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名《游金山寺》,实际上写的是游金山。金山在江苏镇江西北长江中(现已与南岸相连),所以首句说“苍波万顷孤岑矗”。金山并不太高,但因是突兀的矗立在水面上,故显得很高。第二句“天竺”指杭州天竺山,山上寺庙颇著名。以它来比金山,略照应寺。此二句写金山寺地势雄奇壮伟。三四句则驰骋想象,写作者登高的豪兴。金山最高处有金鳌峰,作者登上鳌头,酾酒临江,满饮三杯,顿觉豪情喷涌,逸性遄飞,仿佛自己的壮气海量,犹如巨大的神鳌,能够吸尽一江碧绿的江水,这里,作者联想神奇丰富,极度夸张而又不悖事理。其自谓效颦东坡,就豪气而言,亦差可比拟。
从作者对风景的礼赞立场来看,他这番“游金山寺”较为特别,乃纵舟巡江,眺望观赏,而无意入寺随喜。下片即叙及自身的游况。金山高峙,倒影落在水面,黝黑沉邃,深不可测。江风骤起,波涛大作,水石相激,浪峰竟如高屋一般掀上落下。诗人的奇想又与寻常不同:这该不是水底的蛟龙担心游人燃犀窥觑,而故意兴风作浪吧?这虽是实景下的联想,却也隐含金山寺为藏龙卧虎、鲸呿鳌吞之地的意味。金山寺风光的壮丽雄伟,感染了诗人,激发了他快游江山的豪情。所以纵然风急浪高,归棹纷纷,他却并不急于回家,而是任舟船在夕阳下继续飘荡。末句表流连的原因是“待偿我平生不足”。这里的不足,指的是豪旷的情兴与快意的游历。平生的不足都可于此时此地得到补偿,这就总结出了金山寺风光的非凡魅力。
这支小令选择了典型的画面,浓墨重彩,气象豪纵;奇景快游,相得益彰。全曲八句始终将金山寺同寺下的长江结合在一起,这同他游览的方式有关,却也因此借得了大江雄劲的气势。从曲文前的小序来看,作者抨击了当时曲坛“用力多而难为工”、“笔墨劝淫”的现象,说明这支小令正是在创作艺术风格上别开生面的一种尝试。早期的上层文人染指散曲,多作柔靡之声,即使提倡“以词为曲”,曲辞也取宋词婉约派的一路。本篇却取劲健豪放一路,所以在散曲作品中别具一格。
乾元元年(758)李白流放夜郎(治所在今贵州正安西北),二年春行至巫山遇赦,回到江陵。杜甫远在北方,只闻李白流放,不知已被赦还,忧思拳拳,久而成梦。
这两首记梦诗,分别按梦前、梦中、梦后叙写,依清人仇兆鳌说,两篇都以四、六、六行分层,所谓“一头两脚体”(见《杜少陵集详注》卷七。本篇文字亦依仇本。)上篇写初次梦见李白时的心理,表现对故人吉凶生死的关切;下篇写梦中所见李白的形象,抒写对故人悲惨遭遇的同情。
“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诗要写梦,先言别:未言别,先说死,以死别衬托生别,极写李白流放绝域、久无音讯在诗人心中造成的苦痛。开头便如阴风骤起,吹来一片弥漫全诗的悲怆气氛。
“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不说梦见故人,而说故人入;而故人所以入梦,又是有感于诗人的长久思念,写出李白幻影在梦中倏忽而现的情景,也表现了诗人乍见故人的喜悦和欣慰。但这欣喜只不过一剎那,转念之间便觉不对了:“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你既累系于江南瘴疠之乡,怎么就能插翅飞出罗网,千里迢迢来到我身边呢?联想世间关于李白下落的种种不祥的传闻,诗人不禁暗暗思忖:莫非他真的死了?眼前的他是生魂还是死魂?路远难测啊!乍见而喜,转念而疑,继而生出深深地忧虑和恐惧,诗人对自己梦幻心理的刻画,是十分细腻逼真的。
“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梦归魂去,诗人依然思量不已:故人魂魄,星夜从江南而来,又星夜自秦州而返,来时要飞越南方青郁郁的千里枫林,归去要渡过秦陇黑沉沉的万丈关塞,多么遥远,多么艰辛,而且是孤零零的一个。“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在满屋明晃晃的月光里面,诗人忽又觉得李白那憔悴的容颜依稀尚在,凝神细辨,才知是一种朦胧的错觉。想到故人魂魄一路归去,夜又深,路又远,江湖之间,风涛险恶,诗人内心祝告着、叮咛着:“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这惊骇可怖的景象,正好是李白险恶处境的象征;这惴惴不安的祈祷,体现着诗人对故人命运的殷忧。这里,用了两处有关屈原的典故。“魂来枫林青”,出自《楚辞・招魂》:“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旧说系宋玉为招屈原之魂而作。“蛟龙”一语见于梁吴均《续齐谐记》:东汉初年,有人在长沙见到一个自称屈原的人,听他说:“吾尝见祭甚盛,然为蛟龙所苦。”通过用典将李白与屈原联系起来,不但突出了李白命运的悲剧色彩,而且表示着杜甫对李白的称许和崇敬。
上篇所写是诗人初次梦见李白的情景,此后数夜,又连续出现类似的梦境,于是诗人又有下篇的咏叹。
一天,诗人骑着马在东流的驿道上行进。只见四周山高林密,绿色屏障连绵起伏,初升的太阳被遮得严严实实。直到早饭时分,依然雾气迷蒙。诗人策马走过两所邮舍(宋代的邮舍彼此相隔十至二十里)之后,路边的人家才相继打开竹编的门。渐渐地,一切都苏醒了,活闹了。路边的冬青树散发出缕缕清香,惹得野蜂成群而来,上下飞舞;园里的春荞麦有的已经结实,馋嘴的山雀不时前来啄食。置身子这个宁谧幽静而又生机勃发的环境里,倍感身心酣畅,真是难得的享受。诗人转而想到明天就要乘船离去,大江滚滚,天风吹衣,自是气势非凡,然而,“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李煜《清平乐》)离开自己的家乡兴国愈来愈远,离开自己熟悉依恋的山区景物愈来愈远,那孤凄惆怅的情怀便会与日俱增。诗的末联语极豪放,但结句“万里天风吹客衣”,着“客”字,顿呈回环跌宕之势,隐隐透露出游子的哀伤,与前六句意脉相连,浑然一体。
朴素、真切是这首诗的最大特色。开头从山区的常态落笔,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但读来倍感亲切,有如身临其境。原因之一是:它真实地展示了山区早晨(严格地说是上午大部分时间)所特有的环境气氛,不加修饰而境界顿出。原因之二是:诗人善于用虚字勾连烘托,使之前后关照,而又承转自然,不着痕迹。如次旬的“且”字除强调雾露稠密,久不消散这一山区特有的景象外,还和第三句的“已”、第四句的“渐”相互映照,起了浓化情境、突出题旨的作用。
作者王质常以苏轼自况,他的诗放旷不羁,也确乎有点苏轼的气派。以这首为例,脚韵全然合律(除首句押“支”韵,余皆押“微”韵。宋人诗首句常邻韵通押,故不可视为出韵),中间两联对仗也很考究,当是律诗无疑。但平仄的安排不合律处甚多,如首句第二字“高”,四句第二字“家”,当用仄声处却用了平声,纯是拗体,读来自有一种挺拔瘦硬之感,与情韵悠长的唐调不同。
前三联都是描述“东流道中”景物的笔墨,没有大的起伏跳荡,末联落笔于时空的现场之外,风波突起,境界大异。诗人借助于自己的联想能力和腾挪功夫,使作品显得豪气横生,充分体现了宋诗风格。
李煜热爱书法艺术,不仅有一定的成就,而且素养深厚,鉴赏能力颇高。这篇就王羲之书法而作的评述,就受到后人的认肯与称引。如南宋桑世昌的《兰亭考》、明代张丑《清河书画舫》等均有收录。《全唐文》卷一二八所收此文,止于“无蕴藉态度”,缺少以下35字,遂不能明其写作时间与缘由。此据《兰亭考》卷五所载而录。王羲之是东晋著名的书法家。到唐代,太宗李世民尤好其字,四处搜访,煞费心思,重金收购,不惜代价。在房玄龄主持修撰的《晋书》中,他亲自为王羲之的传记写“传论”,说是“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王羲之至唐代而名声极盛,被尊为“书圣”,就与李世民的推崇不无关系。据说李世民最爱《兰亭集序》,生前日日摩挲,死时又携入地下,致使《兰亭集序》的真迹后人不见,传讲纷纭,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大公案。好在李世民生前因珍爱《兰亭集序》而曾经刻石立碑,制成拓本以赐亲近,当时书法名家如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也多有摹写,于是而有刻本与摹本传于后世。虽然不及真迹,到底也可一窥神貌。李煜的这篇书评就见于太宗赐予弟弟韩王李元嘉的拓本《兰亭集序》上的题跋。
李煜对王羲之的推尊,完全承袭了李世民的看法,不仅是古今无以超越的唯此一人,而且视之为诸家书法艺术的渊源。他历数唐代著名书法家的优劣,以为优皆出于王羲之,而劣处只是不及耳。这里所列举的“韵”“力”“意”“清”“筋”“骨”“肉”“气”“法”九字,都是就书迹的整体风貌而论,加以对比,有力地支持了开篇即言的“各得右军之一体”的观点。最后举出的王献之具有总结性,说他虽然总有诸人之长而无其短,却心情不及其父的平和,态度不及其父的雍容,风仪不及其父的清雅,涵养不及其父之深厚,反映在书法上就是“失于惊急”。因此,李煜虽然没有具体地评说王羲之的书法,而王羲之书法之“尽善尽美”,王羲之书法之不可企及,也就不言而喻了。
李煜的评论,关注其精神,而不在意其点画,重神而轻形,这正是中国艺术评论的特点。书法如此,诗词如此,绘画也是如此。这种评论方法因为过于感性,又过于抽象,有时不容易描绘其意见。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细心地揣摩,细心地观察,慢慢地体会,也能通过这样的启示而获得一种整体的感观,而得其风神韵味。虽然难以言传,却别有一种意会。
公元1884年(清光绪十年)到1885年间发生的中法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丧权辱国的战争之一。其时法国帝国主义先迫使越南签订《顺化条约》,使越南沦为“保护国”;接着于1883年底向中国军队进攻,挑开了战争序幕。腐朽的清政府力主议和,于1884年五月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主和派在天津与法国使节签订《中法会议简明条款》,从而更助长了法国侵略者的饕餮野心。六月法军向谅山发动进攻,并将战争扩大到海上,八月进攻台湾,袭击福州马尾,战火在台、澎海域和越南两个地区燃起。十月法军一度攻占基隆,并妄图深入台北,遭到清军和台湾人民顽强抵抗,在淡水一战中受了重创,法国侵占台湾的计划终于粉碎了。在战争初始阶段,清廷水陆两师本尚称锐勇,态势并非不利,相反是应该能操胜券的。但主帅无意于战,故闽、台海战一接触,福州前线即因主帅何如璋畏葸动摇而遭到惨败,紧接着基隆亦失守,酿成令人扼腕悲慨的局面。最后虽恢复了失地,但依然以可耻的《中法新约》的签订宣告结束了这场战争。
张景祁晚年宦游台湾,中法战事蔓延海上时,张氏是身历目击者。他的《甲申志愤》、《甲申乙酉纪事诗》以及《新蘅词》中一组纪事词就是这次战争的“史诗”。特别是这些纪事词,确实如谭献所说,“笳吹频惊,苍凉词史,穷发一隅,增成故实”(《箧中词续》),是清词的一宗瑰宝。这首《望海潮》写于基隆未失守前,词所表现的战备松弛、文恬武嬉的腐败状以及作者的忧愤都极其真实,是史的艺术笔录。
词的上片从首句到“添助军声”,运用赋的铺陈手法,把基隆的险峻地势和重兵镇守的“雄关”气象作了着意的描述和刻划。基隆地处台湾岛北端,旧名鸡笼,是台北的门户。作为重要的港口它倚山面海,确实可称“金台锁钥”。张景祁一起手就抓住了山势“插天”,海涛“排山”的特点,在海、山、天三者间构形一个“险扼东溟”的形势,文字冼练而雄劲。接着天险之写后面,又是一个四字对句连六字句式的人防的描述。他说沿海岸线的星罗棋布的礁屿上都有守防,战船巡游在沿海一带连成线形连环之师。有点有线,应该说是颇有固若金汤之势了,所以他说哪怕你是“龙骧万斛”也休想经此险关入侵。斛,量词,古代以十斗为一斛,万斛极言其重大,犹如今日所说万吨。龙骧,原意为威武将领,此处谓统帅大战船的将帅。以上是水上的防守,陆上呢?“笳鼓正连营”,也是阵营密布。夜半回潮助军声之威,则是在气氛上增添一笔,肃杀威严之极。可是,在如此貌似壁垒森严的海陆防卫之前,何以竟然出现“鲎帆影里矗危旌”的“楼船”呢?按理,既然是“雄关险扼东溟”,就不该容许“楼船”——敌舟来游弋的,然而事实却是闯来了“鲎帆”!上片这末一句语调极为冷峻的描绘,与前面严整的铺陈适成对比,将“我军亦不之诘也”的松懈的神情或托大、掉以轻心以至麻痹状态充分揭露出来。鲎,海中动物名,带甲壳,背骨高如帆,有风则举,尾呈剑状。词中用以比喻法军战舰。危旌,高高扯起的旗帜。
词的下片以暴露的手法回答为什么“尚有楼船”高扬“危旌”的种种原因,同时披露了作者的忧愤悲慨情怀。张景祁首先感慨的是主帅权臣中没有真正坚毅富斗志,报国具赤胆的人。所以他要怀念东汉的那位燕颔虎须、投笔从戎的班超,发出今天有谁“更请长缨”的呐喊声。他预感到局势危急,“警鹤唳空”二句即是比拟风惊鹤唳、“狂鱼”嚣张的形势,认定战火将很快从边境之外引向内陆。“春城”指喻依然沉浸在升平状态中的城邑。“玉帐坐谈兵”以下写出大吏将帅们仍沉湎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淫靡中,或“僮花压酒”,美姬伴饮,或“引剑风生”,纸上谈兵。结句以迷惘的问语形式来表现,是词人忧心忡忡的情思的发露,他慨叹何日战火结束,外侮中止,四海真正清平?
词不以含蓄称,也不是传统的比兴之作,并且少有辟典。张景祁词是从“浙派”入手的,但时势人心的变异,现实政况的刺激,他不能不一变而为沉慨悲吭,不作舒缓抽理之吟。只是在句式的锤炼上,气韵的讲究雅洁这些方面看,仍还可以感觉到他的艺术倾向的。特别象“警鹤唳空,狂鱼舞月”,“僮花压酒,引剑风生”这类四字对句的工整精警,最能审辨出浙派词风的艺术趣味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