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戎昱的组诗《塞下曲》中的第六首，即 最后一首。其它五首都是五言六句的古诗，这一首是 五言律诗 。此题一作《塞上曲》 ，唐新乐府辞，属 《横吹曲》。
在唐代，边塞诗作很多，或写气候的酷寒，或勾 勒山势的险峻，或渲染战斗的激烈等等，以显征战之 苦。而此诗着重在描写人物，通过刻画一位戍边老将 的形象，表现了经久不息的残酷战争给边塞将士带来 的苦难，寄寓了渴望和平的美好愿望。
首联“北风凋白草，胡马日骎骎 ”，点染了边塞紧张的战场气氛，据《汉书·西域传》王先谦补注谓 白草“春兴新苗与诸草无异，冬枯而不萎，性至坚韧”。 白草为北风所凋 ，其风之大，其气之寒，可以想见。 另外《诗经·邶风·北风》有“北风其凉，雨雪其雱”， 朱熹在《诗集传》中认为北风是象征国家的危乱，所 以此处也指边境形势十分险恶，下句紧接着写外族军 队正在加紧寇边，步步向要塞逼近 ，军情非常紧急。 骎骎，马走得很快的样子 。这两句，把边塞的环境， 沙场的气氛形象生动，显得笔势凌健。虽然边将这个 形象还没有出场，却做足了烘衬和铺垫之功。
中间四句，着力刻画边将的形象，表现其久戍不 归的痛苦心理 ：“夜后戍楼月，秋来边将心。铁衣霜 露重，战马岁年深 。”在秋天的夜晚，清冷的月光照 着城楼上的戍边老将，他凝望着秋空中的明月，不禁 想到万里之外的家人，心中涌起一阵凄楚之情。渐渐 地，他的铁衣上凝结了一层厚厚的霜花，他相依为伴 的战马不时发出嘶鸣，似乎也在感叹戍边的岁久年深。 秋月本为寻常之物，但与戍楼联系起来，就暗示出了 边将的思家之念。铁衣是边将随时披戴之物，覆以重 重的霜花，足见边地之苦寒，边将的心情也可想而知。 战马，更是边将不可须臾分的伙伴，连牲口也苦于久 戍边地，更不必说人了。四句诗中，作者选取了与人 物紧密相关的景物、事物，使之不着痕迹地高度融合， 组成形象的画面，而人物的心情，也从画面中自然流 出，收到了感动人心的效果。
这四句诗在句法上也很有特色。前两句诗是两个 名词性词组，中心词是“月”和“心 ”，而读者却可 以从与“心”字相对的“月”中去体味、领悟丰富的 含义，使得诗句极为简练、含蓄。后两句又变换句法， 改为主谓结构 ，重点突出了“铁衣”和“战马”，实 际上突出了对边将形象的塑造 。这种句式上的变化， 既强调了重点，突出了形象，又带来了节奏上的轻重 变化，读来更富节奏感，表现了作者娴熟精湛的技巧。 最后两句，“自有卢龙塞，烟尘飞至今”，是诗人 从边将的形象中自然引发出来的深深的感叹，表达了 对从古至今延绵不断的战争的厌恶。“卢龙塞”，古地 名，三国魏称卢龙郡，在今河北迁安县西。此地形势 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唐置卢龙节度使，以抵御突厥、契丹、回纥的入侵，战火始终未断。作者从月夜 戍楼中的老将，联想到了久远的历史，想到残酷的战 争至今不息，给人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苦难。本诗针 对当时唐帝国对边防的无能，久久不能平息边患，因 而使得将老兵疲，给将士带来了痛苦，具有讽喻作用。 如果说，第一联只是展示老将出场的背景，为人物形 象的出现作铺垫，那么尾联就是在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之后 ，作者对其内心所作的更深层次的解剖和引申， 使思想在形象的基础上得到了自然的升华，从而揭示 出更为深远的意义。首尾两联互相照应 ，互相补充， 互相生发，又使得中间两联所描写的老将的形象更为 生动，增强了艺术感染力。
这首诗不仅句法富有变化，而且用字也特别凝炼、 准确、形象。动词“凋”字，用以表示北风对白草的 强大威力 ，“飞”字用来说明烟尘的接连不断和弥漫 无际，都极为有力、准确。形容词“重”字、 “深” 字，更具有双重含义 ，不仅写出霜重、年深的情况， 而且进一步表示出边将内心的深重痛苦，十分形象而 又含蓄。前人评价昱的诗“滥觞晚唐 ”，就是指其 遣词造句严整工稳而言，但诗人的“匠心”表现在诗 中却堪称羚羊挂角不着痕迹。
此诗为七言律诗，题目中五原是古称，即唐丰州九原，今为内蒙古五原。中唐时，这是唐和吐蕃反复争夺的边缘地区。李益曾为幽州节度使刘济幕府，居边塞十余年。这首诗是李益的代表作。
诗的头两句先写收复后的饮马泉的明媚春色。春天里的饮马泉，杨柳轻拂，绿草无边，呈现出一片静谧、迷人的景色。然而曾几何时，这片肥沃的土地，曾沦陷于胡人的铁蹄之下，任其践踏，根本没有这种冬去春来，劫后复苏的情景。“旧是”二字，含蓄婉转，既包含对今日收复的喜悦，也透露出对昔日国难的感慨与忧思。
三、四句写夜宿五原的见闻。五原之夜，明月皎皎，笳鸣声声，这一静一动，更有力地烘托出塞外之地空旷、辽阔的意境。笳鸣，是古时的军号声，其悲壮苍凉的音调，最能拨动久于旅生活的爱国诗人的心弦，使他们心中刹时涌现出驰骋疆场的豪情，所以下句“何人倚剑白云天”的联想就显得极为脱落自然。
“何人”是不定指的反问，既是边塞鸣笳之地，将士们冲锋陷阵、为国捐躯的真实写照；也是诗人理想中所希冀的能多有一些倚剑天外的英雄来保卫边疆的恳切愿望。这种感情是复杂的，既含有喜悦的赞叹，又蕴藏着担忧的感伤。它透露出五原这一带虽然眼下已被收复，但形势尚很紧张，边防能否巩固尚令人担心。
五、六句写饮马泉由冬到春的变化，暗喻收复后与收复前的今昔不同。“从来”是指过去，说明作者随同节度使来到饮马泉已不是走了一天两天，而是在漫长的道路上几乎走过了一冬天。那时关塞道路，冰冻一片，坎坷难行；而今的饮马泉已是春天，寒冰解冻，绿水分流。严冬与阳春之景，艰难与欢畅之情，恰形成鲜明的对照。
最后两句直抒胸臆，有收束全篇的作用。五原饮马泉是一面历史的镜子，诗人从饮马泉眼前的景色，回想到饮马泉的历经变迁，从饮马泉的历经变迁联想到自己多年从军的坎坷生涯。国势的衰颓，战乱的频繁，个人的失意，使忧国思乡的诗人在军旅中度过了大半生，消耗了美好的青春，而今面容憔悴，年华消逝。“恐惊”二字，写出了诗人怕回首往事功业未成的沉痛心情。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局势、边防的安危紧密结合，似水到渠成般地把全诗的思想感情收结起来。
摄取典型形象，运用多种手法，寄情于景，是此诗突出的艺术特点。全诗八句，几乎一句一个景象，象电影镜头一样连续放映出八个画面：春光明媚的大草原；碧波荡漾的饮马泉；笳声悲壮的空旷月夜；倚剑天外的守边将士；冰雪封冻的关塞之路；汉使面前的流水淙淙；以及怕临泉照影的憔悴老人和回忆中的当年之英武青年。这些画面内容丰富，意义深刻；画面中有景色，有人物；有眼前的，也有过去的；有近处的，也有远处的；有看到的，也有听到和想到的。
这一系列的画面，虽各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最终都以诗人的行踪为线索，融汇在诗人对边塞形势的感慨中，从而生动和谐地组成了一幅“过五原”的大画卷。面对这幅色彩绚丽，含蓄深沉的画卷，不由使人产生无尽的遐想和回味。
同激昂高扬的盛唐边塞诗相比，李益这首诗忧伤重于欢欣，失望多于希望，情调大相径庭。这是不同时代使然。同时，正由于诗人具有爱国热忱，因而明知前途难测，希望微茫，却仍然要给人以欢欣和希望，这是诗人思想感情使然。这就使这首诗独具一种风格，欢而不乐，哀而不伤，明快而婉转，悠扬而低回，把复杂矛盾的思想感情表现得和谐动人，含蓄不尽。明人胡震亨概括李益边塞诗的基本情调是“悲壮婉转”，能“令人凄断”，这首诗正可作为代表。
本文是李贽写给友人焦竑的一封书信。在这封信中，李贽对由宋代程朱理学发展而来的明代假道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文章先以郑子玄的“以讲道学为耻”与黄生式“名利两得”的假道学展开对比；又以“心同商贾”的山人与“口谈道德”的圣人其实一样，来衬托郑子玄的“可喜”与可贵；再进一步指出“欺世盗名”的假道学连商贾都不如的虚伪本质。全文层层推进，笔锋犀利，抨击十分有力。
此信开篇即称道郑子玄“质实有耻"，而其所谓有耻者，则在于他“不肯讲学”，其言下之意大概说当今之讲学者都是“无耻”的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是他不曾亲见先秦颜（渊）、曾（参）、（子）思、孟（轲）诸贤，也不曾亲见宋代周（敦颐）、程（颢、颐）、张（载）、朱（熹）等理学宗师。仅从他所听到和看到的今之道学家的言行，便足以使他深感羞耻而绝不肯讲了。接着，作者以“不讲虽是过”这种退一步的笔法，将为何“学者耻而不讲”的缘故和罪过完全归结到“今之讲学者”的身上，并说他们“使学者耻而不讲”，断言其罪“可诛”，明确地表示自己对“今之讲学者”的憎恨态度。原来，今之讲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是一些虚伪的道学家；他们骗得高官巨富以后仍继续“讲道德，说仁义”，并说要以道德仁义“厉俗而风世”，其实始终都是虚伪的。郑子玄认为正是这些讲周、程、张、朱者才真正是最“败俗伤世者”，所以对他们“益不信，不信故不讲”。李贽最后归结道：“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从而又否定了前边所说的“不讲虽是过”之说。宋理学家大儒朱熹曾将人类历史划为“圣”、“凡”两境，三代（夏商周）以前属于“圣境”，“圣境”之人均无利欲、富贵的要求，是一个理想的境地。因此，朱熹十分推崇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即认为讲仁义道德的人是不言功利的。明代的道学家却口讲仁义道德而心系高官厚禄，在行为上违背了这个观点。因此，李贽不但明言此中人心口不一，而且将其一旦以不仁不义的手段获取高官巨富之后，却偏要假惺惺地大谈其仁义道德以掩盖其丑行的心态揭示于众。这里须指出的是，李贽此番批判绝无站在儒学立场上以维护其纯洁性之意，实乃借此攻击假道学之虚伪，不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罢了。这里，作者不仅将假仁假义欺世盗名的道学家的本质彻底揭露出来，而且又点出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从而泾渭分明地将学者分为“有耻”与“无耻”两类。以郑子玄与当今假道学家相比，后者之“无耻”便昭然若揭了。
然后，李贽极尽其讽刺之笔，以黄生为例，尖锐地揭露假道学家的骗术。他形象鲜明地将这个趋炎附势、厚颜无耻的家伙南来北往、“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死乞白赖地到处“抽丰”、索要财物的可贱可鄙形象活画出来。说到底，这位黄生不过是为了“好一口食难割舍”便两边讨好，两边炫耀，又两边行骗罢了。作者在这里借村言俚语写出那个黄生永无厌足的丑态是“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与上文“好一口食难割舍”遥相照应，极写其人灵魂的卑鄙污秽。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故意运用与道学家惯常使用的雅言相违的粗俗之语，以示自己纯属“异端”，与他们绝无共同之处。李贽用此句痛斥其丑行，极尽诅咒斥骂之能事，真是痛快淋漓，无以复加，足以使此辈掩面落荒而逃。此段黄生之例，虽似揭露黄生其人，而其目的则是借以批判“今之讲周、程、张、朱者”，故结语曰“今之道学，何以异此”，便把作者一腔忿懑之气完全倾泻在“今之道学”家身上了；并使这段与上段的若即若离而骤成有机整体，全在敷演与转接之功。接着，李贽又揭露并批判了道学家行骗的另一种方式——托名“圣人”或“山人”，改头换面地以欺世盗名，获取暴利。自古以来就有一些文人以“隐士”或“山人”自命，名为清高避俗，实则坐待入仕之良机；更有一些儒者自谓深得知善知恶的“良知”，大讲仁义道德而倍受统治者青睐。对这些人，李贽剖析了他们的居心和隐私，指斥他们“名山人而心商贾”之“可鄙”，乃至“掩抽丰而显嵩、少”的行为的“尤可鄙”。这是一层。再说那些以“圣人”自称的“今之讲道德性命者”，或“自称曰圣人”，或“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者，都不免“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都是黄生一类四处行骗的人物。这是又一层。经过这样深透的分析，可见郑子玄的不肯讲学，应为“质实有耻”而“可喜”了。既呼应了首段，又照应了二段，章法十分纯熟。这里，李贽非常独特地避用古典而自引比喻阐发事理，如以前文中交代清楚了的“掩抽丰而显嵩、少”比喻如黄生般行骗；以“游嵩、少者”喻“显者”；以“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喻一箭双雕的骗术等等，既避免了重蹈当时文人拟古、沿袭之复辙，又借代以亲见亲听之事，使文章更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上段已说“名山人而心商贾，即已可鄙矣”，而在末段却开口便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其实，前所言的“可鄙”，实指心口不一、名实不符的“山人”，非指商贾。李贽认为，“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作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作，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答耿司寇》）全然没有什么可鄙。况且商贾“辛苦万状”，“受辱忍诟”，还要承担风险，既劳力又劳心，而所得却很微薄。“山人”则不同，他们“不持一文”本钱，“非公卿之门不履”，凭三寸不烂之舌而专事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之事，他们早已“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说》），这些人才是最可鄙贱的。在此，作者的态度再明确不过了。最后，李贽以自己为例，明言若自己亦“存商贾之心”却披着仁义外衣而行欺世盗名之事，“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以示其与“失却真心”的假道学家斗争到底的决心。可见其襟怀之坦荡。此段紧承上段对郑子玄“不肯讲学”之赞许，进一步阐发了作者对假道学的厌恶。
这篇散文在分析问题、论证事理时所体现的复杂谨严、逻辑周密的思维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文章既具有丰富的形象性，又具有精湛的思辩性，表现出作者良好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逻辑思维能力。全文系书信体，语言朴素，笔到意随，而良友契厚，相知有素，倾怀畅谈，更无不尽之辞。李贽文章所具有的内容深厚和大胆的反潮流思想，在这篇文章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可视为其散文的典型之作。当然，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比这篇书信所能表达的要丰富得多，那就另当别论了。对于李贽的著作，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明清两代均曾多次禁毁过，这也可以证明他的进步思想是为封建统治者所深恶痛绝的。他的书却始终未能禁绝，而是一直流传至今，正说明人民对他的欣赏或赞同。恰如明末慈溪冯元仲所赞：“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
咏物诗贵在能寓微婉的兴寄于生动的物象描绘之中。寄托的深浅有时不在词意的显晦，而在诗歌概括容量的大小，邹浩的《咏路》即是一例。诗中没有具体描写从京城到岭南一路上的观感，而是以不知几千丈长的龙蛇来比喻漫长的旅途和在千山万水之间盘旋上下的贬谪之路，形象地表现了作者上下仕途、俯仰无愧的人生之路。
首句点题，“赤路”也可视为炎荒之路。鲍照《代苦热行》：“赤坂横西阻，火山赫南威。”即效“赤”字形容炎热之地。“赤”字还兼有空尽无物之意。此处只写一条空荡荡的赤土路，则路途的漫长寂寞、燥热荒凉均在言外。因而以龙蛇为比，就不仅是取其曲折蜿蜒之状，而且照应了“深山大泽，实生龙蛇”（《左传》襄公二十一年）的典故，令人想到沿途险恶的自然环境。以下写路的形貌，处处扣住龙蛇之喻。“不知几千丈”以写龙蛇长度的量词写路之绵长，“出没山水间”用龙蛇出没不定的特点形容路之曲折，“一下复一上”以龙蛇上下低昂的动态写路之起伏，便生动地描画出路在山水间屈曲延伸、忽隐忽现的态势。在此漫漫长途上踽踽独行的作者问自己：“这一生为什么偏偏要随着这条龙蛇般的赤路俯仰上下呢？”这一问含意复杂，联系他在《愤古赋》中为屈原“以忠不容而卒葬于鱼龙之腹”而“愤然伤之”的心情来看，有痛愤自己无罪遭忌见放的言外之意在，因此这一问是对朝中权奸和谗人的责问。其次，“独何为”又含有“何苦来”的感叹。走上这条迁谪之路是他一生追求功名的结局，不肯随俗俯仰，便要随贬谪之路上下俯仰。道路的一下一上，不能不令他联想到仕途的上下、命运的起伏，因此这一问又是他对自己所走的人生道路的疑问。尽管如北，联系邹浩在其他诗中一再表白的“俯仰无愧作”、“俯仰不愧何缤纷”来看，可知他即使是在迁谪流离、屡濒于死的境遇中，也仍是以诤诤直骨、俯仰无愧而自豪的。 [7] 诗中所咏之路，还可以想到言路。谏官倘要打开闭塞的言路，就要有敢于直犯龙颜、逆批龙鳞的勇气。古人向来将皇帝的反复无常比作“龙性谁能驯”，那么邹浩所走的这条路，正是与龙蛇相俯仰的一条险路。李纲在邹浩《道乡集》序中说，当时台谏大都敷衍塞责，甚至变乱黑白、颠倒是非，“独公奋不顾身，犯颜逆鳞，论国事之大者于言路闭塞之时，号凤鸣朝阳。”可见此诗以赤路比龙蛇，围绕着邹浩被谪在途一事，启发人关于贬谪之路、人生之路、朝廷言路的多种联想，就有较为深广的意蕴。
应当指出的是：邹浩毕竟是一位道学先生，虽能以气节自励，但也有他迂腐的一面，他的《移居昭州》等诗同是写贬谪之感，却满篇都是“自新有路君恩重，犹冀他时不愧天”之类的话。《咏路》一诗虽含意较广，而终究缺乏强烈的愤激之情，其根源正在此处。王士祯称邹浩古诗似白居易，这首诗语言的平直通俗便很有代表性，好在浅而能深，显而能隐，尚不失为佳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