来的,“江出荆州,合沅湘,合汉沔,以输之海”几句,一方面交待了长江的流向及所经之地,另一方面也写出了长江包容百川的气概。接着,作者正面描写了万里长江的宏伟景观:“其为汪洋诞漫。蛟龙水物之所凭,风涛晦冥之变怪”。几句话就把长江那种汪洋浩瀚,放纵汗漫之势及其变幻莫测、奇特非凡的气派描写了出来。最后,作者用“壮哉!是为勇者之观也”作结,说明如此壮观的景象,正是勇武之士所喜欢观赏的。文章开篇似乎是文不对题,既然标题是《游鲦亭记》,但作者一笔也没有点到游鲦亭,反而大写与文题毫不相关的长江气势,似乎不可思议。实际上,这正是该文不落俗套的高超之处,读者非读完全文,不能领悟作者的用意。
第二段主要介绍了游鲦亭主人,也即作者的同父异母兄欧阳昺(字晦叔)的抱负及境遇,同时作者也发表了对人生观的看法。首先作者以简炼的语言介绍了欧阳的为人及其抱负,称他“为人慷慨,喜义勇,而有大志、能读前史,识其盛衰之迹,听其言,豁如也”,由此可知游亭主人是一个胸怀大志、慷慨豁达、喜讲义勇、精通历史的有胆有识之士。然而他在仕途上却很不得意,长期在荆州担任地位卑下的小官,没有机会施展其才能,以致老大无所成就。故作者称其“困于位卑,无所用以老”,接下来的一句“然其胸中亦已壮哉”,说明欧阳昺虽身处因境,然而依然豁达、开朗、乐观、自信。这正是作者在全文中要表彰的那种随缘自适、随遇而安的超然物外的生活态度。
接着,作者举出了一个通常的现象“夫壮者之乐,非登崇高之邱,临万里之流,不足以为适”。这里所说的“壮者之乐”,照应了开篇所讲的勇者之观,所谓临万里之流”,就是要观赏开篇所描述的万里长江的宏伟景象。至此可以明白作者在开篇中铺叙长江气势的用意。然而游鲦亭主人的兴趣恰恰与之相反,他家居荆州,临近长江,却“舍汪洋诞漫壮哉勇者之所观,而方规地为池,方不数丈,治亭其上,反以为乐”,守着一汪方圆不过几丈的池塘,自以为乐,而不愿去观赏浩荡长江的宏伟景观。既然作者称他是身处困境“然其胸中亦已壮哉矣”,然而这还看不出来有勇者、壮者的乐趣。针对这些疑问,作者阐发了对什么是“真勇“的看法。作者认为,游鲦亭主人虽“困于位卑”,然每日“击壶而歌”“解衣而饮”,忘却人世间的高贵贫贱、荣辱毁誉,“陶乎不以江洋为大,不以方丈为局”,“视富贵而不动,处卑困而浩然其心”,这种超然物外的态度,才真正称得上心胸开阔,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才算是“真勇者”,显然,欧阳昺的处世态度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庄子就曾主张对富贵,贫贱,得失,毁誉等容易引起人们苦恼的各种社会现象,最好采取忘却的态度,这样就能得到精神解脱。欧阳昺无疑向这个方向做了努力,因此他能不以官小为悲,“困于位卑”而能自得其乐。在作者看来,衡量勇与非勇,不能仅仅依据其是否喜欢“勇者之观”“壮者之乐”,关键在于视其能否“不以物喜,不以已悲”,达到超然物外的境界。
接着,作者点明了“游鲦亭”命名的原因。由于欧阳昺已经达到了“真勇者”的境界,因此在他看来:“方丈”水池虽小,然而水波粼粼,游鱼自由自在游动于其中,坐在亭中观赏,也很悠然自得。不必非要去观赏蛟龙出没、变化莫测的长江景象。身处其境,欧阳昺自然而然联想到《庄子·秋水篇》中的一段记载:“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同时也联想到自己的境遇:久为荆州小吏,犹如池中之鱼,虽不能施展抱负,但却可以自得其乐,因此命名其亭为“游鲦亭”,作者借此叙述,一方面阐发了凉亭主人命名其亭的用意,另一方面对欧阳昺这种“知足常乐的人生观表示了充分的肯定。最后一句交待了这篇“记”体文章的写作时间及地点,为一般“记”体文的常则。
这篇小记,通过记叙游鲦亭主人的抱负、境遇及个人的兴趣,展现了主人“视富贵而不动,处卑因而浩然其心”的思想情怀,赞扬了那种不计荣辱、超然物外的旷达的人生态度。
这篇文章结构严谨、层次分明,前后照应,开篇别具匠心。《游鲦亭记》名为记亭,但通篇很少具体去描写游鲦亭本身及周围的景观,笔墨重点放在展现游鲦亭主人的思想情怀及阐发作者的见解上,这是其艺术特点之一,其次,作者还普于运用烘托对比的手法,开篇即竭力渲染长江的宏伟气势,其目的是为了衬托欧阳昺园池之局促,借以表达其不以汪洋为大,不以方丈为局豁达的人生态度。
这首诗刻画了帝都金陵(今南京)的富丽繁华和心系功名的进取精神,既是一曲颂歌,也是一幅壮丽的图画。不管是何种情感意趣,都可以借山川景物来表现,而且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造境宏伟高敞,措笔秀丽工整,语言清鲜流丽,反映出了青年谢朓积极进取的精神品格和非同寻常的艺术功力。
青年诗人以“颂藩德”为由头,满怀激昂的政治热情和积极的功名事业心,纵笔描绘金陵帝都的富丽堂皇和繁荣昌盛,气势轩敞,格调高昂,雅为后人所称道。
首联总揽形势,虚笔入篇。“江南”句言地理形势,“金陵”句言历史变迁。当时扬州,辖有江南广大土地,山川秀丽,物产富饶,统称江南。金陵即今南京市,为春秋时楚武王所置。秦始皇时,即有望气者称“金陵有王者之气”。而从三国孙吴到南朝萧齐,也有四朝建都于此。可见金陵作为帝王之州,历史悠久。所以,诗人饱含激情,热烈赞颂当朝都城坐落在风光秀丽的江南佳丽之地,具有辉煌而悠久的帝都历史。这两句,一从空间横面着墨,描绘都城建业的地理形势;一从时空纵面措笔,概览金陵帝都历史迁延,笔触间闪烁着显赫、辉煌的气派,富于气势。
中间三联承“帝王州”写来,具体描绘当今“帝王州”的形势。诗人特别注重视角的变化。沿巍峨帝都顺势望去,但见城墙环绕着蜿蜒曲折的护城河,绿波荡漾,风光旖旎;抬头远眺,又见层层高楼,鳞次栉比,在日光照耀之下,显得灿烂辉煌。这是二联,是写远眺。三联则取近观。驰道,天子所行之道,常人不可步入。驰道两旁,矗立着威仪棣棣的皇宫高院,甍宇齐飞,舛互迢递,一望无际。
随着视野的延伸,驰道越远越窄,渐渐被飞甍合成一片,所以猛然看去。好像是“夹”住了驰道一样。一个“夹”字,以主观感受状写客观物象,写出了境界。所以,“垂杨荫御沟”完全是实写。杨柳婆娑,婀娜多姿,茂茂密密长满了御沟两旁。
总起来看这四句,诗人应着视角的变换,层次分明地写出了帝都的形象。“逶迤带绿水”、“飞甍夹驰道”以河水的蜿蜒曲折和道路的绵绵延伸,挖掘出诗境的远近纵深感;“迢递起朱楼”、“垂杨荫御沟”以高楼的嵯峨入云和杨柳的婀娜多姿,拓展出诗境的上下层次感。同时,还注重色彩的描绘,绿水朱楼,红绿相映;琉璃飞甍,葱葱杨柳,青黄相间,五色缤纷,气象非凡。这祥写来,诗境便显得阔大、气派,富于色彩。静景的描绘而能臻于此境,堪称高妙。但诗人并不满足。他似乎觉察到了静态刻画容易流于呆板单调的不足,所以再紧跟“凝笳”二句,以驷马飞驰,车盖摩云,极写道路的繁华;又以华輈画舫,从容优游,极写河流的胜景,运动物于静景,景境全活。而且,车驰舟驶,声鼓动地(笳声徐引谓之“凝”,轻鼓小击谓之“叠”),更加突出了场景的繁华、壮观。皇京帝都的辉煌气派,渲染至极。
最后一联收束全篇。古人旧例,功成名就,登台受赏。所以最后诗人出此豪言为祝颂。从帝都的富丽、繁华中,他没有想到醉生梦死,而是心心系念着功名事业。“功名良可收”,虽是对幕主的预祝,但也反映了青年诗人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
《入朝曲》在乐府诗中属《鼓吹曲辞》。而《鼓吹曲辞》多为军中歌乐和宫廷宴乐,歌功颂德,鲜有佳品。谢朓此诗写帝京气象,虽不出“颂藩德”樊篱,格调却非同一般。气势高敞,语言鲜丽,对句工整。反映了青年诗人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文选》卷二十八“乐府”中,在十首《鼓吹曲》中仅选此一篇,可说是很具慧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