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可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从开头至“意望已过矣”,作者主要叙述了自己三十多年来的历史功绩。首先他叙述了自己早年的志向,他当时虽少年得志,但非知名之士,只想做一个郡守,先在政治教化中树立声誉:因此他在任济南相时,严惩那些贪官污吏,但触犯宦官利益,遭到豪强的反对。
其次,写隐居家乡的生活,政治上初试锋芒却受挫后,曹操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表面上隐居在乡渎书射猎,实际上却是养精蓄锐,等待机会东山再起。同时,表明自己只是希望在讨贼立功中封侯,并未有什么大志或野心,本志有限。再次,叙述自己先后消灭军阀袁术、袁绍、刘表的历史功绩,同时说明自己目前虽身为丞相,但实质远远超越了最初的志向,因此也不会再有更大的野心。
第二部分从“今孤言此”到最后,这部分作者用贤人志十的典故,说明自己既无野心又不让权的苦心,即明本志。“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一句满怀自尊、自负之意,也说明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二如果没有曹操的拥戴,汉家王朝恐怕早已四分五裂了,曹操在维持汉末圈家局部统一当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鲁迅先生就很欣赏曹操的坦率:“曹操自己说过:‘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这句话他倒没有说谎。”(《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曹操首先借齐桓公、晋文公“以其兵势广、大,犹能事奉周摩”。说明他自己定会效法前人忠心侍奉汉室政权, “以大事小”。接着又举乐毅和蒙恬两个历史人物来与自己想比,用意同前。曹操借蒙恬“积信于秦三世”,来表明自己一家也会和蒙恬一样知恩图报,绝不会心存二志。更何况鉴于圣明如周公者.尚留有金滕之书以自明,作者借此再次表明心迹。
然后作者阐明了自己拒绝让出兵权的原因,即出于自身和子孙以及冈家安全的考虑,不愿“慕虚名而处实祸”。明确坚定的语气,显示出作者在关系个人命运和围家安危的原则问题上,没有丝毫的犹豫和含糊。
最后,曹操又以“介推之避晋封,申胥之逃楚赏”的事迹来自省,表示要学习前贤的高风亮节,居功不傲,虽然自己有“荡平天下”的重要功绩.但封兼四县的邑土却受之有愧。因而他准备要让出三县的封地,以表明意向,消除众舆论的攻击之势,显示曹操成熟灵活的政治手腕,给人以谦恭礼让的印象,让县这一举动在政治上可以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这篇文章写得直率洒脱、大义凛然。全文结构安排井然有序,前半部分侧重叙事,后半部侧重“明志” 作者善用典故,用齐桓、晋文说明自己会“尊王攘夷”;乐毅、蒙恬表明自己的忠心耿耿;用介推、申胥说明自己的高风亮节;用周公的《金滕》之书阐明自己的良苦用心,这些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让文章内容充盈。在语言方面,全文直白自然,毫无雕饰之迹,表现了曹操利落而坚定的性格以及处世原则。在原则问题上,绝不妥协;而枝节问题上则可以做出让步,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豪气和见识。
诗歌以对句起兴,在深秋的一个清晨,诗人登上了广陵城楼,纵目远望,浮思遐想。此刻楼高风急,江雾浓重,风雨潇潇。“城上风威冷,江中水气寒”两句写深秋景色,城上冷风飕飕,江中水气寒冷,好一派肃杀景象。诗句晓畅隽永,看似质朴平易不着笔力。诗人借用了《梁书·元帝纪》中“信与江水同流,气与寒风共愤”的典故,恰到好处地抒发了同仇敌忾的豪情与激愤。充分表现临战前的紧张、肃穆、庄严的气氛和将士们的进取、希望和信心。此二句营造一个“风冷水寒”的悲剧氛围,与“风潇潇兮易水寒”一样,给人以慷慨悲壮苍凉激越的感受。诗的三四句写诗人对讨武战争必胜的信心。第三句诗“戎衣何日定”,“何日”意为“总有一天”,以否定式表肯定,必胜之心力透纸背。这句诗借周武王讨伐殷纣王的故事隐喻李敬业讨伐武则天是以有道伐无道,说明“匡复”是正义的,顺应民心、天意的,因此也必定是会胜利的。诗的最后一句,“歌舞入长安”,水到渠成轻松自然地作了结尾,表现出诗人必胜的信念及勇往直前,不成功则成仁的彻底反抗精神和大无畏气概。
这首诗工于用典且浑然一体,增强了诗的深度和概括力。这首小诗,属对工整,语言朴实,音韵和谐流畅。若将此诗的意境分而析之,不难发现,此诗所描述的是“风冷水寒”的清冷之境,而“戎衣歌舞”所体现的却是诗人的满腔热情和雄心,这一“冷”一“热”对比,映衬,赋予了此诗特有的魅力。
首联写天气,统摄全局,极精采。两句诗应连起来读、连起来讲:飘浮的云朵在碧空里你来我往,忙于“议”,“议”什么?“议”究竟是“阴”好,还是“晴”好。“议”的结果怎么样,没有说,接着便具体描写“山行”的经历和感受:“荷雨酒衣湿”,下起雨来了;“鹊声喧日出”,太阳又出来了。浮云议论不定,故阴晴也不定。宋人诗词中往往用拟人化手法写天气,姜夔《点绛唇》中的“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尤有名。但比较而言,王质以浮云“议阴晴”涵盖全篇,更具匠心。
“荷雨”一联承“阴”。先说“荷雨”,后说“酒衣湿”,见得先听见雨打荷叶声而后才意识到下雨,才感觉到“衣湿”。这雨当然比“沽衣欲湿杏花雨”大一点,但大得也有限。同时,有荷花的季节衣服被雨酒湿,反而凉爽些。“蘋风”是从浮萍之间吹来的风,说它“吹袖清”,见得那风也并不狂。雨已湿衣,再加风吹,其主观感受是“清”而不是寒,表明如果没有这风和雨,“山行”者就会感到炎热了。
“鹊声”一联承“晴”。喜鹊喜干厌湿,所以叫“干鹊”。雨过天晴,喜鹊“喧”叫,这表现了鹊的喜悦,也传达了人的喜悦。试想:荷雨湿衣,虽然暂时带来爽意,但如果继续下,没完没了,“山行”者就不会很愉快;所以诗人写鹊“喧”,也正是为了传达自己的心声。“喧”后接“日出”,造句生新:“喜鹊喧叫:‘太阳出来了!’多么传神!“鹊声喧日出“,引人向上看,由“鹊”及“日”;“鸥性狎波平”引人向下看,由“鸥”及“波”。鸥,生性爱水,但如果风急浪涌,它也受不了。如今雨霁风和,“波平”如镜,鸥自然尽情玩乐。“狎”字也像“喧”字一样用得很精彩,“狎”有“亲热”的意思。也有“玩乐”的意思,这里都适用。
像首联一样,尾联也用拟人化手法,其区别在于前者正用,后者反用。有正才有反,从反面说,“山色不言语”,从正面说,自然是“山色能言语”。惟其能言语,所以下句用了个“唤”字。刚经过雨洗的“山色”忽受阳光照耀,明净秀丽,“不言语”已能“唤醒三日醒”;对于并未喝酒烂醉的人来说,自然更加神清气爽,赏心悦目。
以“山行”为题,结尾才点出“山”,表明人在“山色”之中。全篇未见“行”字,但从浮云往来到荷雨湿衣、蘋风吹袖、鹊声喧日、鸥性狎波,都是“山行”过程中的经历、见闻和感受。合起来,就是所谓“山行即事”。全诗写得兴会淋漓,景美情浓,艺术构思也相当精巧。
开篇词人即提到“汉中”,除了因为汉中是张仲固要去的地方之外,还因宋高宗即位之初,李纲等人就主张在此地建立行都,出击金军。作者满怀一腔报国之志,一生都渴望光复故土,洗去被金军侵略的耻辱,所以一提到汉中,他便自然地联想到汉朝基业的建立。“想剑指三秦,君王得意,一战东归。”追忆了刘邦当年从汉中率军出发,直指关中,把踞守关中的秦的三将章邯、司马欣和董翳相继击溃的往事。那是多么高明的战略决策,多么令人羡慕的战果,而那又全都是多谋善战的汉初三杰的贡献。“追亡事,今不见”词人的笔锋由历史的回顾转向眼下的现实。这段历史趣事和刘邦帝业联系在一起,尽管时移世变,也没有冲淡人们美好的记忆。然而如今的雄豪意气何在?这里词人借用唐代李峤《汾阴行》的诗句:“世事回还不可测。昔时青楼对歌舞,今日黄埃聚荆棘。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不见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借古是为了喻今,当时偏安的朝廷,屈辱求和,国势日衰,没有一点振奋作战的气象。词人面对着眼前的剩山残水,怎能不使他感伤落泪呢!“胡尘未断”和“塞马空肥”,既写出严重的民族危机,又抒发报国无路的悲愤。词人追忆刘邦充满荣光的战斗历程,无奈如今的朝堂却是一派文恬武嬉,国势衰微,萎靡不振。大好河山看似依旧,其实早已被金军的铁骑踏遍。看着敌骑在南宋的疆土上肆意驰骋,像词人这般怀有一腔报国之志的血性男儿,又岂能无动于衷。
下阕开头“一编书是帝王师”,用张良佐汉的故事,与篇首回应。下句“小试”二字微讽。既是“帝王师”,为什么不大用,而只“小试”呢?但又是双解。小试之后,必有大用。“更草草离筵,匆匆去路,愁满旌旗”,词人心中对友人的不舍随着分别时刻的临近而越来越深。以“更”字领起,纵笔直抒,沉恨离愁,尽吐纸上,充分揭示出别离时的愁苦心境。“愁满旌旗”一句,言无知的旌旗也会染上他俩的别愁,写离情最独到。“君思我,回首处,正江涵秋影雁初飞”,作者当时也已经接受改任知隆兴府,兼江南西路安抚使之命,很快就要去江西赴任。当张仲固抵达汉中,回首思念今日为他践行的人时,辛弃疾早已离开此地,到达南昌了。“安得车轮四角,不堪带减腰围”,离别在即,词人满腹离愁无法化解,真希望车轮能在一夜之间生出四角,使张仲固因无法离开而多停留几日,可是这又怎么可能呢?分别之后,思念定会让作者变得更加消瘦。以上两句,一句从对方思念自己着笔,以“江涵秋影雁初飞”的成句,写孤独的友人望雁寄情之貌,寓情于景;一句从自己思念友人出发,以“车轮四角”写留别苦情,“带减腰围”写别后相思。
本篇结构颇为紧凑。例如上片只有两层意思,其问以“今不见,但山川满目泪沾衣”过渡,既感慨再也见不到汉初风云际会,君臣相得的盛况,又痛惜眼前山河分裂、神州陆沉的现状。这样,就使怀古与伤今浑然联成一体,可以全面地表达词人炽烈的爱国之情。下片在结构安排上也有相似之处,即从张仲同写起,以“回首处”二句过渡,接写作者的愁怀。其次,本篇语言也颇为精练(这包括运用古人的现成诗句)。例如“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原是唐代李峤的诗句,但词人却能翻出新意,一扫原诗物是人非、富贵易失的消极情绪,用来描绘爱国志士目睹故国山川、热泪纵横的情景,恰到好处,足见作者驾驭语言的高度能力。
历史故事“荆轲刺秦王”,历代都有名人歌咏。晋代左思作有《荆轲饮燕市》,借歌咏荆轲以抒发对豪门权贵的蔑视;晋代陶渊明作《咏荆轲》,以诗的形式不仅再现了当年荆轲刺秦王的悲壮经过,而且以“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表明自己的叹惋颂赞之情;而柳宗元作的这首《咏荆轲》内涵更为丰富,作者用具有高度概括性和巨大包容性的语言成功地描述了这一重大事件的错综复杂的情节,精心制造了一个接一个的高潮。特别是绘声绘色地描写了荆轲临行时的悲壮场面和刺秦王的紧张激烈场面,生动体现出荆轲的勇敢、真诚、刚毅、愚狂的性格特征,从而使荆轲的形象跃然于纸上。而此诗的新意更在于诗人对荆轲作出了“勇且愚”的评价。秦国虐待作为人质的燕太子丹,杀戮樊於期的父母宗族,特别是秦军滥施武力,任意侵凌其他国家的种种暴行,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对于像荆轲那些抵抗强秦,进行自保的人和事,则应给予一定的同情和颂赞;但是,对秦王采取暗杀等恐怖手段,不能不说是一种愚蠢而又危险的行径。因为这类行径无论如何不会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诗人对荆轲刺秦王这一愚昧盲动之举,表示了深深的叹惋。燕太子丹错误地将燕国的命运完全寄托在荆轲一人身上,诱使荆轲充当牺牲品,而荆轲却乐于效法古人,铤而走险,终于丧命,这是历史的悲剧。其实,荆轲即使能杀死秦王,也不能迫使秦国退还侵占各国的土地,从而挽救大势已去、行将灭亡的六国。
唐代侠风犹盛,安史之乱后,皇室与强藩之间矛盾剧烈,借刺客之手除掉对方阵营中的要人一时成了热门话题与首选的手段。此诗即反映了柳宗元对这种政治上的短视与盲动的轻蔑,也表达了作者在国家统一上排斥“诈力”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