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奏疏,是贾谊针对西汉初年在经济上所面临的严重危机,提出的要注意积贮的重要论文。它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加强积贮对国计民生的重大意义,表现出一个地主阶级政治家思想家的远见卓识。他提出的主张,对于维护汉朝的封建统治,促进当时的社会生产,发展经济,巩固国防,安定人民的生活,都有一定的贡献,在客观上是符合人民的利益的,在历史上有其进步的意义。同时,他的重视发展农业,提倡积贮的思想,即使至今,也仍有借鉴的价值。
文章开宗明义,提出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这一观点,既而引用古人有关不耕不织、用之无度给人民带来的危害性的言论,对照当时社会食者众、靡者多、积蓄少的现象,提醒当权者必须慎重正视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
接着文章论及灾害的必然性,谈到禹、汤受此之苦,并在此基础上接连设问:如果我们也遇到灾害,“国胡以相恤”?如果边境有敌人入侵,“国胡以馈之”?不仅如此,文章更具体揭示了旱荒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一一勇者行劫,老弱者易子而食,政治未毕通等。
最后从正面归结到“夫积贮者, 天下之大命也”, 指出“苟粟多而财有余, 何为而不成”、“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的大利。同时,进一步提出了“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的具体办法。
贾谊在文章中还毫不隐讳地揭露了当时人民备受饥寒的困苦生活,对统治阶级骄奢淫逸、挥霍无度提出严厉的批判,言辞犀利激切。
本文理论结合实际,紧密围绕“积贮”的论题,从正反两面逐层深入地来论证中心论点。文章第一段,首先引用管子之言和古人深知民足致治的事实,对古之治天下,重积贮的理论和经验进行了总结,阐明积贮与国计民生的关系,从正面论证了积贮的重要。接着由古及今,联系实际,针对当前生产少,消费多,淫侈之风滋长,不重视积贮,国家有覆亡可能的危险形势,说明不重积贮的危害,从反面论证了积贮的重要意义。这样通过古今对比,理论和形势的分析,从正反两面对中心论点进行了有力的论证。第二段,则就应付自然灾害和战争两个方面,从国家存亡攸关的高度阐明不积贮的危害,从反面进一步论证了积贮的重要。至第三段,则在前面充分阐述的基础上,水到渠成地归纳出“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的中心论点,并与第二段及第一段的有关部分进行对比论证,阐明积贮之利是关系国家富强的根本大计,重视农业生产,是加强积贮的根本措施,从正面更深入一层论证了积贮的重要意义。文章这样围绕中心论点,引古证今,理论结合实际,进行正反对照,并以确凿的论据,严密的逻辑,层层深入进行论证,把道理说得清楚透彻,有条不紊,令人信服。
上片写醉后所见的美景以及醉态中的奇想。首句“云鬟倾倒”,直接描写酒醉后头发散乱的状态。次句“醉倚阑干风月好”紧承前句,当苏轼醉后倚栏而望时,忽然发现了一个美的境界:“风月好”。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在醉酒后拥有本真的自我,再加上恰好与自然美景相遇,这种“酒中趣”就显得不俗了。“凭仗相扶”一句,承上句一个“醉”字,仍写醉意朦胧的状态。就在这时,苏轼突发奇想,“误人仙家碧玉壶。”苏轼从年轻时起就博览群籍,不免于“杂学旁搜”,神仙方术之类书籍也莫不毕览,由该词所写可见一斑。这里 “仙家碧玉壶”的神话传说,不仅紧扣上文酒醉之事,而且充分表露了苏轼童真与诙谐的个性。
下片写赴杭州途中所见的景物,以及途经苏州时的怀古之思。“连天衰草”句,显示了江南仲冬时的季节特征,展现了苏轼在旷野中行进时一片苍凉、凄清的景象,多少也透露出苏轼在宦游中某种疲乏、栖遑(huáng)的心态,为下文引发对于人生道路的思考预伏一笔。接着“下走湖南西去道”一句,是叙事,暗写当前赴杭任之事。“湖”字“当指太湖”,并与苏轼此次取道湖州至杭州的履历相印证,以确定本篇的写作时间,是颇为精当的。 “一舸姑苏,便逐鸱夷去得无”两句,写经过姑苏时,引起对当年归隐江湖的越国功臣范蠡的联想,以及对苏轼自我人生道路的思考。尽管苏轼的这种思考是偶发的,并不符合苏轼的“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的人生理想。
这首绝句通过评论西晋太康诗人潘岳批评、嘲讽潘岳做人做诗的二重性格。元好问从诗写真情出发,鄙视诗写假话,言不由衷的作品。潘岳的作品描绘自己淡于利禄,忘怀功名,情志高洁,曾经名重一时,传诵千古。但是他的实际为人,却是躁求荣利,趋炎附势,钻营利禄,谄媚权贵的无耻小人。因此元好问认为,扬雄说的“心画心声”,以文识人是不可靠的,会“失真”,即言不真诚,言行不一的问题。识人,不能只观其文,还要看是否言行一致,心口如一。
所谓“言为心声”、“文如其人”,不能绝对化,因为人的思想感情是复杂的、充满矛盾、发展变化的,有时也会出现假象。这样就要善于分析复杂的矛盾现象,善于识别假象,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诗歌史上诗与人不统一的现象不独潘岳,元好问的针砭是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