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渔父》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最早认定为屈原作的,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楚辞章句》是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的《楚辞》的基础上作注。在《楚辞》中,《渔父》已作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据此,则认定屈原作《渔父》,又可上推至刘向时。后世认同屈原作《渔父》,影响较大的有南朝梁代萧统编的《昭明文选》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但此说漏洞颇多。从外证来说,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引述《渔父》文字时,只是作为行文的一部分,而并非作为屈原的原作转引。王逸《楚辞章句》在明确指出“《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之后,又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则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楚人”。从内证来说,《渔父》中的屈原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以下当是赴湘自沉的一幕,似不可能再有心绪用轻松的笔调续写“莞尔而笑”的渔父。何况全文采用第三人称,亦与屈原作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故近人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郭沫若说:“《渔父》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屈原赋今译》)按之作品的实际,这一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
在第一部分中,屈原开始露面。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时间是在“既放”之后,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地点是在“江潭”、“泽畔”,从下文“宁赴湘流”四字看来,当是在接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泽畔;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文中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在这部分中,渔父上场,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一问屈原的身份:“子非三闾大夫与?”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官名),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何故至于斯?”落魄到这地步,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由此一问,引出屈原的答话,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即自己与众不同,独来独往,不苟合,不妥协。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针对屈原的自是、自信,渔父提出,应该学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榜样,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淈泥扬波”、“哺糟歠酾”,走一条与世浮沉、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他认为屈原不必要“深思高举”,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渔父是一位隐者,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老子》)庄子说:“虚而委蛇。”(《庄子·应帝王》,后世成语作“虚与委蛇”)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他所标举的“圣人”,指的正是老、庄一类人物。儒家的大圣人则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坚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九歌·橘颂》)的高尚人格的屈原,对于渔父的“忠告”当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义正辞严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以“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两个浅近、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两个反问句,表明了自己“宁赴湘流”,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屈原在《离骚》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中的屈原,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司马迁将《渔父》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当也是有见于所写内容的真实性,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
全文的最后一部分,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渔父“莞尔而笑”,不再答理屈原,兀自唱起“沧浪之水清兮”的歌,“鼓枻而去”。这部分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屈原不听他的忠告,他不愠不怒,不强人所难,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他唱的歌,后人称之为《渔父歌》(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第八十三卷将此歌作为《渔父歌》的“古辞”收入),也《沧浪歌》或《孺子歌》。歌词以“水清”与“水浊”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所谓水清可以洗帽缨、水浊可以洗脚,大意仍然是上文“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意思,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
最后这一部分,不见于《史记》屈原本传中。从全篇结构来说,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渔父无言而别、唱歌远去的结尾,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不少研究者认为《渔父》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但从全文的描写、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贬抑渔父的意思。《渔父》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而与此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从文学上溯源,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渔父》。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对屈原与渔父的感情倾向孰轻孰重,倒不妨认为他比较倾向于作为隐者典型的渔父。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前人说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文体演变史上,《渔父》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
此篇与《记游松风亭》作于同时同地。这是一篇写得非常优美的游记,描述自己和小儿子苏过泡温泉和游览佛迹院的一天经历,表达了东坡清素的闲情逸致,以及随遇而安、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此文叙次井然,寥寥数语,描景物如画,详略得当,情景交融。
文章开篇简洁交代了游览的时间和地点后即展开具体的描写。首先写白天游览所见,主要写了温泉、悬瀑和佛迹三景,描写时抓住了三景各自的特色。
写温泉,着眼于水温之高:“热甚,其源殆可熟物。”因为二人均在其中洗过澡,故体会甚为真切。写悬瀑,着眼于它的形态,由于瀑布高达百仞,悬瀑下的山岩有八九层凹曲,每个凹曲处都形成一个水潭,而“深者缒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通过深潭的描写进一步显示了悬瀑水冲击力之大;最后写悬瀑倾泻时“雪溅雷怒,可爱可畏”,虽然只用了八个字,但把悬瀑的形态、颜色、声势和游人的感受都写到了,精练至极写佛迹,着眼于它的数量之多:“水崖有巨人迹数十,所谓佛迹也。”
接着写夜游所见,主要写山烧和到江心划船的情景。写山烧虽只用了“火甚”二字,但那火光熊熊的景象写的十分逼真:写“击汰中流”的情景虽只用了“掬弄珠璧”四个字,但那江月倒映水中的美丽姿态和父子二人捧水弄影的幽雅情趣皆盎然于纸上。
最后简写回家后饮酒、进食、醉态、失眠和写作本文的情况,作为文章的结束。
这篇游记,全文不过一百四十字左右,却把白水山一带主要的景观和这些景观的特色都逼真地写了出来,还记了一整天的游览过程,写出了游人的情趣,十分精练喜人,由此可以看出苏东坡文字技巧的娴熟高明。
上片写词人游览雨岩见到的景色。第一句“溪边照影行”,是点题,写游人;第二句“天在清溪底”,写清溪和蓝天;第三句“天上有行云”,写行云;第四句“人在行云里”如同电影中的定格,总写溪、人、云,展示了水底的一个画面。作者在这里所描写的人、天、云都不是实体,而是水中的倒影。清清的溪水,不但是雨岩的优美景色之一,而且也成了词人摄取这张风景小照的胶卷。游人的身影、碧蓝的天空、飘动的浮云,都通过清清的溪水映现出来。“人在行云里”这样神奇美妙的景象,真可谓巧夺天工,不但使描写的景物高度集中,而且意境更为清新活泼,整个画面非常生动,所描写的景物,全部处在变化之中,溪水自然是流动的,游人漫步岸边——“影行”,白云飘转空中——“行云”,这就使画面充满了动感,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
如果说上片的写景,重在刻画形象的话,那么这个下片的抒情,则是着力描绘声音。哗哗的流水,飘荡的上声,不仅使寂静的山谷增添了生气,也为上面的图画配上了音乐。
清人沈祥龙《论词随笔》说:“词贵藏于内……于言外有所感触。”蓦然读去,这首词意境优美,静中有动的图画,配着富于形象的上声与音乐,平易通俗、流畅自然的语言,也令人赞叹不绝。但仔细咀嚼,就会发现:作者把辛酸的感触,藏在迷人的画面背后;把满心的苦闷,融于优美的乐律之中。题目中的“独”字,已经为全词规定了基调,透露出苦闷的气息。下面的内容,自然全都围绕“独”字展开,所以起拍第一句就是“溪边照影行”。这一画面里,只有一个倒映在水中的人影,点出了“独游”,而比“独游”更深刻,因为它渲染出一种悲凉的气氛。
在这特定的氛围里,那清清的溪水,蔚蓝的天空,飘动的白云,这些美好的景物,也染上了凄凉冷清的色彩,成为词人表达孤独之感的衬景。“人在行云里”,不止是倒影交织的画面,也写出了词人不苟随世俗的决心和孤傲清高的品格,暗写了自己遭受打击的原因。内心澎湃的激情和遭受压抑的苦闷,终究是掩遮不住的,“高上”正是词人内心感情的流露和发泄。然而,并没有人能理解他,与他相和的,只是空谷里的溪水。词人的“独”唱,同哗哗的水声,从声音方面渲染了凄凉忧伤的气氛。这种“高山流水少知音”的感慨,是他内心苦闷的表现;而这种“曲高和寡”的情景,正是他收复中原的主张不能得到采纳的写照。那幽深寂静的山谷,那溪水漂浮的残花,不能不说带有象征意义。所以,这首词表面上是记游,描写水光山色,实际上处处贯注着词人愤激的感情,表现了词人遭受排挤、闲居家乡、有志难伸的苦闷和寂寞,也反映了他对时局的不满和对国事的关心。他热爱大自然的风光,又不忘怀于世事,正表现了词人退居时期的内心矛盾,说明他并没有因自然风光的优美而陶醉、而颓废。
这首词通过记叙独游雨岩的情景,抒发了遭受打击、闲居乡里的苦闷,反映了作者内心的不平和对国事的系念。同时,这首词构思新颖,剪裁精妙。题为“独游雨岩”,作者就在“独”字上作文章,上片写“形”独,下片写“声”独。随即带出了雨岩的优美景色,如清溪、蓝天、行云、山谷等。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意境清新自然而又沉郁,景愈美,愈可反衬出词人的不平与愤懑。语言通俗流畅,以虚写实,虚实结合,高度集中。所有这些都显示出了这首词的高度艺术性。王国维《人间词话》称:“幼安之佳处,在有性情,有境界。”于此可见。
清代乾嘉时期岭南的著名诗人和画家黎简,有诗云:“七十二峰倒江水,俯见峰尖插天底;一舟天上棹海松,回合三万寒虬龙。”其构思与辛词同,可见辛词影响之远。
诗用乐府体,用第一人称写,选取了陷身金虏的一位妇女的经历及行事,表现广大金统治区宋遗民不屈服金人统治,渴望能得到解放、脱离苦海的心情。
诗前四句写这位女子失陷敌国的经过,追述她原本是京师良家女子,靖康初金人攻陷汴京,把她掳到北地的辛酸遭遇。四句写得平平,但其中强烈压抑住的悲痛,仍可体会出来。
接下四句写女子见到南方来的使节的反应,说她听到宋使经过,由于自己穿戴着金人装束,心中深以为耻,不敢挤过去看,可对故国的眷恋,对故国来人的亲切感,又驱使她不能不去看,所以她远离人群,爬上最高处,去瞻望使者的队伍。这四句刻画心态妙到毫末,“立向最高处”极其形象地反映了她羞惭、悲愤的复杂矛盾的心理。
“图见汉官仪”一句,涵意也十分丰富:一是要见见故国的使节仪仗,抒发自己对宋朝的热爱,寄托思归情绪;一是暗用刘秀典,希望能早日获得解放,重见大宋军队收复国土。末两句是使者过后,诗说那女子仍然计算着日子,盼着使者回程从这里过,得以再次一洒伤心泪。这两句把前四句的心情更加推进了一步,写得意味很浓,感人肺腑。
清代赵翼题元好问《遗山集》有“国家不幸诗家幸”句,说国家沦陷,蒙受不幸,即因此而造就了一大批诗人,用自己的真情实感,写出了忧国忧民的杰出篇章,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曹勋就是如此。他本来是个平庸的诗人,因为见到家国沦陷,人民受难,心中愤愤难安,所以能把亲身经历提炼出这样一首好诗来。全诗写的充满着抑郁,凄凉感人,可以与后来的范成大出使金国所写的《州桥》等诗媲美,也是以这类内容为主题的爱国诗篇中较早的一首。
通过有个性的人物对话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是《孔雀东南飞》最大的艺术成就。全诗“共一千七百八十五字,古今第一首长诗也。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古诗源》卷四,沈德潜按语)。
在贯穿全篇的对话中,可以看到,刘兰芝对仲卿、对焦母、对小姑、对自己的哥哥和母亲讲话时的态度与语气各不相同,正是在这种不同中可以感受到她那勤劳、善良、备受压迫而又富于反抗精神的外柔内刚的个性。同样的,在焦仲卿各种不同场合的话语中,也可以感受到他那忠于爱情、明辨是非但又迫于母亲威逼的诚正而软弱、但又有发展的性格。
刘兰芝是作者精心塑造的美好形象。她既是淑女、贤妻,又是具有鲜明个性的女性:勇敢,坚强,富有反抗精神。兰芝用“大人故嫌迟”道破婆婆的故意挑剔、刁难,用“请归”的行动表示反抗。和仲卿叙别,她表达了对丈夫的—往情深,又清醒地认识到“复来还”是幻想。“严妆”,是夸张的铺叙,展示她态度从容,“精妙世无双”。告别婆婆时,她不卑不亢,一席话是对婆婆态度骄横的抗议。“盟誓”中,她用发自肺腑的誓言表明对爱情的忠贞。“拒媒”是对封建礼教的反抗。面对兄长逼婚,她以允婚表现了对未来的清醒估计和对兄长淫威的蔑视。“黄泉下相见”的誓约,饱含着对丈夫深挚的爱,对封建家长制拼死反抗的勇气。“举身赴清池”是兰芝反抗精神的升华。在爱情与封建家长制的尖锐冲突中,刘兰芝这个艺术形象闪耀着夺目的光彩。
焦仲卿是诗中另一个重要形象,作者表现出他从软弱逐渐转变为坚强。他开始对母亲抱有幻想,当幻想被残酷的现实摧毁后,他坚决向母亲表明了以死殉情的决心,用“自挂东南枝”表示对爱情的思贞和对封建家长制的反抗。他的变化,深化了对封建社会的控诉。
此外,焦母的专横暴戾,刘兄冷酷自私、贪财慕势的性格,都写得栩栩如生。总之,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刻画人物性格,是这首叙事诗的主要特点。
诗中写到兰芝与仲卿死前,兰芝假意同意再嫁,仲卿见兰芝后回家与母亲诀别,他俩这时的话语,非常切合各自的身份与处境。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曾作过这样细致的分析:“兰芝不白母而府吏白母者,女之于母,子之于母,情固不同。女从夫者也,又恐母防之,且母有兄在,可死也。子之与妻,孰与母重?且子死母何依,能无白乎?同死者,情也。彼此不负,女以死偿,安得不以死?彼此时,母即悔而迎女,犹可两俱无死也。然度母终不肯迎女,死终不可以已,故白母之言亦有异者,儿今冥冥四语明言之矣,今日风寒命如山石,又不甚了了,亦恐母觉而防我也。府吏白母而母不防者,女之去久矣。他日不死而今日何为独死?不过谓此怨怼之言,未必实耳。故漫以东家女答之,且用相慰。然府吏白母,不言女将改适,不言女亦欲死,盖度母之性,必不肯改而迎女,而徒露真情,则防我不得死故也。”试想,兰芝如果直说要死,这个弱女子势必会遭到暴力的约束,被强迫成婚。
而仲卿的情况自然与兰芝不同,诚如上述引文的分析。又如:“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于此可立见焦母的蛮横。“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由此可见刘兄的势利。即使次要人物如媒人、府君的简短对话,也各各符合其人的身份、特点。
诗中,简洁的人物行动刻画,有助于形象的鲜明;精炼的抒情性穿插,增强了行文的情韵。“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写出了刘兰芝离开焦家时的矛盾心情。欲曙即起,表示她不愿在焦家生活的决心,严妆辞婆是她对焦母的抗议与示威。打扮时的事事四五通,表示了她对焦仲卿的爱,欲去又不忍遽去的微妙心理。“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姑嫂关系不易相处,兰芝与小姑关系融洽,正表现了她的懂礼仪、易相处。这同焦母的不容恰成对照。另外,辞焦母不落泪,而辞小姑落泪,也可见兰芝的倔强。焦仲卿的形象刻画也是如此,他送兰芝到大道口,“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表现了一片真情。闻知兰芝要成婚,“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诗篇用“马悲”渲染衬托他内心的强烈痛苦。临死前“长叹空房中”、“转头向户里”,对母亲还有所顾念,这里愈见他的诚正与善良。
在整篇诗中,类似上述的动作刻画还有一些,笔墨虽不多,却极精粹。兰芝死时,义无反顾,“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仲卿死时,顾念老母,“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这些不同的动作细节,都切合各自的性格与处境。同样是母亲,焦母“捶床便大怒”的泼辣,刘母见兰芝回家时惊异而“大拊掌”的温和,对性格的描绘来说寥寥几笔已极传神。抒情性穿插较之动作刻划更少,但也是成功之笔“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兰芝和仲卿第一次分手时,作者情不自禁的感叹,增添了悲剧气氛。“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这画龙点睛的穿插,更激起了人们对焦、刘遭遇的同情。即使那教训式的全诗结尾,也带有浓重的抒情意味,充满了作者的同情与期望。这些水到渠成、不着痕迹的抒情性穿插,对人物形象的塑具有锦上添花的妙用,增加了全诗的感情色彩。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诗比兴手法和浪漫色彩的运用,对形象的塑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者的感情与思想的倾向性通过这种艺术方法鲜明地表现了出来。诗篇开头,“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是“兴”的手法,用以兴起刘兰芝、焦仲卿彼此顾恋之情,布置了全篇的气氛。最后一段,在刘、焦合葬的墓地,松柏、梧桐枝枝叶叶覆盖相交,鸳鸯在其中双双日夕和鸣,通宵达旦。这既象征了刘焦夫妇不朽,又象征了他们永恒的悲愤与控告。由现实的双双合葬的形象,到象征永恒的爱情与幸福的松柏、鸳鸯的形象,表现了人民群众对未来自由幸福必然到来的信念,这是刘焦形象的浪漫主义发展,闪现出无比灿烂的理想光辉,使全诗起了质的飞跃。
古人诗以鸟兽草木起兴,并非随意为之。以《孔雀东南飞》中“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言,应有烘托、渲染气氛的功用及象征意蕴。它既象征了刘兰芝甚至包括焦仲卿的生命结局,也烘托、渲染了刘兰芝生命不断远去的悲凉气氛。它有一种忧伤、不忍、怜悯、不安、留恋的音乐节奏在“飞去”的动作和场景里,这种节奏让人神伤却不让人绝望,让人感觉凄凉的同时似乎又让我们的灵魂得以安宁。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不太在意刘兰芝离去的原因,礼教、性格等等随他去吧,每个人都可在他的阅读视界里找到能说得过去的答案。我在这幅图景里更看重的是她在我们的阅读视线里一点一点消失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为何会给我如此的阅读感受。重要的还有“东南去”,“东南去”的刘兰芝是香销玉殒的悲剧之体,我为何会在生命悲剧里读到了灵魂安宁的抚摸,以至于最后只剩下平静的叹息?这与诗人让她“东南去”,且让焦仲卿也“自挂东南枝”有关系吗?诗人他想告诉我一种怎样的个人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