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由古至今,文人雅士以“月”为题的诗文不胜枚举,从《古今图书集成》所搜罗的作品,即可见一斑。谢庄有五子,他替他们取了甚为风雅的名字,分别是飏、朏、颢、从(上有山)、瀹(上有草)。有风,有月,有山,有水,可见谢氏是个性情中人,甚为风雅,且对“月”定有一份难以名状的好感,故也以“月”为题,创作了《月赋》。纵然在当时,人们对《月赋》的评价已十分不一致,如,宋孝武帝为之“称叹良久”,认为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佳作;颜延之则说:“美则美矣,但庄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后人更拿它来和宋玉的《风赋》、谢惠连的《雪赋》做比较,但看法仍有分歧。就以“月”为题的文学作品来看,谢庄的《月赋》仍是其中的翘楚,否则,像《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类书,就不会相当一致地都收录了这篇文章。
二
我们可以发现谢庄的行文并不直接切入主题——“月”,而是拿曹植和王粲来替自己说话,先是以“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作为起笔。之后,陈王“抽毫进牍,以命仲宣”,让主角转到王粲身上,文章由此处宕开,最后,再以陈王连连称“善”作结。以这样的虚构来从事文学创作,谢庄并非头一位,这种以构拟的人物进行对话的行文方式,早已成了“赋”文学的一特征。
而谢庄仅仅是踵继前人的作法,却引来不少的批评,认为《月赋》既然借历史人物来创作,但也该考虑到是否合乎史实。如,王粲死于建安二十二年春,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也都卒于这一年,而到了魏明帝太和六年曹植才被封为陈王,谢庄却称曹植为“陈王”,又有说既已假托王粲之口来抒发情感,就不应该写入孙坚夫人梦月入怀而生孙策的传说事件。这样听起来似乎言之成理,但,对于一篇非史非传的文学作品而言,我们理当以较感性的眼光来看待它,不应如此苛责,因为他并不损害文章的美感。
由于《月赋》以“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为开头,让谢庄笔下的“月”注定以愁忧的形态出现。风月、山水本是无情的,因人而沾染了许多的情感,“月”亦是如此,它本身并没有喜怒哀乐,是谢庄希望让它带著情感的色彩。而长年为病所苦的谢庄,自称已是“常如行尸”而“无意于人间”。有这样的情怀,心中那份说不尽的哀戚,当然也很容易地渲染了所见到的“月”。
人也会随著外在景观的改变,而体悟自我,所谓“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指的正是这个道理,而一年四季中,最容易让人有悲伤、凋零之感的,应是“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的秋天,在这样的季节里,“月”自然也会浸染惆怅与孤凄。所以,谢希逸也就以秋天的“月”作为《月赋》描写的主题对象。
三
“月”既然是全文描写的主题对象,而谢庄在四百四十三个字中,直接点出“月”字的,虽然仅有六次,但是每一次都是那么恰到好处。
曹子建因刚遭受知己亡故之痛,忧闷不乐,已久未出游,夜半时分愁绪又起,遂外出解闷。遥望着天空,见到“白露暧空,素月流天”,心中不胜感慨,低声吟诵起《诗》句来,仍觉不足以消愁解闷,于是要王仲宣为此情此景写一篇文章。原本愁思是闷在曹植的内心里,因为偶然之间见到“月”,那份内在的情绪也就有了一个可供寄托的外在具象——“月”,让无情的“月”和有情的人彼此接触在一起,展开了对“月”的描写。
王粲在陈王授意之下,先是一番的谦虚,述说自己的不才,幸蒙陈王的恩宠,不敢有负此恩,只好姑且一试,接著就说道:“日以阳德,月以阴灵。”以类此“日”、“月”的对比,及其延伸出的“阳”、“阴”观念做为开头,引领出种种附着人的价值观的“月”和“月”的神话传说,可以说是铺陈、说理的成分多,而写景、抒情的成分甚少,“朒朓警阙,朏魄示冲”,将“月”相的变化说成了是在警示人君的作为须合德,须谦冲;“委照而吴业昌,沦精而汉道融”,更引用了梦“月”入怀的神秘传说,让“月”与朝代、家国的兴衰产生了一定的系连,凡此种种,想必是汉赋“铺采摛文”和“劝百讽一”的遗型。
写完了“月”的种种典故,谢庄又继续借王粲之口,连写了十四句优美异常的文字,虽没直接点明就是在写“月”,但句句扣紧“月”:先是以六个句子来描写天上的云气、地上的湖光山色的种种,为月的升起营造出不凡的气象;等到月由东方缓缓升起,也仅以“升清质之悠悠,降澄辉之蔼蔼”如此不著痕迹的笔法写出;接著,又是以六个句子来形容月色本身和月色底下的景况。正由于月色是如此的俊美,君王也因而喜爱此月,罢去所有的歌舞,也就“去烛房,即月殿”,此时才明言“月”字,做为前文的说明,也为后文预留了线索。
走向“月”殿,带来了羁旅的几许孤寂,感受到至亲好友不在的凄楚,王粲的“月”也从没有直接感情的柔美,转为诱发感慨的凄美。此时,不管是天籁,还是乐音,听来一切都是那么凄苦异常,更反过来使人有一种无限的郁结萦绕于胸,最后发现唯有“愬皓月而长歌”,才能消解种种的不乐。因“月”引发愁绪,也唯对“月”长歌才能消除愁绪,表示只能与“月”对话,这就更显出羁旅的孤独与悲哀。
对“月”长歌什么呢?“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临风叹兮将焉歇?川路长兮不可越。”望着“月”,一时间感到虽与美人相隔甚远而无法相见,但那共有的明“月”可以传递彼此的信息,也算稍稍慰藉相思之苦,回过神来,发现距离终究是无法超越的。这种因“月”而引发对家乡、对情人的相思,可说是千古不变的母题。由于唱得深情款款,听者也听得入神,却霎然而止,听者恍然若失,于是又歌一曲:“月既没兮露欲晞,岁方晏兮无与归,佳期可以还,微霜沾人衣。”“月”将西没,是岁也将终了,要人趁时光尚好时回去,正与“升清质之悠悠,降澄辉之蔼蔼”的“月”升起的情形相呼应,做为完美的结束。
最后,陈王的连连称“善”,不但给予王粲一个回应,也算回应了文前的“陈王初丧应、刘”,总结了全文。
四
据史书的记载,与谢庄同时的袁淑,看过谢庄所作的《赤鹦鹉赋》之后,曾感叹道:“江东无我,卿当独秀。我若无卿,亦一时之杰也。”李调元称此赋“属对工整”,且认为是“律赋先声”。而与《赤鹦鹉赋》同一时期所作的《月赋》,亦运用了许多整饬的对偶,有三字句、四字句、五字句、六字句等对,甚至有骈四俪六的句式。以最为人所称道的“若夫气霁地表”至“周除冰净”一段为例:
“气霁地表”对“云敛天末”
“洞庭始波”对“木叶微脱”
“菊散芳于山椒”对“雁流哀于江濑”
“升清质之悠悠”对“降澄辉之蔼蔼”
“列宿掩缛”对“长河韬映”
“柔只雪凝”对“圆灵水镜”
“连观霜缟”对“周除冰净”
十六句中两两对偶,有五组四字句对,二组六字句对,而且前八句更是“四、四;四、四;六、六;六、六”的骈四俪六的句式;且“末”、“脱”二字同一韵,“濑”、“蔼”二字又一韵,“映”、“镜”、“净”三字也同韵,知其亦开始讲求押韵。
总之,《月赋》除了情感的表达甚为成功,结构上亦是自为完整的一体,句子的对偶、押韵,也充分展现了“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的时代特色。
在这封信中作者根据切身体会,畅谈了自己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看法。由于曹植本人是文学大家,深知文学创作的甘苦,因此他认为批评家既要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又得有创作实践的体验。书信最后谈到他自己的文章,称视辞赋为“小道”,这是因为曹植在政治上很有抱负,希望“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不甘心为文人。曹植本人的诗文做得很好,称“小道”,亦自谦之辞,并非真的看不起文学。全文辞意恳切,娓娓道来,一如与好友促膝谈心,给人以亲切感。
文章意在嘱托杨修对作者所作辞赋刊削点定,同时纵论当代才人优劣,抒发本身怀抱所系,意到笔随,情文并茂,是魏晋时代有特色的一篇论文。这封信评论时人创作的得失,先从文坛盛况说起。作者以神采飞扬的笔触、错综排比的句式,大致勾勒了当时邺下文苑的繁兴局面,历数“独步汉南”“鹰扬河朔”“擅名青土”“振藻海隅”“发迹此魏”“高视上京”的王、陈、徐、刘、应、杨等建安诸杰,描写他们以“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的极度自信,齐驱并驾,在曹操网罗文士、广开材路的政策感召之下,群聚魏都,形成了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繁荣景况。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指出此数子尚未达到“飞轩绝迹,一举千里”的顶峰,各自都还存在局限与弱点。这就开始突出了此文的一个基本观点:著述不能无病,作家应当精益求精,不惮修改。信中先以陈琳为例,说明他在辞赋创作方面本不熟谙精通,而他却过高地自我估价,乃至将别人的讥嘲也当作了赞美。作家未必是全才,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本不足怪(曹丕《典论·论文》:“文非一体,鲜能备善”),问题在于是否有自知之明,是否真正欢迎别人的批评意见。曹植又举了两个例子,一是自己“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的习惯,一是丁廙作小文请求自己润饰的事例。世人著述不能无病,需要批评改定,曹植不仅阐述这一颠扑不破的道理,而且付诸身体力行,嘱请杨修刊定自己的辞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建安文坛不自满、不妄赞,重视修改意见的严肃创作态度与良好批评风气,在曹植此信与曹丕《典论·论文》中均可窥见一斑。
紧接着对作家提出的要求之后,作者又从批评家的角度来提问题,指出高度的艺术才能与素养是批评者必具的条件。“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依同理推断:有屈宋之才,乃可以衡其文笔。这一要求对批评者说来该是不切实际的。文学史上,长于议论而短于创作者大有人在。例如钟嵘《诗品》下评陆厥,曾谓其“自制未优,非言之失也”,即可以说明理论批评与艺术创作在文人一身得失不齐。准此而言,曹植对批评家似求之过苛。但是也应注意,曹植提出创作的行家才有资格议论创作这一观点,是针对刘季绪之流才庸行妄、随意诋诃他人的情况而发,是有的放矢的。另外,曹植还指出:人各有好尚,每相异殊途,海畔有逐臭之夫,墨翟有非乐之论,因此批评者在评论文章时,不可以一己的偏好,强求别人认同迁就。
信的最后,作者叙说送去辞作请求审阅的意图,同时申明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事业追求。这一段文字的表述,用意曲折,语气亦自偏激。表面上看,曹植对辞赋创作贬得很低,视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的“小道”,与建安时兴起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的文学新观念完全矛盾。然而应当看到,曹植是将辞赋、翰墨之事与他视为更重要的事业相提并论、权衡轻重的:首先追求功名勋业的建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是他毕生以求、最具吸引力的事业;其次,是采实录,辩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完成政治学术思想的著述;再次,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仕而优则赋,余事作辞人。这也恰是他少小以来乐此而不疲的爱好,绝不可能放弃。信中说“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明明是将辞赋之作置于“未易轻弃”的“匹夫之思”之列的。鲁迅曾指出,曹植说文章小道大概是违心之论。因为人总是不满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曹植的文章已经做得够好,便敢说文章是小道;他活动的目标又是在政治方面,政治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无用。这对曹植的心态不失为一种中肯的分析。总之,览文如诡,寻理即畅,后世的读者应当揣摩体察,理解作者的真正命意所在。
此信为送上辞赋的附言,本可以寥寥数语即交代清楚请托之事;但由于对方是秉意相投的知友,又是才博思颖、“高视上京”的文家,所以信中即兴挥翰,论文言志,洋洋洒洒地说了开去。纵论时人得失,略无拘忌;抒写衷心抱负,和盘托出。自许甚高而又虚怀请益,真实的心态自然呈露于纸上。议论虽间有过激处,致贻“辩而无当”(《文心雕龙·序志》)之讥;而通篇读来,“文藻条流,托在笔札”,条畅以任气,通脱以述怀,舒布其言,达而后已。作为心声的献酬,依然是达到了《文心雕龙·书记》对书体的要求。
该作一开始,以赋笔展示了诗人的登高赋诗。这里的“蒹葭”出自《诗经·蒹葭》,诗人借此透露出他对“潇湘一涯”的深深怀念。至于“云麓”、“岸峰”,则以优美的笔调,工整而又对仗地写出诗人对眼前景色的感观。乍一看它是顺“南望”而展开,其实在它的背后,包含着一层更深的含义。从历史上看,自从南京弘光倾覆之后,明“唐王”在黄道周、郑成功父子的拥戴下,于福州继皇帝位,改元隆武。明“鲁王”在张国维等的拥戴下,也在浙江绍兴“监国”。在东南一隅,同时出现了两个明朝皇帝,这也就是诗的颈联所说的“双飞日月”。显然,诗人“南望”而浮现在眼前的,更是一种情绪、一种感觉,一种对隐藏在海雾、丹崖背后的那两个抗清政府的深深眷恋。明白了上述含义,“双飞日月”、“半缺山河”也显得容易理解了。在“神骏”、“女娲”的背后,分明寄托着诗人最良好的愿望和深深的祝愿。
诗的尾联,则是抒发深深的感慨。曾几何时,面对清人“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暴行,陈子龙等“复社”中坚,曾揭竿而起,领导、发动了一场声势浩荡的江南抗清起义。可是,由于起义缺乏统一的指挥,各地义军先后被清军击破。曾经飘扬过抗清旗帜的松江城。最后也终于陷落。诗人虽侥幸逃脱,面对亲朋好友纷纷遇难、面对敌人烧杀掳掠,他的心情,自也可以想象。诗中“屠龙”,正是流露出这样一种情绪。诗人借助《庄子》中的典故,把自己曾费尽心血,学会了“屠龙”本领,可是到头来,面对血雨腥风却一筹莫展的那种失望,表现了出来。当然,尽管如此,诗人并不就此消沉。结句的“剑锋腾踏”,诗人借助自己手中的宝剑所表现的那份躁动与闪闪寒光,披露出他急于重新投入战斗的决心。
总之,这是一支英雄的悲歌。它是诗人面对惨淡的局势,而发出的出自内心的呼唤。字时行间,流露出他对南方小朝廷的深深祝福,同时也表现出壮志难酬、壮心不已的那种慷慨与悲凉。
该诗虚实结合,所谓“实”,即诗人从登楼所见写起,“樽酒赋诗”“望潇湘”,见“青海雾”“赤城霞”等,都是写眼前人事与景物,都是实写;所谓“虚”,作者亟待女娲补天之手来力挽狂澜,以及他回想自己空有屠龙之术难以施展,但仍然要拔剑起舞等,都是虚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