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以咏梅为题，用梅花暗喻词人自己，把闺人幽独的离思与韶华易逝的怅惘，极其高华而深至地表现了出来。
“庭院深深深几许”起句袭用欧词，一字不改，而又融化不涩，别具意境。这种问鼎名篇的作法，表现了漱玉词人的魄力与艺术上的自信。以设问的口气一连迭用三个“深”字，能在读者心中唤起了一种院宇深邃，气象雍容的声情效果。迭字用得好，却能形容尽妙，动人于不自觉之中……李春照这首《临江仙》一、二两句用得浑成而富有变化。因而避免了袭用成句容易造成的雷同之感。“庭院”句言其深，“云窗”句状其高。一纵一横，交相映衬，便将一座贵家池馆的富丽与春幽的气象勾画出来了。云簇疏棂，雾迷高阁，这是何其缥缈春幽、高出尘寰的所在呵。“春迟”二字语义双关，包蕴甚深，不可草草读过。乍看起来，仿佛是主人公慨叹春光的姗姗来迟。然而这仅是表面的理解。其实，阳春有一序，天地无私，烂漫的春光是不会遗弃这锦屏府第的，这个“迟”字所反映的意蕴中不只是客观的景物，而且是一种主观的感情。作者是借春光不到的艺术构思来表现春闺思妇的凄黯心绪。它同“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等等，可说是同其委婉的手法。
“为谁憔悴损芳姿？”更设一问，以跌宕的笔触，补足上文。指出了原来使闺中人赏春无绪、芳姿悴损的，不正是对远人的思念和被爱情的折磨吗？几经铺垫，到此才将一篇题旨揭出来。
“夜来春梦好，应是发南枝”，歇拍处点出梅花，承上巨启下之笔，高华中带有一些凄丽的意味。“春梦”乃是结想而成的南柯相会。远人纵未得归，这梦里的欢娱便也是一分消受了。
以春词写苦思，倍增凄苦……她不是以梅花直接比人，而是把梅花同春梦联系起来，因好梦而溯及梅花，又以“应是”云云推测之词，加以摇曳，愈觉意折层探，令人回味不尽。漱玉词富于形象之美，尤长于活用比况类形容词。如“绿肥红瘦”与此处之“别到杏花肥”等，皆能别出巧思，一新耳目。“杏花肥”犹言杏花盛开也。然而不用常语而换一“肥”字，把形容词活用作谓语，就大增其直观的美感。巧而不尖，新而不怪，真能超越凡庸，别开生面。
此处着一“肥”字，上与“瘦”字关合，以梅花之玉瘦，衬红杏之憨肥，益觉鲜明生动。同时两相映带，还点明了时间的跨度。从早梅绽蕊直盼到杏花开遍，二十四番花信风，已吹过十一番了。春光半过，伊人未归，花落花开，只成孤赏。难怪园中的春色，尽作愁痕了。末尾以景结情，骚情雅韵，令人凄然无尽，洵为小令中精品。
左思是西晋太康时期（280-289年）的杰出作家。他的诗赋成就很高。《三都赋》使“洛阳纸贵”，他的诗，谢灵运认为“古今难比”，钟嵘《诗品》也列为“上品”。《咏史八首》是左思诗歌的代表作，所以刘勰说：“拔萃于《咏史》”（《文心雕龙·才略》）。
《咏史》诗，并不始于左思。东汉初年，班固已有《咏史》诗，但是，这首诗的写法只是“概括本传，不加藻饰”，而左思的《咏史》诗，并不是概括某些历史事件和人物，而是借以咏怀。所以何焯说：“题云《咏史》，其实乃咏怀也。”又说：“咏史者，不过美其事而咏叹之，概括本传，不加藻饰，此正体也。太冲多摅胸臆，此又其变。”（《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何氏认为左思《咏史》是“咏史”类诗歌的变体，其实这是“咏史”诗的新发展。
左思《咏史》诗，抒写诗人自己的雄心壮志。但是，由于门阀制度的限制，当时出身寒门的有才能的人，壮志难酬，不得已，只好退而独善其身，做一个安贫知足的“达士”。这组诗表现了诗人从积极入世到消极避世的变化过程。这是封建社会中一个郁郁不得志的有理想有才能的知识分子的不平之鸣。
第一首写自己的才能和愿望，可以看做是这组诗的序诗。开头四句，写自己的博学能文。“弱冠弄柔翰”，是说自己二十岁时就舞文弄墨，善于写作文章了。“卓荦观群书”，写自己博览群书，才学出众。这两句实为互体，意思是说：我二十岁时已才学出众了，不仅善于写作，而且博览群书。杜甫诗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正是由于左思博览群书，才能善于写作，才能“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即写论文以《过秦论》为典范，作赋以《子虚赋》为楷模。《过秦论》，西汉贾谊所作，是其政论中的名篇；《子虚赋》，西汉司马相如所作，为赋中名篇。左思著论作赋以他们的作品为榜样，说明他的见识与才能，颇有自负的意味。
“边城论鸣镝”四句，写自己兼通军事。“鸣镝”乃是战斗的信号。边疆发生战争，告急的文书飞快地传到京城。这里，可能是指公元279年，对鲜卑树能机部和对孙皓的战争。《晋书·武帝纪》：“（咸宁）五年（279）春正月，虏帅树能机攻陷凉州。乙丑，使讨虏护军武威太守马隆击之。……十一月，大举伐吴……十二月，马隆击叛虏树能机，大破，斩之，凉州平。”烽火燃起，诗人虽非将士，可是也曾读过《司马穰苴兵法》一类兵书。他认为自己不仅有文才，而且也有武略，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应该为国效劳。
“长啸激清风”四句，写自己的志气和愿望。诗人放声长啸，啸声在清风中激荡，志气豪迈，东吴哪里放在眼中。他想，一把很钝的铅刀，都希望能有一割之用，自己即使才能低劣，做梦也想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良图”（良好的愿望）。至于什么是诗人的“良图”，“左眄澄江湘”四句，作了具体的回答：消灭东南的东吴，平定西北的羌胡。功成之后，不受封赏，归隐田园。前两句表达的是晋武帝《伐吴诏》中“南夷句吴，北威戎狄”的意思。后两句正是他歌颂的鲁仲连精神：“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就感情言，前者雄壮，后者恬淡，这种错综复杂的感情是统一的，表现了诗人既渴望建功立业，又不贪恋富贵的精神。
还需要提及的是，可以根据“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诸句确定《咏史八首》的写作年代。晋武帝于公元279年（咸宁五年）十一月，大举伐吴，公元280年（太康元年）三月，孙皓投降。于公元279年（咸宁五年）正月，讨伐鲜卑树能机部，十二月，大破之。所以，何焯认为“诗作于武帝时，故但曰‘东吴’。凉州屡扰，故下文又云：‘定羌胡’”。（《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可见《咏史》八首写于公元279年（咸宁五年）之前。
清人刘熙载《艺概·诗概》说：“左太冲《咏史》似论体。”但是，诗人的议论是以形象表现出来的，并不使人感到枯燥乏味。恰恰相反，诗中生动的形象和丰富的感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量。
此诗意气豪迈，情感昂扬，很容易使人想起曹植。曹植诗云：“捐躯赴国难，誓死忽如归”（《白马篇》），“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曹植为国赴难，建功立业的志愿，都被曹丕父子扼杀了，他郁郁不得志地度过自己不幸的一生。左思“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的壮志雄心，被当时的门阀制度断送了，所以，诗人愤怒地向门阀制度提出了控诉。
首联“石与人俱贬，人亡石尚存”从人石俱贬写到石存人亡，一开头就具有强烈的感伤色彩。诗人从“石”入手，自然浑成。石存人亡的衬托，突现了苏轼的不幸。当年，苏轼被贬南方，这块心爱的玩石，随其同往，可谓同病相怜；而如今人去石存，大有人不如石之慨。而赞美“石”质的“坚”与“重”，则暗含诗人对苏轼为人立世之本的钦佩。苏轼一生，在政治上从不因一己之利而朝三暮四，始终坚持独立的品行。石随人贬，一个“俱”字，道尽了当时的世态炎凉。更伤感的是，苏轼所欣赏的雪浪石虽“不闻”而“尚存”，雪浪斋还可重新“葺治”，而石和斋的主人苏轼却再也见不到了，充满了物是人非之感。
中间两联承“石尚存”生发。“坚重质”既是写雪浪石，又是苏轼的象征。苏轼一生爱石，在于石具有“震霆凛霜我不迁”的“节概”，也就是诗人所说的“坚重质”，而苏轼一生在险恶的政治风浪中正具有这种坚重不迁的高贵品质。颈联隐括苏轼《雪浪石》诗和《雪浪斋铭》入诗，写珍惜和复原友人遗物。“满酌中山酒”，是说诗人也要像当年苏轼那样“老翁儿戏作飞雨，把酒坐看珠跳盆”。“重添丈八盆”，是说要重做“玉井芙蓉丈八盆”以盛装雪浪石。珍重友人遗物正表现了思念友人的深厚之情。
尾联承“人亡”。“不归北”，语意双关，既指苏轼卒于常州，又指苏轼鉴于政治原因，决意“不归北”。苏轼本来“已决计从弟之言，同居颍昌”，但行至真州，“颇闻北方事，有决不可往颍昌近地居者，今已决计居常州。”所谓“北方事”是指宋徽宗上台仅一年多，就由调停新旧两党转为再次打击元祐党人。苏轼为“省力避害”，决意留在离京城较远的南方。不料突然卒于常州，失去了同弟弟和老友重见的机会，诗人也只能在遥远的定州为友人招魂而已。
这首诗在写法上别开生面，它睹石思旧，借物写人，以“贬”字领起全篇，以“亡”字，贯穿始终，层层递进，环环入扣，诗中无一“哀”字，而哀情则从隙缝中透露出来。
文章阐说从师求学的道理，讽刺耻于相师的世态，教育了青年，起到转变风气的作用。文中列举正反面的事例层层对比，反复论证，论述了从师学习的必要性和原则，批判了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的陋习，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斗争精神，也表现出作者不顾世俗独抒己见的精神。全文幅虽不长，但涵义深广，论点鲜明，结构严谨，说理透彻，富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全文分4段。
第1段提出中心论题，并以教师的职能作用总论从师的重要性和择师的标准。开篇第一句“古之学者必有师”句首冠以“古之”二字，既说明古人重视师道，又针对现实，借古非今。“必有”二字，语气极为肯定。然后指出师的职能作用是“传道受业解惑”，从正面申述中心论点。接着紧扣“解惑”二字，从不从师的危害说明从师的重要，从反面申述中心论点。最后紧扣“传道”二字，阐明道之有无是择师的唯一标准，一反时俗，将贵贱长少排出标准之外，为下文针砭时弊张本。
第2段批判不重师道的错误态度和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这一段用对比的方法分三层论述。第一层，把“古之圣人”从师而问和“今之众人”耻学于师相对比，指出是否尊师重道，是圣愚分野的关键所在；第二层，以为子择师而自己不从师作对比，指出“小学而大遗”的谬误；第三层，以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作对比，批判当时社会上轻视师道的风气。
第3段以孔子为例，指出古代圣人重视师道的事迹，进一步阐明从师的必要性和以能者为师的道理。这一段开头先提出“圣人无常师”的论断，与第1段“古之学者必有师”呼应，并且往前推进一步，由“学者”推进到“圣人”，由“必有师”推进到“无常师”。举孔子为例加以论述，因为孔子在人们心目中是至圣先师，举孔子为例就有代表性，能加强说服力。由此得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结论，这个结论显然是正确的。这种以能者为师的观点就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观点。
第4段赞扬李蟠“不拘于时”“能行古道”，说明写作本文的缘由。“不拘于时”的“时”指“耻学于师”“惑而不从师”的社会风气。“古道”指“从师而问”，以“闻道”在先者为师的优良学风。从而总结全文主旨，点明主题。
在作者的论说文中，《师说》是属于文从字顺、平易畅达一类的，与《原道》一类豪放磅礴、雄奇桀傲的文章显然有别。但在平易畅达中仍贯注着一种气势。这种气势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因素。
首先是理论本身的说服力和严密的逻辑所形成的夺人气势。作者对自己的理论主张高度自信，对事理又有透彻的分析，因而在论述中不但步骤严密，一气旋折，而且常常在行文关键处用极概括而准确的语言将思想的精粹鲜明地表达出来，形成一段乃至一篇中的警策，给读者留下强烈深刻的印象。如首段在一路顶接，论述从师学道的基础上，结尾处就势作一总束：“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大有如截奔马之势。“圣人无常师”一段，于举孔子言行为例之后，随即指出：“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从“无常师”的现象一下子引出这样透辟深刻的见解，有一种高瞻远瞩的气势。
其次是硬转直接，不作任何过渡，形成一种陡直峭绝的文势。开篇直书“古之学者必有师”，突兀而起，已见出奇；中间批判不良风气三小段，各以“嗟乎”、“爱其子”、“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发端，段与段问，没有任何承转过渡，兀然峭立，直起直落，了不相涉。这种转接发端，最为韩愈所长，读来自觉具有一种雄直峭兀之势。
此外，散体中参入对偶与排比句式，使奇偶骈散结合，也有助于加强文章的气势。
诗题《送李录事兄归襄邓》，李录事，姓名及生平事迹不详，录事是官名，主要掌管总录众曹文簿，举善弹恶。襄邓，即襄州、邓州一带，唐时襄州、邓州均属襄州大都督府管辖这是一首抒情色彩十分浓郁的送别诗。
诗的前四句，主要是追述自己和李录事的不幸遭际，在追述当中，流露出人世沧桑的慨叹。刘长卿是中唐前期的诗人，他的生活时代跨越盛唐和中唐。青年和壮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所谓的开元、天宝“盛世”中度过的。但是处在“盛世”的他，却像一只孤苦无依的小鸟，“岁月蹉跎飞不尽，羽毛憔悴何人问!”(《小鸟篇上裴尹》)为了生计，他曾经四处奔波，这一时期，他积极活动，多次应举，却屡屡失败。安史乱后，他逃奔江南，在乱离之中，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大约到了肃宗至德三年，宰相崔涣“宣慰江南，兼知选举”，诗人才入仕途，被授为长州尉这样一个小官，这时诗人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入仕之后，生活应该稳定下来了吧，但是不久，诗人又连遭贬谪。这时安史之乱尚未完全平定，而南方的地方军又时时兴兵，社会的动乱，人民的流离，个人生活的不幸和仕途上的坎坷遭际，在诗人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弥合的创痕，这种创痕一旦触动，便会引起诗人内心的剧烈疼痛。因此当李录事与诗人天涯别离时，相同的遭际使诗人心中的郁积便倾泻而出了。
“十年多难与君同，几处移家逐转蓬”二句，语言朴素，明白易懂，但感情却极为强烈。天涯别离，诗人该有多少话要说啊! 可是从哪儿说起呢?诗人此时遭贬，身处逆境，很自然地就想起了自己十余年来的坎坷遭际。自己的平生是这样的痛苦，而友人也同样不幸，一腔哀情，难以自抑，便禁不住叹道:十多年来，你和我一样多灾多难，屡次举家迁徒，就像那断了根的蓬草一样，随风飘转。诗人用蓬草随风飘转作比，形象贴切，深刻揭示了诗人和友人在动乱年月里所受的飘零之苦。“白首相逢征战后，青春已过乱离中”，紧承首联，继续展开回忆。在战乱频仍的年代，诗人和友人都在为了生计而四处奔波，相见自然是很不容易的了，乱后相逢，当然也是十分意外的事，这样的相逢当然也使诗人和友人十分高兴; 两人总算在动乱中平安地活过来了。但在高兴之余，蓦然发现对方都已两鬓如霜了，又不禁相对叹息时光易逝，双方的青春已在战乱中悄然逝去了。
这是一首赠友送别诗，诗人从追述二人的共同遭遇着笔，虽未直接言别，但追怀身世的悲愁中却已反衬出离别的痛苦; 同时也为整个诗篇定下了一个感伤的基调。
诗的后四句转入对送别情事的抒写。“行人杳杳看西月，归马萧萧向北风”，对仗极为工整，而 “杳杳”、“萧萧”、“西月”、“北风”等词又构成了一幅悠远萧索的月夜送别图画，融情入景，凄怆感人。友人越走越远，而诗人却久久地注视着西边的月亮，追寻着友人远去的身影，送别归来，诗人行单影只，北风萧萧，归马嘶嘶长鸣，令人倍觉凄凉。“汉水楚云千万里，天涯此别恨无穷。”汉水，即汉江，是长江的最长支流，源出于陕西省西南部宁强县，东南流经陕西南部、湖北省西北部和中部，在今武汉市入长江。李录事去襄邓一带，正是汉水流域，所以这里汉水也有代指友人所去的地方之意。从此以后，诗人和友人天各一方，相去万里，分别之后，也不知何时才能相会，离别之恨，无穷无尽，永难排遣! 诗人至此收束全诗，而悲苦之情，已足以催人泪下了。
这首送别诗，风格平实坦易，对仗工稳整齐，全诗一气贯通，真挚感人。诗人通过离乱现实中的遭际反衬天涯别离的痛苦，表现了诗人和友人的深厚情谊。诗中所写的离乱之苦，反映了动乱现实中人们的痛苦，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因而明代胡应麟在 《诗薮》 中曾称它为 “中唐妙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