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历四月四日或五日为清明节。清明前后正是中春，以后就步入暮春了。清明前后春意盎然是踏青赏春的佳时。吴惟信这首诗描写了清明时西湖美丽的苏堤和游人游春热闹的场面以及游人散后幽美的景色。清明是美的，西湖的清明更美。
《苏堤清明即事》虽短小，容量却大，从白天直写到日暮。春光明媚、和风徐徐的西子湖畔，游人如织。到了傍晚，踏青游湖人们已散，笙歌已歇，但西湖却万树流莺，鸣声婉转，春色依旧。把佳节清明的西湖，描绘得确如人间天堂，美不胜收
首句“梨花风起正清明”诗人点明了节令正在清明。梨花盛开，和风吹拂，时值清明。天气有何等的温暖也不必说了。梨花开在杏花，桃花的后面，一盛开就到了四月。风吹花落，那白白的梨花有的在枝头，有的随风飘落，仿佛是为了清明的祭祀而飘落的。清明时节，人们也忙碌着。
游子寻春半出城。人们游春赏玩，大多数人都出了城来到西湖苏堤上。一个半字点出了出城游玩的人很多。西湖边又是多么热闹。
后两句“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是说，日暮人散以后，景色更加幽美，那些爱赶热闹的人既然不知道欣赏，只好让给飞回来的黄莺享受去了。运用侧面描写， 反映了清明时节郊游踏青的乐趣：“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江南三月正是“梨花万朵白如雪”的季节，青年人结伴出城，踏青寻春，笙笛呜咽，歌声袅袅，微风拂面，杨柳依依，真是“心旷神怡，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写出了西湖风景的优美宜人。
第一首一开头，就以“一粒粟”化为“万颗子”具体而形象的描绘了丰收，用“种”和“收”赞美了农民的劳动。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诗的后两句是说，普天之下，没有荒废不种的土地，劳苦农民，仍然要饿死。
第三句推而广之，描述四海之内，荒地变良田。这和前两句联系起来，便构成了到处硕果累累，遍地丰收的景象。“引满”是为了更有力的“发”。前三句诗人用层层递进的笔法，表现出劳动人民巨大的贡献和无穷的创造力，就使下文的反结变得更为凝重，更为沉痛。丰收了又怎样呢？“农夫犹饿死”，它不仅使前后内容连贯起来了，也把问题突出出来了。勤劳的农民以他们的双手获得了丰收，而他们自己呢，还是两手空空，惨遭饿死。诗迫使人们不得不带着沉重的心情去思索：是谁制造了人间悲剧？答案是很清楚的。诗人把这一切放在幕后，让读者去寻找。这就把矛头直指不合理的社会财富分配制度。
第二首诗，第一句“锄禾海当午”，概括的写出农民从事的活动、时间和天气情况。海当午，是指到了中午，太阳当头照着，是一天最热的时候，诗人没有一般地写农民锄禾如何劳累，而是集中写他与第一句“海当午”紧相呼应。这两句的意思是：夏天的中午，农民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在田里给禾苗锄草松土。由于天气炎热，劳动紧张，农民累得满头大汗，汗水一滴滴落到禾苗下的泥土里。
第三、四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是诗人在抒发感慨。盘，盘子，这里指碗。餐，指饭食。皆，都。意思说：有谁知道碗里的饭，一粒一粒都是农民辛苦劳动得来的呀！言外之意，世上的人们，难道不应该珍惜每一粒粮食、尊重农民的劳动吗？
这首诗语言朴实无华，浅显易懂，但却十分感人，主要原因是借助形象的描述、形象的议论，来揭示生活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描述，细致写烈海下农民田中锄禾;议论，紧紧围绕人人必需的“盘中餐”。而且，诗的前后联系很紧，顺理成章。没有前面两句的描述，后面两句议论就显得空泛，没有根基，没有力量。反之，没有后面的议论，前面的描述也就还停留在表面，意义也就没有这样深刻了。
这两首小诗在百花竞丽的唐代诗苑，同那些名篇相比算不上精品，但它却流传极广，妇孺皆知，不断地被人们所吟诵、品味，其中不是没有原因的。
首先，这两首诗所抒写的内容是人们经常接触到的最熟悉的事情。但是，最熟悉不一定真知道，生活中就有许多熟视无睹的情况，如果一旦有人加以点拨，或道明实质，或指出所包含的某种道理，就会觉得很醒目，很清楚，从而加深了认识。这两首小诗之所以有生命力，就有这一方面的道理。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这个春种秋收的景象大概是人人习见，众人皆知的，然而往往难于像诗人那样去联系社会、阶级而思考一些问题。诗人却想到了，他从“四海无闲田”的大丰收景象里看到“农夫犹饿死”的残酷现实。这一点拨就异常惊人醒目，自然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再如“盘中餐”，这原是人们天天接触，顿顿必食的，然而并没有谁想到把这粒粒粮食和农民在烈海之下的汗水联系在一起。诗人敏锐地观察到了，并凝聚成“粒粒皆辛苦”的诗句。这就给人们以启迪，引人去思索其中的道理，从而使那些不知珍惜粮食的人受到深刻的教育。
其次，诗人在阐明上述的内容时，不是空洞抽象地叙说和议论，而是采用鲜明的形象和深刻的对比来揭露问题和说明道理，这就使人很容易接受和理解。像第一首的前三句，从总体意义来说都是采用了鲜明的形象概括了农民在广大田野里春种秋收等繁重劳动的辛苦。这些辛苦并换来了大量的粮食，该说是可以生活下去的，但最后一句却凌空一转，来了个“农夫犹饿死”的事实。这样，前后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引发读者从对比中去思考问题，得出结论，如此就比作者直接把观点告诉读者要深刻有力得多。再如第二首，作者在前两句并没有说农民种田怎样辛苦，庄稼的长成如何不易，只是把农民在烈海之下锄禾而汗流不止的情节作了一番形象的渲染，就使人把这种辛苦和不易品味得更加具体、深刻且真实。所以诗人最后用反问语气道出“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就很有说服力。尤其是把粒粒粮食比作滴滴汗水，真是体微察细，形象而贴切。
最后，诗的语言通俗、质朴，音节和谐明快，朗朗上口，容易背诵，也是这两首小诗长期在人民中流传的原因。
与后代一些讽谕诗“卒章显其志”的特点相反，作者开宗明义，一开始就用简练的语言，明确说出作诗劝谏的目的和原因。首二句以“上帝”对“下民”，前者昏乱违背常道，后者辛苦劳累多灾多难，因果关系十分明显。这是一个高度概括，以下全诗的分章述写，可以说都是围绕这两句展开的。
对于“上帝”（指周厉王）的“板板”，作者在诗中作了一系列的揭露和谴责。先是“出话不然，为为不远。靡圣管管，不实于亶”，不但说话、决策没有依据，而且无视圣贤，不讲信用；接着是在“天之方难”、“方蹶”、“方虐”和“方懠”时，一味地“宪宪”、“泄泄”、“谑谑”和“夸毗”，面临大乱的天下，还要纵情作乐、放荡胡言和无所作为；然后又是以“蹻蹻”之态，听不进忠言劝谏，既把老臣的直言当作儿戏，又使国人缄口不言，简直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对于“下民”的“卒瘅”，作者则倾注了极大的关心和同情。他劝说历王改变政令，协调关系，使人民摆脱苦难，融洽自安（“辞之辑矣，民之洽矣。辞之怿矣，民之莫矣”）；他为了解民于水火，大胆进言，甘冒风险（“民之方殿屎，则莫我敢葵。丧乱蔑资，曾莫惠我师”）；同时，他又不厌其烦地向厉王陈述“天之牖民”之道，强调对国人的疏导要像吹奏埙篪那样和谐，对民众的提携要像佩带璋圭那样留心；最后他还意味深长地把人民比作国家的城墙，提醒厉王好自为之，不要使城墙毁于一旦，自己无地自容。
作为谴责和同情的汇聚和结合，作者对厉王的暴虐无道采取了劝说和警告的双重手法。属于劝说的，有“无然”三句、“无敢”两句，“无为”、“无自”、“无俾”、“无独”、“勿以”、“匪我”各一句，可谓苦口婆心，反覆叮咛，意在劝善，不厌其烦；属于警告的，则有“多将熇熇，不可救药”、“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等句，晓以利害，悬戒惩恶。这种劝说和警告的并用兼施，使全诗在言事说理方面显得更为全面透彻，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忧国忧民的一片拳拳之心，忠贞可鉴。
在这首诗中，最可注意的有两点：一是作者的民本思想。他不仅把民众比作国家的城墙，而且提出了惠师牖民的主张，这和邵公之谏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相通的，具有积极的进步作用。二是以周朝传统的敬天思想，来警戒厉王的“戏豫”和“驰驱”的大不敬，从而加强了讽谕劝谏的力度。如果不是冥顽不化的亡国之君，对此是应当有所触动的。
至于全词多用正言直说，也使其更具后代谏书的作用，作者心胸之坦荡、感情之激切于此可见一斑。而叠字的多处运用、比喻对照的生动工整等，又使它保持了诗歌的艺术性。这首《板》与另一首《荡》同以讽刺厉王著称后世，以至“板荡”成了形容政局混乱、社会动荡的专用词，其影响之大，不难想见。
这首诗的前半写景，后半抒情。作者从大处落墨，把潞公的居第放在嵩山千重雪、伊浦一片天的壮阔背景中来写，由远及近，描绘了一个依山傍水的宁静庄园，令人神思超越尘俗。后半篇却笔锋突转，撇开隐居生活的进一步刻画而侃然阐发议论，说国之大厦须柱石支撑，文、富等人正是国之栋梁，作者又以渡河为喻，说明他们经邦济世的宏图必得倚仗君王方能实现。但可悲可叹的现实却是：潞公虽曾像萧何一样为君王的左右手，如今却被投闲置散，只能满足于庄园的宴游之乐，此中对神宗深含讽喻。诗中亦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表达了司马光被迫闲居的幽愤心情。
前四句写潞国公庄园的景色。作者采用中国画以写意为主的泼墨笔法，粗线勾勒出了一幅“山沓水匝、树杂云合，”（《文心雕龙·物色》中语）的山水画图。那淡淡的远景是嵩山，山峦重叠的峰顶上覆盖着白皑皑的积雪；那茫茫的一片是伊水，水天相连，浑然一色。画面近处，浓墨点染的是大片平整的土地，矗矗楼台、潺潺清泉镶嵌其间；小溪两旁，柳枝低垂，轻拂水面。远近相宜，虚实相生，浓淡相间，一幅简远恬静的庄园山水图历历在目。置身其间，使人流连忘返。
然而出乎人意料之外，五六句作者笔锋突兀陡转。“国须柱石扶丕构，人待楼航济巨川”两句，耸然挺拔，别开一境，将前四句闲淡平和的气氛拓宕开去，而转以“正肃之气”代之。面对如画的风景，作者却无心观赏，反而勾起了他满腹愁绪、无限心事。那高峭入云的嵩山，如同撑起了苍穹一角；国家这座大厦，也正是需要如嵩山这样刚直有力的柱石来撑扶。那茫茫一色的伊水，深广莫测，人若想到达彼岸，小船独舟是不行的，需凭借楼船才能征服它。这两句承接首联，隐喻国家的治理须依靠大臣之力，而辅弼大臣又须仰仗皇帝的威势才能使自己的政治主张、治国纲领得以实现。此联从前四句淡远的景致中振起，气魄很大，气势很盛，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符合司马光的大臣身份。
正当作者雄心勃勃策划“扶丕构”、“济巨川”之时，历史的阴云却又飘至他的心头。他抚今追昔，又生感慨，笔势又陡然下跌：“萧相方如左右手，且于穷僻置闲田。”当年的名相萧何辅佐汉高祖，曾被视为左右手，殊荣加身，然而终遭猜忌，有人劝他“多买田地，贱贯贷以自污。”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萧何“置田宅必居穷处，为家不治垣屋”。“且”字点出了昔日的萧何、后来的潞国公并包括作者本人在内，买田建馆，投闲置散，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迫于形势，不得不以此自娱消遣。作者把潞国公比作萧何，实际上也是自况，既含蓄地赞扬了潞国公（也包括他自己）的辅君治国才干，又隐隐讽喻了宋神宗如当年猜忌功臣的汉高祖，在“国须柱石”之际，却将得力大臣排斥于朝廷之外。
全诗波澜起伏，感情抑扬有致。前四句写眼前景，笔起云烟，历历如绘，平和匀称。眼前景勾起心底情。五六句触景生情，骤然振起，气势轩昂，情感冲动。结尾又陡然抹倒，历史如彼，现实如此，不尽之意，尽在言外。这并不是出于作者的有意做作，而是由生活的矛盾所决定的。闲散的生活和宏伟的抱负、平静的风景和强烈的感情构成了生活中的巨大矛盾，作者把这个矛盾写出来，就形成了诗中起伏的波澜和抑扬的章法。
《江夏行》与《长干行》写的是同类题材，同样采用女子口吻的代言体形式，两个女主人公的遭遇则有同异。江夏女子的丈夫也在外经商，她的凄苦较多，而幸福的回忆却较少。
江夏女子与丈夫的结合，感情基础较之长干女夫妇似乎薄弱得多。这位江夏女子自幼多愁善感，向往爱情几乎是她惟一的精神生活。她的幻想是“为言嫁夫婿，得免长相思”，不免把爱情问题看得太简单，她还不知道“负心汉”的含义，就委身商贾。殊不如商贾的生活方式特点之一是流动性大，根本不可能“白头不相离”的。
她所委身的这男子，似乎较其他商贾更为重利轻别：“自从为夫妻，何曾在乡土”；“东家西舍同时发，北去南来不逾月。未知行李游何方，作个音书能断绝。”他的去处是扬州，乃是大都会，温柔富贵之乡。同去的人都还知道有个家，唯独他不回来。于是江夏女子痛苦得发疯，心理上发生了变态。她妒嫉一切少妇：“正见当垆女，红妆二八年。一种为人妻，独自多悲凄。”她痛悔昨日的轻信：“悔作商人妇，青春长别离。”
由此看来 ，李白笔下的妇女题材绝非千篇一律，妇女问题在大诗人笔下得到了多角度的反映。《江夏行》与《长干行》彼此是不能替代的。此诗较前诗比兴为少，赋法为主，又运用了五、七言相间的形式，音节上更见灵活多致。不过，大约是即兴创作，较少文字推敲，此诗比《长干行》出语稍易，腔调稍滑，不免在艺术上略逊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