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描写了智藏僧人留学唐朝的举动,并盛赞了其高深的法力以及高超的佛学造诣。诗的首联写智藏乘舟漂流万里,远涉重洋来到中华;颔联写智藏高深的佛法修为和与物同体的大悲精神;颈联写大师的修行境界,对于自我与国土都不再执着;尾联称赞了僧人的“雄猛”。全诗运用大量佛学典故,语言含蓄,结构谨严,感情真挚。
日本与中国相距万里,中有大海间隔,在交通尚不发达的中古时期,来华学习的日本僧人需要付出的勇气和艰辛是可想而知的。然而,诗人并没有叙写智藏来华的艰苦情状,以及惊涛骇浪的渡海场面,而是说“浮杯万里过沧溟”。“浮杯”一典,使万里沧溟似乎瞬间而过,原有的长时间的颠簸之苦化作了乘龙御风般的轻快,原有的波涛汹涌的担惊受怕化作了腾云驾雾般的缥缈神奇。智藏不远万里而来中国,目的是“适性灵”,即学习佛法,修养心性。中国的名山他都游遍了,名寺高僧也都访遍了,这期间该经历了多少雨雪风霜,该踏过了多少崎岖坎坷,却都被诗人一笔轻轻带过,而智藏不同凡响的坚毅性格和虔心向佛的苦行精神却跃然纸上。
天道酬勤,他终于学到了高深的法力,就像高僧涉公那样,夜深降龙潭水都变黑了;获得了心灵的超脱,就像高僧支遁那样,在新秋的青青田野上把鹤放飞了。另外,佛经认为,心之可畏,甚于毒蛇,所以常常以毒蛇、毒龙、恶龙来比喻人的种种妄念,而以“降龙”比喻禅家降伏其心。“放鹤”一句用晋代高僧支道林爱鹤养鹤以及放鹤的典故,生动地刻画出智藏彻底放下思想包袱而获得了心灵的解脱。既然已经修持到忘怀人我的地步,便不用怀念故土了;都已经证悟到永恒不变的真心了,就不必再读经书了。“身无彼我”,即泯灭是非人我界限,无人相、无我相、人我平等。主体和客体,人和我,日本和大唐,故土和他乡,在清净自性上是本无区别的,区别只在于人心。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所谓“心安即是家”。“真如”代表了永恒不变的真心,即佛性。禅的终极关怀就是明心见性,既然已经证悟真如自性,就不必再读经书。从赠诗的角度来看,此二句既是巧妙的安慰,又是对朋友的赞美。
而智藏的苦修精神和佛学造诣,的确是值得中华人物学习的。试想,当时来华学习的日本学问僧何其多也,其成就不过是“艺业稍成”(《旧唐书·日本传》),或者是“学得中州语”(张籍《赠东海僧》)。而智藏,不但超过了他的同胞,并且超过了唐朝当时的一般学者。这要付出极大艰辛和努力,付出的坚定信念和坚毅精神。怨不得诗人在最后两句中极力赞美:“为问中华学道者,几人雄猛得宁馨”。诗人要问一问中华大地那些求道学佛的人们,有几个能够达到智藏的境界。诗人形容智藏为“雄猛”,不畏艰险视万里沧溟如履平地,为雄;遍礼名山顿根妙悟,为猛。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见唐·刘禹锡《浪淘沙》。淘:用水冲洗。簸:摇动。自:来自。这两句大意是:九曲黄河之中有无数的砂砾,它们随同黄河流经万里,经受了浪涛的冲洗和狂风的簸荡,从天涯一直来到这里。诗人歌咏九曲黄河中的万里黄沙,赞扬它们冲风破浪,一往无前的顽强性格。我们引用时可取其象征意义,歌颂与它们有着共同特点的事物或人们。
“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采用了张骞为武帝寻找河源和牛郎织女相隔银河的典故,驰骋想象,表示要迎着狂风巨浪,顶着万里黄沙,逆流而上,直到牵牛织女家,表现了诗人的豪迈气概。
这首诗通俗易懂,常见诸儿童读物。刘禹锡写诗常借物抒情言志,牛郎和织女是天上的星宿名称,和高高在上、距己遥远的朝中之位相似。刘禹锡本在高处任职,由于谗言遭到贬谪下放的不公待遇,但诗人为苍生造福的社会理想永不改变。刘禹锡渴望回到能够发挥自己才能的职位,有一番作为,纵然是恶浪频袭也不改入世的初衷。由此可见,诗人百折不挠、积极进取的精神是多么让人欣羡!这首诗用夸张等写作手法抒发了诗人的浪漫主义情怀,气势大起大落,给人一种磅礴壮阔的雄浑之美,一不留神就会落后于诗人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