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贱的劳苦者在行役途中感叹自己命运的漂浮不定,怀疑自己有无能力坚持下去,盼望有一只援助之手来拉他一把,从而继续走着漫长而艰辛的行旅之路。
其实正可把这位劳苦者的境遇看作是我们的人生之旅的一个缩影,是我们人生之旅的真实写照。从生到死,是一个完整而漫长的过程。谁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谁不可能漂浮不定?谁不渴望上天之手拉自己一把?谁没有感到疲惫得即将倒下得时候?谁没有感到前途迷茫、找不倒出路得时候?谁没有痛不欲生、彻底绝望得时候?
几乎每个人都有过,几乎满世界都会听到各种各样得感叹。如果有谁说自己从未有过痛苦、悲哀、疲惫、绝望、彷徨、厌恶、烦闷 、畏惧、孤独、恐惧、战栗等等,那倒真是匪夷所思得怪事。只要我们还未走到死亡的尽头,就不可能摆脱人生之旅上这一切真切的体验和内心的感悟。
贝多芬曾经大呼:“我要扼住命运得咽喉!”这无疑体现了他不向命运低头和屈服得英雄气概,足以让我们叹为听止,高山仰止。可是真实生活中得我们,有几人能扼住命运得咽喉从而驾驭它。
读罢此文,读者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鲁隐公作为一国之君,到棠地看看渔民怎样捕鱼,有什么了不得,也值得这位臧大夫大惊小怪,还要苦口婆心、掰开揉碎地讲那么多大道理?难道国君连这点自由也没有吗?马克思主义认为:分析、考察和认识任何一种历史现象,都必须把该历史现象放回到产生它的历史环境中去。臧僖伯之所以谏阻隐公到棠地观鱼,是因为隐公这一活动,不符合那个时代一个国君应该遵循并身体力行的行为规范。不符合,就会“乱政”;而屡屡“乱政”,就会导致国家的败亡。况且,隐公远离国都,到棠地观鱼,并非为了体察民情,更不是与民同乐,而仅仅是他本人的一种游乐活动。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不敢对臧僖伯的谏言说一个“不”字,最后不得不以“吾将略地焉”为借口,坚持到那里寻乐去。
这篇谏辞的最大特点,是紧紧围绕着一个“礼”字展开劝谏,从观点到为阐明观点所举述的诸多理由及作为论据的事物和行为,都没有稍稍离开这个“礼”字。也就是说,没有稍稍离开制约当时国君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另一个也很明显的特点是,劝谏的缘起虽然是“公将如棠观鱼”,劝谏的直接目的也是阻止隐公“如棠观鱼”,但谏辞中对此事却不着一语。这不单单是婉言法,更重要的是,这种表达法反映出进谏者进谏的着眼点,并不在于隐公“如棠观鱼”这一具体行为,而是当时的整个礼制。如果隐公听了臧僖伯这番谏辞明白了“礼”对他的制约性,“如棠观鱼”这种“非礼”的事自然也就不会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