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诗人触景生情之作,通篇运用对比手法,抒发了人生无常的慨叹。
首联出句点题:“佳节清明”,似无新意;继而写景,“桃李”春风“野田荒垅”,意象格调迥异,再对举喜“笑”和悲“愁”,意境顿出。突兀的情感,鲜明的对比,读来令人悚然。 “清明”对于“桃李”来说,自是“佳节”,因为向前看有一大番好的前程,即便是眼下,也绽尽春光,引领季节的舞台,缘何不“笑”呢?只是这“笑”越张扬,越能对比出下句的悲凉。 “野田荒垅”似乎更适合于“清明”这个节日本身。累累埋骨,处处荒冢,忠奸贤愚冤怨节烈,统归于黄土,怎会不“生愁”呢?大地无言,只能却披衰败荒芜的外衣,由诗人、世人解读它的哀伤。 由此看来,首联起笔写景,淡定散阔,别有境界;感情平抑内敛,为下文的议论人生蓄势张本。
颔联描写清明时节生物的活跃情景。“雷惊天地龙蛇蛰”,写的是动物的活动。春雷震响,天地惊动,动物于冬眠中被惊醒,雷声告知它们春天已经到来,于是它们便纷纷走出蛰居之处,活跃于春的气氛之中。 “雨足郊原草木柔”,写的是植物的生长。春雨贵如油,是说春雨能像乳汁一样,让草木迅速生长。雨足之后,郊原上的草木自然就萌发柔嫩了。
以上两联写了桃李、荒冢、龙蛇、草木。颈联的两个典故,两种活法。“人乞祭余骄妾妇”说的是古代那个专靠到坟茔地里乞讨人家祭祀剩下的供品以饱食终日且炫耀于妻妾的人,“士甘焚死不公侯”说的是拒官隐居虽被烧死亦不甘心妥协于社会的正直之士。一样人生,两种境界,不置可否的对比中,暗含着诗人对介之推高蹈品格的肯定与赞扬。
尾联生发疑问:蓬蒿荒丘,遗骨一土,千载万世,谁知谁是贤愚?即便是活在当下,谁又辨贤愚?“知谁是”的反问中,浸透着诗人的满腔愤懑;以景做结的末句里有悟透生死的通达。这种通达,是贬谪失意的心灰意懒,是不满现实的讽刺反击,是坚守人格操守的格格不入。
诗人看到大自然的一片生机,想到的却是人世间不可逃脱的死亡的命运,表达了一种消极虚无的思想,悲凉的情绪缠绕于诗行间。这与诗人一生政治上的坎坷以及他所受的禅宗思想的浓厚影响是分不开的。但作品体现了作者的人生价值取向,鞭挞了人生丑恶,看似消极,实则愤激。
这首诗的景物的描写、感情的抒发,无不得力于对比。不但桃花与荒冢有对比、齐人与介子推有贤愚之比,而且自然界的蓬勃春景与人生的无味黯淡也是一组鲜明的对比。
牛希济《临江仙》共七首,都是咏往昔神仙之事,其共同的特点是语言芊绵温丽,写景抒情,融为一体,其凭吊凄凉之意,蕴含其中,深得咏史之体裁。
这首词咏汉皋神女,妙在人神无隔,情致婉奕,清新流畅,对游女的轻盈多情的形象,着墨不多,但刻画得神采飞动,风流感人。
除诗歌与论说文外刘禹锡的辞赋创作在唐代辞赋史中,乃至整个辞赋史中也是重要的不可忽视的环节,其存赋十一篇,与唐代各家所存辞赋数目相较,也不算少了。马积高在其著作《赋史》中评价中唐时期的辞赋家,列柳宗元为首位,韩愈、刘禹锡并列其次,又将柳宗元之辞赋同屈原相提并论,即可见一斑。而实际上,刘禹锡本人也是对自己的文章水平颇有自信的,在其《子刘子自传》中他说:“天与所长,不使施兮。”这里的“所长”指的即是自己的长于文词,而在这“文词”之中当然也包括辞赋在内。在刘禹锡的十一篇辞赋作品当中以《秋声赋》最受后人推崇。
由于刘禹锡的辞赋多数创作于贬谪时期,因此逐臣之悲与怀才不遇便成了其辞赋创作的重要主题,骚怨情怀是其主要的情感寄托,同时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也贯穿始终。此外,除了反映贬谪愁思的作品,其辞赋还有应试科举所作的律赋——《平权衡赋》,怀古伤今的《山阳城赋》,悼亡的《伤往赋》,描写景物风俗的《楚望赋》。作为唐代重要的文学家与哲学家,刘禹锡的诗歌成就较高,是唐诗研究的重要领域,而诗文又为当时的文学主流,故刘禹锡的辞赋创作必然要受到其诗歌创作影响的。例如刘禹锡诗歌的主题便影响着他辞赋的主题,许多在其诗歌中描绘的场景画面、表达的情感内容,同样也出现在他的辞赋作品中,因此研究其诗文与辞赋的互动关系是其辞赋研究的有利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