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龙吟·浮翠山房拟赋白莲》全篇围绕“白莲”。词人用笔把白莲作为一个淡妆少女描绘,是咏莲词中的一篇佳作。
上片“淡妆人更婵娟,晚奁净洗铅华赋”,从外部形象上写白莲本色。紧扣“白”字,花中有人,风姿绰约。“泠泠月色,萧萧风度,娇红敛避”,词人对首二句的描绘而进一步加以渲染、烘托。“泠泠”“萧萧”描绘了白莲的“淡妆”的同时也写出白莲的精神状态。向以红色娇媚与洗净铅华腻粉的白莲相比,却要“敛避”,以此说白莲之美,则不言而喻。至此为白莲所绘之彩之形,已形神俱得。“太液池空,霓裳舞倦,不堪重记”借典故来追述白莲受宠的史迹。《天宝遗事》载,唐明皇与杨贵妃共赏太液池中白莲,白居易《长恨歌》也有“太液芙蓉未央柳”的诗句。这些可惜已成历史陈迹,贵妃醉中舞《霓裳羽衣》,唐玄宗龙颜大悦。曾经的华美盛景,如今却一转为“空”“倦”。以“不堪重记”收束繁华往昔,点明白莲已凋、盛时已往的今朝。“叹冰魂犹在,翠舆难驻,玉簪为谁轻坠”反承“不堪”句意而来,又开一个层次转写眼前白莲的遭遇。“翠舆难驻”“玉簪轻坠”是指时序更换,指白莲凋零,狼藉池塘,众芳芜秽。
下片“别有凌空一叶,泣清寒、素波千里”以萧索景象为背景,写白莲凋落之后的景况。首先写“凌空一叶”立于千里清寒素波之上,笔意较为奇特。写莲房垂露,在梦里怀恋着它那过去的纷华。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凌空一叶”“素波”让读者不禁想起当时漂泊海上的南宋流亡政权。“泪湿”“恨远”形容白莲的凄苦,同时也可看作是暗指南宋彻底灭亡一事。“羽扇生秋,琼楼不夜,尚遗仙意”转写秋天月夜之下,残荷虽残,而“仙意”尚留。以“羽扇”句写秋,以“琼楼”句写月。奈香云易散,绡衣半脱,露凉如水。总括白莲凋残,虽然冰魂犹在,无奈香消衣脱,冷露凌逼,语调悲凉至极。
这是一首“长调词”,但构局开合多变,擒纵自如。起笔至“娇红敛避”,词人以散骈结合的笔法,描绘白莲形象;随之三句忽然另辟天地。“冰魂”三句,转笔收揽,而于下片换头再次转笔,作进一步推阐。用笔,曲折往复,卷舒之间,一无沾滞,显示了长调“构局贵变”的特点。从咏物的角度看,词人把“白莲”写得形神俱备,写白莲却无二字,寄慨亡国,却也幽极静极,这是一首意境深远的咏白莲词。
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