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他题材中,作者用梅花、兰花等来和水仙比较,这首诗却用人物作比。所谓人物,是传说中的洛神。曹植《洛神赋》:“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写洛神飘然行水的姿态。诗篇开头两句:“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轻盈步微月。”用洛神的形象来写水仙,把植立盆中不动的花朵,写成“轻盈”慢步的仙子,化静为动,化物为人,凌空取神,把水仙的姿态写得非常动人。假如把“微月”看成步的补语,即谓缓步于“微月”之下,也是有依据的,《洛神赋》的“步蘅薄而流芳”句,“蘅薄”亦作“步”的补语。这两句直呼“凌波仙子”,未写到花,下面两句:“是谁招此断肠魂?种作寒花寄愁绝。”就由洛神转到花,点出洛神是用以比花。上两句写姿态,这两句写心灵,进一步把花人格化,表现作者对花有深情,表现出它有一种“楚楚可怜”之态,像美人心中带有“断肠魂”一样,使人为之“愁绝”。“断肠魂”移来状花,但说的还是洛神。洛神的断肠是由于对爱情的伤感,《洛神赋》写她:“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这三个字无论说水仙或说洛神,都是很动人的,因为把其整体概括成为这样的一种“灵魂”是有极大的引起联想和同情的力量的。
前面四句,是扣住水仙本身的描写;下面四句,从水仙引来山矾、梅花,并牵涉到诗人本身,作旁伸横出的议论和抒情,意境和笔调都来个大的变换。“含香体素欲倾城,山矾是弟梅是兄。”上句仍从水仙说,用“倾城”美人比喻花的清香洁白的芳韵;下句则拿山矾、梅花来比较,说水仙在梅花之下而居山矾之上。山矾,这个名字是黄庭坚起的。他在《戏咏高节亭边山矾花二首》的《序》中说到为郑花改名山矾之事。用山矾来比水仙,也始于黄庭坚。表面上,前五句都用美女形容水仙,写得那样幽细秀美,第六句忽作粗犷之笔,把三种花都男性化了,大谈“兄弟”问题;前后不统一,不调和,几乎有点滑稽。实际上,作者正是有意在这种出人意外的地方,表现他写诗的随意所适,抒写自由。这一句,作者有意使读者惊讶于诗句的粗犷,惊讶于与前面描写格调的不统一,不调和,还是第一步;作者还有意要把这种情况引向前进。最后两句:“坐对真成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被花恼,杜甫《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杜甫与黄庭坚,都不是真正“恼花”,恼花是来自爱花。杜甫是恼赏花无人作伴;黄庭坚是恼独坐对花,欣赏太久,感到寂寞难受。诗说赏花之后,想散散心,换换眼界,故走出门外。但作者所写出门后对之欣赏而“一笑”的,却是“横”在面前的“大江”。这个形象,和前面所写的水仙形象相比,“大”得惊人,“壮阔”得惊人;诗笔和前面相比,也是“横”得惊人,“粗犷”得惊人。这两句诗,不但形象、笔调和前面的显得不统一,不调和,而且转接也很奇突。宋代陈长方《步里客谈》说杜甫诗《缚鸡行》结尾从“鸡虫得失无了时”,忽转入“注目寒江倚山阁”,“断句旁入他意,最为警策”,黄庭坚此诗,当是仿效。清代方东树《昭昧詹言》说:“山谷之妙,起无端,接无端,大笔如椽,转如龙虎。扫弃一切、独提精要之语,往往承接处中亘万里,不相连属,非寻常意计所及。此小家何由知之?”这些话,点出了此诗出奇的结语的用意和功力所在。
纪昀《书山谷集后》说黄庭坚的七言古诗:“离奇孤矫,骨瘦而韵远,格高而力壮。”这一首诗,从整体看,是“离奇孤矫”;从前半看,是“骨瘦而韵远”;从后半看,是“格高而力壮”。文学作品,千变万化,有以统一、调和为美的,也有以不统一、不调和为美的。从不统一、不调和中看出它的统一和调和,是欣赏文学作品的关键之一。能够掌握这个关键,就可以从该诗的不统一、不调和中看出它的参差变幻之美。陆游《赠应秀才》诗说“文章切忌参死句”,把问题看得太简单,看得太死,往往就会走上“参死句”的道路,对佳作失之交臂。
欧阳修深受庄子的影响,他的许多文章都有融《庄子》于其中的痕迹,但他却能不圈于庄子思想的束缚,这篇寓言性的哲理文章,便是通过园丁要求伐树一事,对庄子“才者死,不才者生”的看法提出了疑问,驳正了庄子以“无用”来保全自身的虚无逃世、消极出世的人生态度,反映了作者初入仕途,准备积极参与社会,有所作为的思想。认为凡物的各种遭遇,幸与不幸的命运,均因环境、时势来决定,不是一成不变的。强调事物的生存与消亡都应以对社会有益无害为准绳。无用之才如若长于无用之处,尚可尽享天年,但若妨害了有用之才,就应砍伐,否则就不是无用而是有害了。有用之才的生死亦是如此,杏树得生,是因为它有花可赏,有果可食,于人有益。而桂漆所以不能逃避斤斧,躲开厄运,只因它们“有利之者在死”。文章用问答形式,层层递进,条疏理通,反映作者对“才与不才”“幸与不幸”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认识过程和思辨过程,也使文章有了鲜明的形象性和生动的域染力。
这篇文章展示了作者乐观上进,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也表现了他卓越的见识和深厚的学养,以及敢于挑战权威的勇气。
这是一篇寓言性质的小品文。作者在文中以谪龙自比,用轻蔑的态度回击了腐朽势力对自己的侮辱,表现了决不与那些“非其类”的人们同流合污的昂扬气概。文章内容神奇瑰丽,形象生动,富有浪漫主义色彩。
作者当时的处境和文中的谪龙——奇女子一样。这个奇女子,是一个性格坚强、光彩照人的女神形象。虽然被贬,心中志趣未消。她的人身志趣容不得外人轻辱冒犯。她捍卫自己的圣洁,正如同作者要保持自己人格的完美一样,一直坚定不移。这里显示了作者在发扬古代士大夫“可杀不可辱”的凛然正气。当然作者对朝廷仍然心存幻想。所谓“七日当复”,即是说朝廷不久就会收回成命,招作者重归长安,加以重用的。殊不知作者至死也没有再回到朝廷任职。被贬十四年后客死于柳州刺史任上。这正是历代士大夫认识上的悲剧:就算朝政混乱,君主还是好的;小人虽然横行一时,正人君子终会有好报。然而,残酷的现实,无情地打破了作者一类的善良的知识分子的美梦。文章结句“非其类而狎其谪,不可哉!”的严正警示,更令读者深切感受到处于逆境中的作者不甘受辱而自我保护、自我期许的人格精神。
文章通篇记述了扶风马孺子所讲少年时的一段见闻,只有篇末两句是作者的话,但是含义却非常深刻。全文具有借谪龙以喻谪人的象征性,具有强烈鸣不平的现实指向性和警示性。而作为文学作品,它又极生动形象。奇幻惊警。从奇女初谪人间时的“有光晔然”和华丽穿戴,到她被贵游少年狎辱时的“頩尔怒焉”、“今吾虽辱尘土中,非若俪也。吾复且害若”,再到她七天之后取杯水饮之,呼嘘云气,化为白龙,徊翔在天的变化,无不悚人耳目,使读者对其事始则同情,终而快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