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分为两部分。前八句为第一部分,叙说澶渊之盟以前边民对契丹的抵抗和斗争。后八句为第二部分,写澶渊之盟以后,朝廷软弱无能,使边民的生活更加艰苦。这首诗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开头两句,正是这种形势的真实写照。“家世”句是说家里世世代代都在边地居住,可见时间之久。而在这很长时期中,不仅年年都要防备契丹的侵扰,而且一年之中,时时刻刻都处在战备状态。正是这种长期的战斗生活,培养了边民健壮的体魄和勇武性格,以致孩子还没有长大就已开始练习骑马,妇女们都能弯弓射箭。边民的英武表现在各个方面,作者也会从边民那里听到或看到许多这方面的事例,如果件件罗列出来,就会拖沓冗长,没有重点,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诗中只写儿童妇女的“习鞍马”、“能弯弧”,取材很精。儿童习马,妇女射箭,这在别处是很难见到的,最能体现边民的尚武特点。这个富有典型意义的细节,不仅有着现实的依据,还同悠久的历史传统有关。河北地方,从春秋战国以来,一直是经常征战之地,当地人民,历来就有尚武之风,加之宋朝建国以来与辽国长期对峙,使尚武之风更加发展。孩提妇女都能弯弓射箭,青壮年男子更加骁勇善战。
这样英武的人民,绝不会任人侵侮,下面四句,就写边民对契丹的英勇斗争。“朝夕”表明辽军不仅攻扰须繁,而且出没无常,威胁极大。“蔑如”是说边民对契丹毫不畏惧,根本没有把他们放在眼中,表现了边民的英雄气概。因为契丹经常来犯,边民常常同他们不期而遇,一见之后即互相射杀,双方死伤常常相当。“俱”表明辽军异常凶悍,也体现了边民为保卫国土、保卫自己的和平生活而英勇战斗的精神。
上面虽然讲到残酷的战斗,巨大的伤亡,情调却是高昂的,下面转到澶渊之盟以后,情调就不同了。这次议和是宋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宋朝对辽即完全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了。诗中的“结欢娱”,即指这次议和,这本是统治者的语言,边民引述,是对最高统治者和那帮主和派大官僚的辛辣讽刺。据和约,以后辽帝称宋帝为兄,宋帝称辽帝为弟,表面上“情同手足”,“欢娱”得很。宋朝廷用大量绢、银买得了“和平”,以为可以笙歌太平了;契丹统治者打了败仗,还得到这样丰厚的贡献,是真正得到了“欢娱”;而受苦的却是宋朝劳动人民,这大量的绢银,全都将从他们身上榨取出来。而对于边民说来,他们更要同时向宋、辽两方交纳赋税,遭遇更加悲惨。朝廷既然对辽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边境上的将吏就害怕同辽发生纠纷,便约束边民,不准他们“生事”,实际上就是要边民服服帖帖听凭契丹骚扰,不得反抗。朝廷为了欺骗民众,便把这种妥协求和以求苟安一时的行径,说成是深谋远虑。“远图”本是统治者欺骗人民的话头,诗中用作反话,加以讽刺。诗的最后两句就是“远图”的具体说明。“界河”本来是中原故土,此时却成了宋辽边界,而且由于朝廷的妥协退让,住在界河上的边民,甚至连去界河打鱼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不敢”,不仅是说要遭到辽军的横蛮干涉,还包括宋朝将吏的制止,因为他们害怕得罪辽军。末两句极为悲愤沉痛,是对朝廷的尖锐谴责。
这首诗写法同杜甫的名篇“三别”相同,都是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这样写可以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作品的感染力。诗中把澶渊之盟的前后作为对照,也使得对朝廷主和派的揭露更加深刻有力。欧阳修前期在政治上站在以范仲淹为代表为改革派一边,对辽和西夏主张坚决抵抗,反对妥协。他在庆历三年(1043年)写的《论西贼议和利害状》,就主张对西夏采取强硬态度。这首诗正是这种政治主张的反映。
这是一首记述殷商发迹史特别是歌颂商汤功德的长篇颂诗。全诗七章,每章句数不等,其结构形式与《诗经》大多数篇章整齐的四言体等句分章不同。有韵,又与《周颂》各篇大多无韵不同。其内容以歌颂成汤为主并追述先王功业,并兼及功臣,也与其他祭颂之诗不同。
第一章追述商国立国历史悠久,商契受天命出生立国,所以商国一直蒙承天赐的吉祥。第二章歌颂商契建国施政使国家发展兴盛,以及先祖相土开拓疆土的武功。下章即转入歌颂成汤。第三章歌颂成汤继承和发展先祖功业,明德敬天,因而受天命而为九州之主。第四章歌颂成汤奉行天意温厚施政,刚柔适中,为诸侯表率,因得天赐百禄。第五章歌颂成汤的强大武力可以保障天下的安宁,为诸侯所依靠,因得天赐百禄。第六章歌颂成汤讨伐夏桀及其从国而平定天下。第七章歌颂成汤是上天之子,上天降赐伊尹辅佐他建立功业。
全诗从头到尾贯穿着殷商统治阶级的天命论思想:“君权天授”,他们是天帝的嫡裔,他们立国、开辟疆土、征伐异族、占有九州而统治各族人民,都是奉行上天的意旨,得到天的庇佑;他们建立的新王朝的统治权以及所有的福禄——权力、财富和显赫的荣耀,都得之于天,因为他们是天子及其嫡裔。统治阶级的这种意识形态,是他们建立统治的理论基础。诗中歌颂武功,即暴力掠夺和扩张,如“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敷奏其勇,百禄是总”,统治权和享受的百禄,都来自运用本身强大力量进行的战争。崇尚勇武和战争,为侵略、镇压、掠夺和统治披上“天意”的伪装.正是殷商天命论的实质。
诗中塑造了商王朝创造者成汤的形象。他继续祖业而积极进取,开创新王朝基业。他恭诚敬天,“帝命不违”,奉行天意,“上帝是祗”,因而获得天佑,“百禄是遒”,是忠诚的天之子;他英武威严,战无不克,“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冲锋敌阵,其气势“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既蔑视敌人,英勇无畏,又能采取正确的战略,从而征服天下,是智勇双全的英雄;他又是贤明的执政者,“不竞不絿,不刚不柔”,“圣敬曰跻,昭假迟迟”,励精图治,选贤与能,作诸侯的表率,是诸侯的依靠。《孟子·离娄下》也谈到商汤此人:“汤执中,立贤无方。”“执中”,即指汤“不竞不絿,不刚不柔”而言,是执政的必备品格;“立贤无方”,即“不拘一格”任用人才,指重用伊尹而言,传说伊尹本是奴隶,汤发现了他的才干,予以信任和重用,在伊尹辅佐下汤得以完成大业。诗中歌颂的成汤的这些品格,正是古代奴隶主贵族阶级的理想品格。对于汤,周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也是赞扬的,因为他的品格也是周代统治者的理想品格;不过,他们吸取殷商覆亡的教训,把殷商的天命论加以发展和改造,提出“天命无常,唯德是从”,认为天命不是永久不变的,上天是道德神,仁德爱民才能获得和保持天命不变,因而突出执政者的道德,同时对理想人格也加以丰富和发挥,推动历史前进一大步。这些内容,从《周颂》和《大雅》都可以体会到。
此诗具有史诗的因素,叙述的事件以殷商的史实为基础,同时像各民族上古的史诗一样,吸取了上古的许多神话传说素材,但又根据殷商统治阶级的功利及其意识形态,对神话传说有所取舍和改造。
诗的结构形式并不整齐。在得以保存下来的五篇《商颂》中,这是章句和句式最不整齐的一篇。可能限于流传的版本不全,或资料不足,有所减略或增益,因而全诗叙事和各章内容详略不等。近人也有怀疑此诗有因错简而章次颠倒之处,如张松如《商颂绎释》,就将第四、五两章移为最后两章。
此诗的叙述并不平直板滞,善于运用一些形象的语言,描写较为生动。韵律也较为整齐,除全诗末两句外,句句用韵,每章换韵。在句式上,多用对句,或上下句相对,或双句相对,或章句相对,行文变化多姿,使语言整齐匀称,内容凝炼集中,有较强的节律感,当是中国后世诗词对仗的滥觞。
晖上人的赠诗内容不明,从此诗意推测应是与秋居禅坐有关。因此,这首回赠诗开头从山林的幽静写起。“皎皎白林秋,微微翠山静”,秋居的山林禅院充满了幽寂的禅意。此诗中间两联写景咏物。颔联“禅居感物变,独坐开轩屏”,住在这僧房里感到了景色的变化和季令的推移,由于心绪无比烦乱,不禁打开门扇,独坐沉思幻想起来。这里点出了晖上人的禅悟境界。禅定使人心情平静,从而智慧现前。颈联“风泉居声杂,月露宵光冷”,描绘出一片清幽冷寂的境界,极具诗情画意,也颇具禅意。最后“多谢忘机人,尘忧未能整”二句,感叹世人不能如晖上人般忘却机心,饱受尘世烦扰,实在是无奈又可怜,表达了诗人对晖上人入景清明那种境界的追求。
此诗结构极其精巧。起承转合,自然从容。写景写人,浑融一体。陈子昂还有一首诗《同王员外雨后登开元寺南楼因酬晖上人独坐山亭有赠》,内容与此诗相关,可以互相参照。
这首诗托物言志,以红梅傲然挺立的品格,抒发了自己达观超脱的襟怀和不愿随波逐流的傲骨。
首联用拟人化的手法描写红梅迟开的原因。诗人抓住红梅不畏严寒,在百花过后的冬季才开放这一特点,把红梅比拟为一位内心世界感情十分丰富细腻的美人,它迟迟开放的原因,是因为”怕愁贪睡”,它为什么而怕愁贪睡呢?是因为担心自己象冰一样晶莹美丽的容貌,会不合世俗的时尚,因而以致于而怕愁贪睡;因此它想用贪睡来摆脱忧愁,所以才不与其它百花一样同时开放,而是”独开迟”。因为害怕忧愁而贪恋睡觉,所以才迟迟地独自开放,这都是因为担心自己玉洁冰清的美丽容貌会不合时宜的缘故啊。
颔联则是说在诗人心中,梅一般是玉洁冰清的白色,偶然出现浅浅的象桃杏般的红色,这是红梅因 “怕”、“恐”,而故意妆扮出的一种从众的姿态。所以,一个“故”字,表明红梅之所以如此,是有一种被迫的意味在内,是为了和谐入俗的缘故。然而红梅不畏霜雪的本质是不会因此改变的。梅花毕竟是梅花,依然保存其特有的品格:“尚余”二字用得绝妙,既无心显露,又无可掩饰。在诗人心中,梅就是梅,无论妆成何色,与“桃杏”截然不同。颔联两句将迟起美人与梅融为一体,可见诗人咏物本领之高妙。虽然故意妆扮出了一点浅浅粉红般的桃杏颜色,但是红梅的枝条还是保持了经受霜雪考验后孤独而细瘦劲挺的姿态。
颈联对红梅的内心世界作了进一步的深入探究。意思是梅花外表上虽然呈现出了粉红的桃杏色,但那不过是它刚喝过酒,是“酒晕”浮上了“玉肌”的缘故。因为梅花的内心是喜寒的,它的本质是高洁的。“未肯”,二字表示出了梅的孤傲品格。己经适应了寒冷的心,不愿意随着春天的到来而展示自己的美态;显露出来的一点点浅红的桃杏色,那只不过是酒后泛起的红晕无来由表露在美人玉脂般的面容上罢了。
尾联中“绿叶与青枝”:苏轼《志林》卷十说:若石曼卿《红梅》诗云:“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语,盖村学究体也。”苏轼的意思是批评石曼卿的《红梅》诗,只从“无绿叶”和“有青枝”这一点上来,分辨红梅与桃,杏的区别,确实太简单、太乏味了。这是专求形似,而没有抓住红梅的神韵所在,所以苏轼讥之为“至陋”的“村学究体”。尾联是诗人对前人写梅花的误区发议论。认为认识梅花须从梅花独有的“梅格”,即喜寒凌霜的内在品格或内在精神,来品评。老诗人不懂得梅花的品格所在;怎么能够只从外表有无绿叶与青枝来分辫梅花和桃杏呢?
“春风”二句起调低沉,一开始就给人以掩抑低回之感。春风吹雨已自凄凉,而花枝已凋残矣,风雨仍依旧吹打不舍,景象更为惨淡。“落花无可飞”,写残红满地,沾泥不起,比雨绕残枝,又进一层,表面上写景,实际上渗透着悲伤情绪。两句为全篇奠定了哀婉的基调。
三、四句写雨霁天晴,接理色调应该转为明朗,情绪应该转为欢快。可是不然,词的感情旋律仍旧脱离不了低调。盖风雨虽停,而红日却已西沉。因此凄凉的氛围非但没有解除,反而又被被抹上了一层暮色。
词的下阕,由写景转入抒情,仍从景物引起。“帘半卷,燕双归”,开帘待燕,亦闺中常事,而引起下句如许之愁,无他,“双燕”的“双”字作怪耳。其中燕归又与前面的花落相互映衬。花落已引起红颜易老的悲哀;燕归来,则又勾起不见所欢的惆怅。燕双人独。怎能不令人触景生愁,于是迸出“讳愁无奈眉”一个警句。所谓“讳愁”,并不是说明她想控制自己的感情,掩抑内心的愁绪,而是言“愁”的一种巧妙的写法。“讳愁无奈眉”,就是对双眉奈何不得,双眉紧锁,竟也不能自主地露出愁容,语似无理,却比直接说“愁上眉尖”。艺术性高多了。
结尾二句,紧承“讳愁”句来。因为愁词无法排遣,所以她转过身来,整顿局上残棋,又从而着之,借以移情,可是着棋以后,又因心事重重,落子迟缓,难以应敌。这个结尾通过词中人物自身的动作,生动而又准确地反映了纷乱的愁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