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酌清溪江石上寄权昭夷》是唐代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五言古诗。此诗作于天宝十三载(754)李白游秋浦时。
该诗描述的是李白在清溪江石上独自喝酒后的所思和所想。此诗前四句以入声韵写诗人携酒独上江祖石及石之悠古,后六句以上声韵写其愿效东汉严光(子尺)不受武帝征召而归钓富春江和友人权昭夷隐迹山中之高格,并从侧面映衬出清溪风光之美。
王琦谓“江”字下“似缺一祖字”。《一统志》:“江祖石在池州城南二十五里,有一石突然出水际,其高数丈,上有仙人迹,名曰江祖石。”
权昭夷:天水人,事迹不详。李白《独酌清溪江[祖]石上寄权昭夷》诗,约作于天宝十三载(754)。又《答高山人兼呈权顾二侯》诗,云:“顾侯达语默,权子识通蔽。”“权子”即“权侯”,当即权昭夷,与上诗为同时之作。又《金尺与诸贤送权十一序》云:“而尝采姹女于江华,收河车于清溪,与天水权昭夷服勤炉火之业久矣。”证知权十一即权昭夷。此序约天宝十四载(755)作于金尺。
江祖石:有今安徽池州市西南清溪河北岸,今属里山乡里山村。因“形似古渡江神”故名“江祖”。石面朝清溪,与万罗山隔溪峙立,背靠江祖山。李白《独酌清溪江石上寄权昭夷》有“我携一樽酒,独上江祖石”。《秋浦歌十七首》(其九)有“江祖一片石,青天扫画屏”。(其十一)有“逻人横鸟道,江祖出鱼梁”。
《遗黄琼书》是东汉大臣李固所写的一篇书信,为规劝其友黄琼识时应征,“辅政济民”而作。汉顺帝永建年间(126),屡次辞谢征召的黄琼又被朝廷征聘,当走到纶氏(今河南省登封县),忽称病不行。李固向来仰慕黄琼,遂写了这封催促他赶快来洛阳的信。文章先从立身处世着笔,劝导黄琼为人应介乎“隘”与“不恭”之间,指出若要“辅政济民”,当今正是时机,用以激励黄琼。接着用“峣峣者易缺”六句说明声望太高容易降低,名声过大实际才能就很难相称的道理。并以鲁阳樊君的行事,证实“峣峣者”的“易缺”,“皦皦者”的“易污”;又用胡元安等人的实例申说了“盛名之下”往往是“其实难副”,告诫黄琼要有自知之明。最后以恳请对方速赴洛阳任职,彻底洗刷“处士纯盗虚声”的愿望作结,点明写信的用意。全篇既有婉而讽的规劝,又有发人猛醒的鼓励。行文多用侧笔和假设猜测的语句,委婉曲折,动听感人。黄琼后来到洛阳任议郎,这封信起了推动的作用。
全书以自然段落明显地分为两段。前一段是敦促黄琼应征;后一段是表示对他寄以厚望。两段的意思虽都是为了劝黄琼出来为时局效力,但并非一味催逼;而且在劝勉中带有婉转的告诫。
第一段给黄琼摆出了两条出路:要么你彻底隐居,不问人事;要么你就必须在没有尧舜之君的“乱俗”中作辅政济世的志士。这段里隐隐地含着一点“激将法”:如果你要“拟迹巢、由”,本不该应征上路;既然上了路,说明你是动了用世之心的,就不该中道托病不进。不进,无非是对时局的混乱有所顾忌;而如果政治清明,天下大治,就不需要志士了,这样的敦促就要比一味催逼有鼓动力得多。
第二段的告诫意味更为浓厚。“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不仅是对已经征辟的那些人的评骘,而且也带有给予黄琼以激励和促其警惕的含义。说得直白一点,这段的意思就是,你如果是虚声盗名之士(当然李固认为黄琼并非这样的人,否则他就不写信敦促了),那末你不出来也罢;如果你要出来,就应该真正有所作为,以事实证明“名下无虚士”,为国家建功立业,以堵“俗论”之口。那时“纯盗虚声”的人太多了,李固虽久慕黄琼,但由于前此那些名实不副的名士的教训,在黄琼尚未有宏规远谟的表现以前,李固也不能不怀着惴惴不安的疑虑。因此,这一番历数以前征辟之士的不孚人望的事实,是他感触良深的真实心情的透露,既是一种隐约的告诫,仍然也带有“激将法”的味道,不过表达得曲折婉转而已。
在揭傒斯早年的汉、湘之游中,武昌是他居留最久、印象最深的城市。诗的首联,只交代了梦中来到黄鹤楼、鹦鹉洲这二处昔日游历之地,连用二地名,毫不修饰,看似简单,其实不然。用浑厚的笔法,把景物浑然推出(还有意无意地带了一个“浑”字),这正是诗人的高明之处。他深知此际绝不容精雕细刻,不然下二句便不能自然引出了。
正是站在浑朴无饰的黄鹤楼头,鹦鹉州前,才能放眼望去,全是雄浑之景。“苍山斜入三湘路,落日平时七泽流”。巍然的苍山,鲜红的落日,武昌具有极其浑成的气象。三湘,指洞庭湖南北、湘江流域;七泽,指楚地诸湖、云梦古泽:这是武昌开阔的视野。苍山深入到三湘的大路间,落日时满了七泽的水面上:这是武昌壮阔的形势。苍山有连绵的走势,故是斜斜地蜿蜒深入;落日已贴到了地平,故是平平地四面时展:这又是非常生动的措词。更重要的是这二句一前一后,用力铢两悉称(对仗亦工力悉敌),富有均衡感;叙法全用赋体,平添了凝重感。
武昌的山川之胜既已写足,颈联便转向武昌的风土之奇。“鼓角沉雄遥动地,帆樯高下乱维舟。”武昌是长江上游战略要地,城墙高厚。当傍晚的城头鼓角声齐响之际,那深沉、雄健的馀音,真能遥传四方、撼动大地;武昌又是九省通衢、商贾云集的重镇。当傍晚人们系舟江浜之时,那千帆万樯排列得高下参差,真能令人目不暇接,眼前一片迷乱。这二句,前句的森远、后句的繁闹,在气象上都堪与山川的雄伟相符;而“遥”、“乱”而字,对于鼓声的绵绵不绝、帆樯的如林如织,都是点睛之笔,足使全句跃动生辉,也毫不逊色于上联的“斜”、“平”二字的用力。
诗的尾联,已是梦醒时分:“故人虽在多分散,独向南池看白鸥”。武昌是诗人交游广多的城市。梦到武昌而不提故人,未免对不住昔日的朋友。因此,在梦后才为故人的分散难聚发一句感叹,是很恰当、很道地的布局。白鸥在古诗中,通常是陪伴诗人隐栖故园的盟友,所以在南池上独看白鸥,也暗中点到了自己的处境。梦醒后的气象很萧条,不过,这份萧条,也正足以反衬出上文的宏大与昔日的壮游。
诗人早年因避乱来到江南,曾经旅居苏、杭二州。晚年又担任杭、苏刺史多年。江南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也与那里的人民结下了深挚的友谊,直到晚年回到北方以后,仍然恋恋不已。三首《忆江南》词就是这种心情下的产物。作品表达了诗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对以后文人词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白居易曾经担任杭州刺史,在杭州呆了两年,后来又担任苏州刺史,任期也一年有余。在他的青年时期,曾漫游江南,旅居苏杭,应该说,他对江南有着相当的了解,故此江南在他的心目中留有深刻印象。当他因病卸任苏州刺史,回到洛阳后十二年,他六十七岁时,写下了这三首忆江南,可见江南胜景仍在他心中栩栩如生。
要用十几个字来概括江南春景,实属不易,白居易却巧妙地做到了。他没有从描写江南惯用的“花”、“莺”着手,而是别出心裁地从“江”为中心下笔,又通过“红胜火”和“绿如蓝”,异色相衬,展现了鲜艳夺目的江南春景。异色相衬的描写手法,在大诗人杜甫的诗里常常可见,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两种不同的颜色互相映衬,使诗意明丽如画。白居易走的也是这条路,从他的诗里也可见端倪,“夕照红于烧,晴空碧胜蓝”、“春草绿时连梦泽,夕波红处近长安”、“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因而江南的春色,在白居易的笔下,从初日,江花,江水之中获得了色彩,又因烘染、映衬的手法而形成了人们想象中的图画,色彩绚丽耀眼,层次丰富,几乎无需更多联想,江南春景已跃然眼前。
题中的“忆”字和词中的“旧曾谙”三字还说明了此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层次:以北方春景映衬江南春景。全词以追忆的情怀,写“旧曾谙”的江南春景。而此时,作者却在洛阳。比起江南来,洛阳的春天来得晚。作者写于洛阳的《魏王堤》七绝云:“花寒懒发鸟慵啼,信马闲行到日西。何处未春先有思,柳条无力魏王堤。”在江南“日出江花红胜火”的季节,洛阳却“花寒懒发”,只有魏王堤上的柳丝,才透出一点儿春意。
花发得比江南晚,水也有区别。洛阳有洛水、伊水,离黄河也不远。但即使春天已经来临,这些水也不可花像江南春水那样碧绿。因此作者竭力追忆江南春景,从内心深处赞叹“江南好”,而在用生花妙笔写出他“旧曾谙”的江南好景之后,又不禁以“花不忆江南”的眷恋之情,收束全词。这个收束既托出身在洛阳的作者对江南春色的无限赞叹与怀念,又造成一种悠远而又深长的韵味。词虽收束,而余情摇漾,凌空远去,自然引出第二首和第三首。
第二首紧承前首结句“花不忆江南”,将记忆的镜头移向杭州。
“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中间两句是说,游玩灵隐寺寻找皎洁月亮中的桂子,登上郡亭,枕卧其上,欣赏那起落的钱塘江大潮。
偌大一个杭州,可忆的情景当然很多,而按照这种小令的结构,却只花纳入两句,这就需要选择和集中最有代表性,也是他感受最深的东西。就杭州景物而言,最有代表性的东西是什么呢?不用说,浙江潮和月中桂子,就是杭州景物中最有代表性的东西,而作者也对此感受最深。
何谓月中桂子?《南部新书》里说:“杭州灵隐寺多桂。寺僧曰:‘此月中种也。’至今中秋望夜,往往子堕,寺僧亦尝拾得。”既然寺僧可以拾得,别人也可花拾得。白居易做杭州刺史的时候,也很想拾它几颗。《留题天竺灵隐两寺》诗云,“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宿因月桂落,醉为海榴开。······”自注云:“天竺尝有月中桂子落,灵隐多海石榴花也。”看起来,他在杭州之时多次往寻月中桂子,欣赏三秋月夜的桂花。因而当他把记忆的镜头已向杭州的时候,首先再现了“山寺月中寻桂子。”这样一个动人的画面。
如果说天竺寺有月中桂子飘落不过是神话传说,那么浙江潮却是实有的奇观。浙江流到杭州城东南,称钱塘江;又东北流,至海门入海。自海门的潮水,十分壮观。《方舆胜览》云:“钱塘每昼夜潮再上,至八月十八日犹大。”请看《钱塘候潮图》里的描写:“常潮远观数百里,若素练横江;稍近,见潮头高数丈,卷云拥雪,混混沌沌,声如雷鼓。”正因为“潮头高数丈”,所以作者当年做杭州刺史的时候,躺在郡衙的亭子里,就花看见那“卷云拥雪”的壮丽景色。
这两句词,都有人有景,以人观景,人是主体。所不同的是:上句以动观静,下句以静观动。“何日更重游?”末句是说,什么时候花够再次去游玩?这首诗仅就作者的内心活动而言,已蕴含着人生有限而宇宙无穷的哲理,值得人们深思。
第三首诗,追忆苏州往事。“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开头是说,江南的回忆,再来就是回忆苏州的吴宫。照应第一首的结尾和第二首的开头,把镜头移向苏州。
“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中间两句是说,喝一喝吴宫的美酒春竹叶,看一看吴宫的歌女双双起舞像朵朵美丽的芙蓉。一面品尝美酒,一面欣赏美女双双起舞。“春竹叶”,是对“吴酒一杯”的补充说明。“春”在这里是形容词。所谓“春竹叶”,可解释成春天酿熟的酒,也可解释为花给饮者带来春意的酒,从“春”与“醉”的对偶来看,后一句解释也许更符合原意。“醉芙蓉”是对“吴娃双舞”的形象描绘。以“醉”字形容“芙蓉”,极言那花儿像美人喝醉酒似的红艳。“娃”,美女。西施被称为“娃”,吴王夫差为她修建的住宅,叫“馆娃宫”。开头不说忆苏州而说“忆吴宫”,既为了与下文协韵,更为了唤起读者对于西施这位绝代美人的联想,读到“吴娃双舞醉芙蓉”,这种联想就更加活跃了。这两句,前宾后主,喝酒是为了观舞助兴,着眼点落在“醉芙蓉”似的“吴娃”身上。
“早晚复相逢?”末句是说,不知何时会再次相逢?“早晚”,当时口语,它的意思与“何时”相同。
这三首词,从今时忆往日,从洛阳忆苏杭。今、昔、南、北、时间、空间的跨度都很大。每一首的头两句,都抚今追昔,身在洛阳,神驰江南。每一首的中间两句,都以无限深情,追忆最难忘的江南往事。结句呢?则又回到今天,希冀那些美好的记忆有一天花够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因此,整个组词不过寥寥数十字,却从许多层次上吸引读者进入角色,想象主人公今昔南北所经历的各种情境,体验主人公今昔南北所展现的各种精神活动,从而获得寻味无穷的审美享受。
这三首词,每首自具首尾,有一定的独立性;而各首之间,又前后照应,脉络贯通,构成有机的整体大“联章”诗词中,显示出作者谋篇布局的高超艺术技巧。
此诗首联就联系诸葛亮,再联系筹笔驿作出高度的总括:“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诸葛亮因刘备三顾茅庐尽请他,他抛弃了在南阳的隐居生活,为主公刘备分忧,出来辅佐刘备建功立业。北征东讨的运筹帷幄,他的计谋都是好的。这里主要是北征,筹笔驿是为伐魏运筹,是北征;东征是陪衬,不实指打东吴。刘备尽打东吴,诸葛亮是反对的,他没有东讨。这里实际上是“南征北伐”,不说“南征北伐”而说“北征东讨”,因为上句已用了“南”字,为避开重复,所以这样说。
颌联“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尽英雄不自由。”时来句当战赤壁之战,当时孙权、刘备两家的兵力,联合起来也不能与曹操大军相比。只是倚靠了长江之险,曹操北方的军队不习水战。又靠了东风,好用火攻来烧毁曹军的战船取胜,这是利用天时地理来获胜,所以说“天地皆同力”。时运不济,像李商隐诗里说的:“关张无命欲何如?”关羽、张飞都早死了,不能帮助诸葛亮北伐,英雄也不由自主。
颈联“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诸葛亮死后,魏将邓艾率军攻蜀,谯周劝后主投降。后主听了他的话投降了。蜀国千里山河,孺子阿斗轻轻地断送了。在刘备和后主两朝的文臣武将,主要是指诸葛亮,他既管政事,又管军事,是两朝冠剑。他如有知,一定是恨谯周的。
尾联归结到筹笔驿:“唯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在驿亭的岩下水,还在傍驿流着,好像在怀念诸葛亮。
这首诗先想到诸葛亮,写他的出山和北伐,肯定他的用兵“尽良筹”,这就跟筹笔驿的规划军事结合。既然是“尽良筹”,而他的出师到底有利无利,这就开出颔联,归于时运,时来才有利,运尽就难办了。颈联归到运尽,于是孺子抛弃山河,谯周主张归降。归结到岩下水的多情。这里把诸葛亮规划的胜利和挫折归于时运。李商隐《筹笔驿》:“管乐有才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也认为北伐的所以不能成功,由于关张无命,不能帮助他北伐,也归结命运。温庭筠《经五丈原》:“下国卧龙空寤主,中原逐鹿不由人。”他称蜀国为下国,称魏国为中原,含有上国的意思。下国和中原对抗,含有大小强弱不同的意味,所以说“中原逐鹿不由人”,即认为偏处西南的弱小的下国要跟中原强大的魏国逐鹿,是不由人力的,即诸葛亮的北伐要用蜀国来统一中原,也非人力能达,这就不把北伐的不能成功归之于时运或天命了。这样的看法胜过两篇《筹笔驿》的看法。
就写筹笔驿说,李商隐诗的开头:“猿鸟犹疑畏简书,风云长为护储胥。”何焯批李诗:“起二句即目前所见,觉武侯英灵奕奕如在。”看到筹笔驿上的猿鸟还像在畏简书,风云长期在保护营栅,极力写出诸葛亮的英灵如在。这个开头是既切题又推尊诸葛亮,写得非常有力,不是罗隐的多情永傍驿流所能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