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前四句,写了诗人渡江时见到的晚景,使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山是“参差没”,火是“次第生”,处处体现“暮晴”的特点。
诗的后四句触景生情,抒发自己对南朝史事的感慨,诗中的“麾扇渡”在南京秦淮河上。前两句诗相对照,一句赞颂名士顾荣平叛有功,后一句写南朝的灭亡,从而流露出对南京亡国的伤感,后两句诗,诗人运用典故“秦淮玉笛声”来写南朝灭亡的伤心史,不能不使人惆怅,在秦淮河上,又听到用笛子伴奏,像是又唱起《玉树后庭花》。这里诗人借写南朝陈后主荒淫亡国的许多伤心事,来怨恨朝廷不引以为戒,致使国破家亡的感慨。
诗词在艺术手法上,用词精炼真切,动景出神入化,体现了神韵派诗的特点。给人一种诗中有画的感觉。另一个特点是运用典故,意寓含蓄,耐人寻味。诗人咏怀古迹,提到了“怨”,是因为什么怨,诗人写得非常含蓄,特别是最后一个典故“秦淮玉笛声”道出了作者咏史的原因,抒写亡国的缘由,可这也是含蓄的,略显深沉。
王安石于1042年(宋仁宗庆历二年)进士及第,嘉祐三年(1059年)上变法万言书,未被采纳。直到1068年(宋神宗熙宁元年),神宗准备实行新法,才于四月才召他进京面对。经过二十六年的漫长岁月,王安石屈居下位不算,最大的憾事是变法主张未能实现。此时形势突变,遇到了赏识他主张的锐意变法的新帝,正是龙虎风云、君臣际遇的良机,大展宏图,即在目前。因此,他在值宿禁中的时候,面对良宵春色,剪剪轻风,金炉香烬,月移花影,一派风光,激起了思想上难以自制的波澜,为自己政治上的春色撩拨得不能成眠。
这首绝句和杜甫的五言律诗《春宿左省》属于同一题材:“花隐掖垣暮,啾啾栖鸟过。星临万户动,月傍九霄多。不寝听金钥,因风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
这首诗的前两句相当于杜诗的前两联,都是写景。首句是视觉加听觉,以动衬静。王安石写的是春天拂晓时的景象;杜甫则因仿佛听到有人开宫门的钥匙声,和百官上朝的马铃声而睡不着,其意义相对要小些,这是由于两人的地位悬殊太大造成的。次句以触觉写出了香尽漏残、黎明破晓时分的夜寒意。第三句叙事夹抒情,诗人所追求的是杜甫所想要的“君臣已与时际会”,这激动人心的时候就要到来,他不只是像杜甫“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那样睡不着觉。但诗人留下问题:为什么“眠不得”,春色为何“恼人”,诗人故意不说原因。“恼”字在此处是反义正用,不能作恼恨的“恼”理解,应作“撩”解,杜甫诗“韦曲花无赖,家家恼煞人”中的“恼”字即是“撩”的意思,绝不是苦恼得不能成眠。最后一句以景结情:但只见月亮移动,照出花影,斜映在庭院里的栏干上。诗贵含蓄,此诗除第三句外,字字写景,情隐词外。
这首诗的内在抒情曲折而深沉,外在表向却是春夜清幽美景,创作手法高明。诗中处处紧扣着深夜,却又没有一句直接说到夜已如何,而只写夜深时的种种景象。诗人没有正面写对人的怀念,而是通过香尽漏残、月移风寒,写出时光的推移,从而表明诗人徘徊之久和怀想之深。表面上是这庭院夜色搅乱了诗人的清梦,实际上是由于对远方的人强烈的思忆,使诗人感到眼前的春色倍加恼人,感情表达得含蓄、曲折而深沉,有着余而不尽之意。
诗人所描写的皇宫春晓的迷人景色,和杜甫“九重春色醉仙桃”,贾至“禁城春色晓苍苍”,岑参“莺啭皇州春色阑”的用意是一样的,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大好的景色象征大好的形势。如果没有“月傍九霄多”,就不会有“花影上栏干”,由此可见,王安石是参透了杜甫《春宿左省》后才动笔的。
所以说,这一首政治抒情诗。王安石是借用爱情诗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春风得意之情。
这首词写作者晚年以诗、酒花为乐事的闲淡生活,用语浅自而意味悠远,流露出一种闲旷的情调。
“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起首两句写出词人终日醉饮花前的生活。深杯酒满见得饮兴之酣畅,小圃花开点出居处之雅致。无一字及人,而人的精神风貌已隐然可见。这正是借物写人之法的妙用。“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抒情主人公的正面形象出现了。三个“自”隔字重叠,着力突出自由自在、自得其乐的神态,自然地带出“无拘无碍”一句。
整个上片洋溢着轻松自适的情致,行文亦畅达流转,宛若一曲悦耳的牧歌。两句一转,由物及人,既敞露心怀,又避免给人以浅显平直之感。
至下片文情陡变,两个对句表达了作者对世事人生的认识,所谓人类的历史不过是几场短暂春梦杂沓无序的联缀,无论怎样的奇士贤才都终究不免归于黄泉。这是历尽沧桑,饱经忧患之后的感喟,无疑含有消极的虚无意识。此词写作时代大致正忠良屈死而奸佞当道之时,“黄泉”(“红尘”)句也隐含着深深的悲愤之情。
这时,朱敦儒那种壮怀远抱已被消蚀殆尽了,字里行间仍存苦怀,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心绪。他自以为看破了红尘,不复希冀有所作为,把一切都交付给那变幻莫测的命运去主宰,自己“不须计较与安排”,只要“领取而今现在”,求得片时欢乐也就心满意足了。
末句不啻是对上片所描述的闲逸自得生活之底蕴的概括和揭示。这句在结构上也是有力的收束。上片写景叙事,下片议论感叹,有情景相生、借景达情之妙。
这是一首清新淡雅,韵味天成的小词,语意俱佳。
此诗写作者在除夕之夜,追忆自身的失意,嗟叹故旧的凋零,感慨无限。全诗纯用赋法,通篇抒怀,联联对仗,语言平淡朴实,蕴含着作者愁绪、悲情、痛愤、期望的复杂感情,表现出无限苦辛酸楚的情味。
首联“弥年不得意,新岁又如何?”意思是说:多年来就在坎坷不得意中渡过,新的一年又当如何呢?言外之意是不会有新的希望了。
颔联说:“念昔同游者,而今有几多?”“同游者”在这里是指柳宗元、王伾、王叔文、韩泰、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陈谏、凌准、程异、房启等政治上的革新派。他们有的被杀,有的病死,有的渺无音信。这里应特别提出新亡的好友柳宗元。元和十二年,朝廷派柳宗元到条件较好的柳州做刺史,而把刘禹锡派往条件极差的“恶处”(《因话录》)播州(即今遵义地区)。柳宗元考虑刘禹锡的老母年近九旬,不宜去往荒远之地,便主动要求与刘对调。而今柳宗元却在“恶处”困病而亡,这不能不使诗人倍加伤怀。因此,这“有几多”固然是伤悼众友早逝,更主要的是对挚友柳宗元的痛悼;表现的是“一人突逝,举目寂空”的沉痛之情。
颈联表面是写自己的颓伤,表现的是无所作为之情,实际是牢骚之语,抒发的是愤激之情。诗人早年苦读,不慕荣华,注重品格修养;中年积极参加政治革新,极力革新政治,成为永贞革新中最核心的人物之一,时称“二王刘柳”;革新失败,流徒边州,在极端的困境中,不但写了大量的政治讽刺诗,痛斥宦官权臣和趋炎附势之徒是一批渺小而又可恶蚊虫(《聚蚊谣》),并写下不少相当有份量的政治散文;遇赦放还,仍痛骂靠镇压永贞革新而上台的人物为“桃李颜”之徒。他战斗不息,从来没有以“安闲为自在”过。这种以生死置之度外的不屈精神,绝不能说是“将寿补蹉跎”。因而可以说,此联抒发的是一种极端痛苦的愤慨和牢骚,是正意以反语出之。
尾联:“春色无新故,幽居亦见过。”表面是说年年的春色皆同,在贬谪幽居时也是如此。而真正的含义却是:自然界的春天是无所谓的,可惜的是看不到政治的春天降临人间,看不到国家兴旺景象的来临。刘禹锡虽然才华横溢,但他并不甘心当一名文士,而是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以利国计民生。他奋斗一生,壮志未酬,这是十分苦闷的。
此诗表面似乎是表现诗人的平静、闲适、甚至有些颓伤;但字里行间,却隐透出诗人极端的苦闷。这种隐真意实情于字背的方法,是这首诗的主要特色之一。特点之二是“对仗”。本来,律诗只要求中间两联对偶,首尾两联是无所谓的。但此诗却能用字字平易、句句明白如话的语言,写得联联对仗,句句通俗,这是不易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