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平定后，杜甫羁旅蜀地，不能及时返乡，当诗人为乡情所苦、愁思百结的时候，看见队队大雁向北归飞向中原地带，诗人想到大雁一年一度地回到故乡，而自己却多年滞留异地，不禁愁思缕缕。此诗寄托了深切的乡思感情，并流露出对朝廷的系念和对国事的关心。全诗情景交融，构思精巧，先赋后兴，独具特色。
“东来万里客，乱定几年归？”点明了时间和客居情况，表达急切渴望回归故乡的心情。安史之乱以后，八年来，杜甫带着一家老小背井离乡，从长安、洛阳、秦州辗转流离到四川成都。诗中“东来”二字亦作“春来”。这年初春，他在川北的阆州飘泊时，就已经作好了准备，打算由水路下渝州出峡，以便回河南老家。但由于老朋友严武第二次到成都任东西川节度使，邀请杜甫到成都，于是打消了出峡的念头，举家重新迁回成都草堂居住。“万里客”三字，饱含着经年奔波的凄楚况味和浓烈的乡思之情。此时，安史之乱已经平息，按说应当回家了。他在不久前写的“生平第一首快诗”（浦起龙语）《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就满怀激情地表示过：“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如今又来到成都，早就萦绕于怀的回乡之愿，不知要到何年才能实现？一个问句，表现了诗人渴望回乡而不能的急迫心情。
正当诗人为乡情所苦、愁思百结的时候，一队队大雁正从滨临锦江的成都上空，高高地向北归飞。“高高”有自由自在、畅通无阻之意。大雁北飞之地就是中原地带，它既是作者故乡的所在地，也是唐王朝中央政权的所在地。诗人想到大雁一年一度地回到故乡，而自己却多年滞留异地，不禁愁思缕缕。
这首诗短小精悍，含义隽永，余味无穷。这原因，一方面是诗人将自己的一片真情，融于字里行间，在平易朴实的语言里，蕴含着强烈的激情。另一方面，写归雁的诗，往往都是先从大雁本身着笔，然后再抒发议论，然而这首诗却是先写思归的心情，一开始就直抒胸怀，先给读者一个思乡的强烈印象，然后再将描写的笔触对准空中的大雁，让生动的形象去充分体现作者的思想，给人以具象化的感觉，先赋而后兴。
不仅使情景交融，也使思乡恋国之情表达得更为强烈，更为深长。另外，在绝句格式上，这一首采用了对起散结的方式。盛唐绝句重散行，四个散句起承转合，句与句之间不讲究对偶。而此诗一、二句用了对偶。后两句用散句，又纯任天然。这样，在形式上把精巧与自然二者有机结合起来，读来节奏优美，“神味高远”（浦起龙语）。杜甫“常常把绝句作为遣兴手段，即兴漫成，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形式上有意识进行多种尝试。”（周啸天《唐绝句史》）从这首五言绝句中，也可以看出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态度。
借牛郎织女的故事，以超人间的方式表现人间的悲欢离合，古已有之，如《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曹丕的《燕歌行》，李商隐的《辛未七夕》等等。宋代的欧阳修、张先、柳永、苏轼等人也曾吟咏这一题材，虽然遣辞造句各异，却都因袭了“欢娱苦短”的传统主题，格调哀婉、凄楚。相形之下，秦观此词堪称独出机杼，立意高远。
这是一首咏七夕的节序词，起句展示七夕独有的抒情氛围，“巧”与“恨”，则将七夕人间“乞巧”的主题及“牛郎、织女”故事的悲剧性特征点明，练达而凄美。借牛郎织女悲欢离合的故事，歌颂坚贞诚挚的爱情。结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最有境界，这两句既指牛郎、织女的爱情模式的特点，又表述了作者的爱情观，是高度凝练的名言佳句。这首词因而也就具有了跨时代、跨国度的审美价值和艺术品位。 此词熔写景、抒情与议论于一炉，叙写牵牛、织女二星相爱的神话故事，赋予这对仙侣浓郁的人情味，讴歌了真挚、细腻、纯洁、坚贞的爱情。词中明写天上双星，暗写人间情侣；其抒情，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倍增其哀乐，读来荡气回肠，感人肺腑。
词一开始即写“纤云弄巧”，轻柔多姿的云彩，变化出许多优美巧妙的图案，显示出织女的手艺何其精巧绝伦。可是，这样美好的人儿，却不能与自己心爱的人共同过美好的生活。“飞星传恨”，那些闪亮的星星仿佛都传递着他们的离愁别恨，正飞驰长空。
关于银河，《古诗十九首》云：“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盈盈一水间，近咫尺，似乎连对方的神情语态都宛然目。这里，秦观却写道：“银汉迢迢暗渡”，以“迢迢”二字形容银河的辽阔，牛女相距之遥远。这样一改，感情深沉了，突出了相思之苦。迢迢银河水，把两个相爱的人隔开，相见多么不容易！“暗渡”二字既点七夕题意，同时紧扣一个“恨”，他们踽踽宵行，千里迢迢来相会。
接下来词人宕开笔墨，以富有感情色彩的议论赞叹道：“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一对久别的情侣金风玉露之夜，碧落银河之畔相会了，这美好的一刻，就抵得上人间千遍万遍的相会。词人热情歌颂了一种理想的圣洁而永恒的爱情。“金风玉露”用李商隐《辛未七夕》诗：“恐是仙家好别离，故教迢递作佳期。由来碧落银河畔，可要金风玉露时。”用以描写七夕相会的时节风光，同时还另有深意，词人把这次珍贵的相会，映衬于金风玉露、冰清玉洁的背景之下，显示出这种爱情的高尚纯洁和超凡脱俗。
“柔情似水”，那两情相会的情意啊，就像悠悠无声的流水，是那样的温柔缠绵。“柔情似水”，“似水”照应“银汉迢迢”，即景设喻，十分自然。一夕佳期竟然像梦幻一般倏然而逝，才相见又分离，怎不令人心碎！“佳期如梦”，除言相会时间之短，还写出爱侣相会时的复杂心情。“忍顾鹊桥归路”，转写分离，刚刚借以相会的鹊桥，转瞬间又成了和爱人分别的归路。不说不忍离去，却说怎忍看鹊桥归路，婉转语意中，含有无限惜别之情，含有无限辛酸眼泪。回顾佳期幽会，疑真疑假，似梦似幻，及至鹊桥言别，恋恋之情，已至于极。词笔至此忽又空际转身，爆发出高亢的音响：“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秦观这两句词揭示了爱情的真谛：爱情要经得起长久分离的考验，只要能彼此真诚相爱，即使终年天各一方，也比朝夕相伴的庸俗情趣可贵得多。这两句感情色彩很浓的议论，成为爱情颂歌当中的千古绝唱。它们与上片的议论遥相呼应，这样上、下片同样结构，叙事和议论相间，从而形成全篇连绵起伏的情致。这种正确的恋爱观，这种高尚的精神境界，远远超过了古代同类作品，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这首词的议论，自由流畅，通俗易懂，却又显得婉约蕴藉，余味无穷。作者将画龙点睛的议论与散文句法与优美的形象、深沉的情感结合起来，起伏跌宕地讴歌了人间美好的爱情，取得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南朝文士，多有戏美姬、咏歌舞之作，此类诗作，大抵都以秾丽的词藻，描写女子的颜色、服饰、歌姿、舞态，往往流于浮艳轻靡。梁代诗人王暕，虽未能免俗，也有《咏舞》之作，但在艺术表现上，这首小诗却别出机杼，不落窠臼。
摈弃人物的外形摹写，着重从动态中传其神，达其情，是此诗构思上的创新之处。诗的一二两句，以极简炼的笔墨，运实入虚，烘托出舞者的精湛舞技。古谚云：长袖善舞。作者只从绮袖入手，着一“回”字，则双臂的舒展自如，躯体的回旋若飞，已宛然可见。高堂华屋之中本无风，是轻捷蹁跹的舞步，是急速飘舞的裙裾，使平地竟自生风。“从风回绮袖”，读者似乎听到那忽忽的风声，看到那长袖交横、绮罗焕彩的婀娜舞姿。花钿（tián田），是用金玉珠翠制成花朵形的头饰。花钿之转，在于云鬟之转，云鬟之转又在于头部和全身之转。“映日转花钿”，灿烂的阳光透过玉户绮窗，映照着忽左忽右、忽高忽低的花钿，珠玑生辉，光彩夺目。只须稍加想象，即生眼花缭乱之感。二句无一字正面描写如何举手投足，只从袖、钿等处着墨，而舞者之神气已毕现。另外，十个字中连用四个动词，亦造就了强烈的急速的律动感，使画面真有“歌舞场”之生气。
如果说前二句着重从动态中传神，那么，后两句便是通过舞蹈与音乐的协调相应来达情。柱，是瑟筝等弦乐器上赖以支弦的木制码子。柱近则弦紧，故称促柱。危，本为高峻貌，此处用以形容音节急促，故危弦意同急弦。“同情依促柱，共影赴危弦。”前一句谓舞女之情与乐曲所表达的情感相应相通，用现代术语说，即是舞蹈语汇与音乐语汇和谐一致，揉为一体。后一句谓舞女的舞姿充满了乐曲中的激越感，连她地上的影子似乎也受了感染，有了活跃的生命，随着她一起昂扬激奋。“依”，见出女子随着乐曲的情感起伏、节奏变化而改变舞姿，调整动作，一字中包蕴了变化无穷的万千舞态。“赴”，则舞者轻盈优美、飘飘欲仙的美好身影，使读者可触可见。这二字凝炼精警，皆从虚处传神。至此，一个丰姿绰约、舞技高超而又感情丰富、善解音律的舞女形象，遂栩栩如生地出现在读者眼前了。
此诗在表现手法上遗貌取神，无所藻饰，一洗脂粉香和珠宝气，表现出了可贵的创造精神。与那些靡靡之声相比，诗此可算得上清音雅曲了。
《公子行》，是唐代专写纨绔子弟浮华生活的诗题。这首是揭露贵家公子在春游中，纵马踏坏麦苗的恶劣行为。首二句描写贵公子穿上比彩霞还鲜亮的锦衣，一大早就兴致勃勃地骑马去野外春游。字里行间明显地透露出其人的豪华与权势。诗人运用对比反衬的艺术手法，以彩霞失色来反衬“锦衣”的华丽，可见其家世之贵显，生活之豪奢了。“锦衣红夺”，一个“夺”字，表现出锦衣色彩的鲜艳。
后两句即紧切公子的身份来揭露其骄纵行为。“不识农夫辛苦力，骄骢踏烂麦青青。”“骄骢”，是骄纵不驯的马。“骄”，指马骄，亦指人骄。一个“不识”，一个“骄骢”，活画出了愚蠢而又骄横的权豪子弟的丑恶形象。
唐末颜仁郁的《农家》诗写道：“夜半呼儿趁晓耕，羸牛无力渐艰行。时人不识农家苦，将谓田中谷自生。”“不识农家苦”的正是那些游手好闲的贵族子弟。他们过的是锦衣玉食的寄生生活，哪里懂得农民的辛苦和稼穑的艰难，所以他们只顾在田野上纵马狂奔，兜风赏景，全然不顾地里的庄稼，把踩烂麦苗视作儿戏。“不识农夫辛苦力”，这句诗看似平平，其实，这正是剥削阶级轻视劳动人民的表现。诗句非常切合贵族子弟的身份特点，也很能发人深思。
唐末五代时期，统治者极其荒淫腐朽，娇惯子女的现象极为严重。据说诗僧贯休曾当着蜀主王建及其大臣的面，讽刺王孙公子“稼穑艰难总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少年行》）孟宾于的这首《公子行》，则是从另一个侧面鞭挞了他们为害农民的行为。
在艺术方面，这首诗也有一些值得称道的地方。踩坏麦苗，看来是寻常的事情。但这里所反映的并不是一般无意中踩着庄稼，而是贵族子弟随意践踏民田的行为。诗人将“踏烂麦青青”放在权豪子弟放荡游乐的背景上来表现，其害民的性质就愈加昭彰，揭露也更显得鞭辟入里。
在古人心目中，“经”是至高无上的圣贤之教，而诗词则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末艺”，两者不可相提并论。然而，性格豪放不羁、富于创新精神的辛弃疾，却偏要突破这些清规戒律，将二者融于一体。辛弃疾的这首《踏莎行》，便是集经句而成的一首佳词。
此词上片开篇“进退存亡”，语出《易·乾·文言》，是说只有圣人才能懂得并做到该进则进，该退则退，该存则存，该亡则亡，无论是进是退、是存是亡，都合于正道。“行藏用舍”，则是对《论语·述而》载孔子语“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云云的概括。即是说，倘若受到统治者的信用，就出仕；倘若为统治者所舍弃，就隐居。“小人请学樊须稼”，亦用《论语》。该书《子路》篇载孔门弟子樊须请学稼，孔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种菜），孔子曰：“吾不如老圃（菜农）。”樊须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以上三句实际表达的是一个意思，即自己现在既不为朝廷所用，那么不妨遵循圣人之道，退居田园，权且做他一回“小人”，效法樊须，学稼学圃。接下去“衡门”二句，着重写自己归耕生活的乐趣。上句出《诗经·陈风·衡门》。“衡门”，谓横木为门，极其简陋，喻贫者所居。“栖迟”，犹言栖息、安身。此系隐居者安贫乐道之辞，词人不仅用其语，且袭其意。下句则出《王风·君子于役》，谓太阳落山，牛羊归圈。诗的原文是思妇之辞，以日暮羊牛之归反衬征夫之未归，词人却借此来表现田园生活情调。要而言之，上片主要讲自己归隐躬耕不仅合乎圣贤之道，而且恬静可喜。为另一层次，紧承上文，进而抒写归耕后的自适其乐。
此词下片笔锋一转，用反对“学稼”的孔夫子，来进一步说明耕稼之乐。“去卫灵公”一句，又用《论语》。据《卫灵公》篇载，灵公问阵（军队列阵之法）于孔子，孔子答曰：“俎豆（礼仪）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尝学也。”明日遂离卫而去。按《史记·孔子世家》，灵公问阵、孔子去卫，事在“遭桓司马”之后。作者这里将“去卫灵公”句置于前，可能与《史记》不属于“经”，用此与题例不合有关。“遭桓司马”，见《孟子·万章上》。“桓司马”即桓魋，时为宋国的司马，掌管军事。孔子不悦于鲁、卫，过宋时“遭宋桓司马将要（拦截）而杀之”，不得不改换服装，悄悄出境。“东西南北之人也”一句，为《礼记·檀弓上》所载孔子语，盖谓己周游列国，干谒诸侯，行踪不定。这里故意用孔子一意从政但却四处碰壁的故事，以引出下文所要表达的意思。“长沮桀溺耦而耕，丘何为是栖栖者？”这两句亦全用《论语》。上句出自《微子》篇，长沮、桀溺两人各持一耜，并肩而耕，孔子路过其傍，命弟子子路向他们询问渡口何在。桀溺对子路说：天下已乱，无人能够改变这种状况。你与其跟从“避人之士”（远离坏人的人，指孔子），不如跟从“避世之士”（远离社会的人，指自己和长沮）。下句则出自《宪问》篇，是微生亩对孔子说的话。这两句意思很明显，即孔子那样忙忙碌碌地东奔西走，不如像长沮、桀溺那样隐居来得逍遥自在，从而进一步突出词人自己陶陶然、欣欣然的归耕之乐。
从表面上看，这首词充满了对大圣人孔子的讽刺和挖苦，是对孔圣人的“大不敬”。而实际上，那执着于自己的政治信念、一生为之奔走呼号而其道不行的孔子，实是词人归耕前之自我形象的写照。讪笑孔子，正所以自嘲也。其中蕴含着对于世路艰难的沉重叹慨，对于自己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无比惆怅与愤恨。所以词中讽刺孔子，正突出了孔子的伟大形象。
从集句的角度来分析，这首词也有许多独到之处。此词“东西”“长沮”二句天生七字，不劳斧削：“衡门”“日之”二句原为四言八字，各删一字，拼为七言，“丘何”句原为八字，删一语尾助辞即成七言，亦自然凑拍。通篇为陈述句式，杂用五经，既用经文原意，又推陈出新，音调抑扬，浑然一体，实是词中不可多得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