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了曹刿在长勺之战中对此次战争的一番评论,并在战时活用“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原理击退强大的齐军的史实。文章的语言,无论是叙述还是人物对话,都极为简洁精炼,表意说理,通达晓畅。行文中散句、排比、偶句错落有致,增强了叙事写人的生动效果。其中曹刿的语言尤为精彩,如战场上的指挥用语,简短明确,这不仅衬托出战事紧迫无暇论析战争策略,也表现出曹刿思维敏捷和临战时坚定而自信的心态。
第一段:从开头至“战则请从”。写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这一段可分两层。
第一层写曹刿求见鲁庄公的原因。开头先点明事态发生的时间,接着指出的是“齐师伐我”,说明战争是由齐国进攻鲁国而引起的,鲁庄公准备抵抗。以上对形势扼要的介绍,为曹刿的请见、论战交代了必要的背景。大军压境,曹刿准备参战,作者通过曹刿与其“乡人”的对话,一方面揭示了鲁国当权者鄙陋寡见、尸位素餐的情况,为后文鲁庄公在作战中不察敌情、急躁冒进作了铺垫;另一方面显示了曹刿关心国事,同时也暗示了他是一个有远谋的人。
第二层记述曹刿要庄公作好战前的政治准备,这是第一段的重点。曹刿谒见鲁庄公,劈头就问“何以战”,抓住了作好战前政治准备这一决定胜败的关键问题。鲁庄公在曹刿的一再启发下,依次提出了贵族支持、鬼神保佑和察狱以情三个条件,曹刿否定了前两条,肯定了后一条。在曹刿看来,战争的胜负既不取决于贵族的支持,也不取决于神明的保佑,而是决定于“取信于民”。他认为察狱以情是“忠之属也”,“忠”是尽职于民,于是肯定“可以一战”。曹刿重视民心得失与战争胜负关系的思想,确实比“肉食者”高明。但和今天依靠人民的力量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是有本质区别的。
面对齐国的进犯,曹刿是主动请求晋见庄公的,作者记了他与“乡人”的一番对话。乡人善意地劝说他不要去参与“肉食者”的事,曹刿却坦直地回答:“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肉食者”是相对于“藿食者”而言的,显然,这是以饭食精粗对执政贵族和平民所作的简单划分。与乡人所表现出来的对“肉食者”和国事的冷漠态度相反,曹刿表示出对“肉食者”的不信任并积极要求参与国家的决策。“肉食者鄙”已为乾时之战所证明,那一次“公丧戎路,传乘而归。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如今齐军压境,不能再让国家败在他们手中。接下去,曹刿与鲁庄公围绕“何以战”的论题进行了严肃的对话。鲁庄公心无成算,对曹刿郑重的询问作不出爽快切要的回答。他先提出“衣食”的分配,“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又说到神灵的祭祀,“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前者不是普遍施予民众的实惠,无关战事全局;后者是例行的宗教性礼节,并非对民众的真诚许诺,因此二者都为曹刿所否定。唯有最后在庄公提出治理讼狱“必以情”的一点,曹刿认为“忠之属也”还算是尽心务实的一项,认定“可以一战”,并随即提出直接参战的要求。
第二段:从“公与之乘”至“遂逐齐师”。写曹刿指挥鲁军战胜齐军的经过。
曹刿“取信于民”的见解,得到了庄公的赞同,“公与之乘”,说明了庄公对曹刿的信任与器重。文中先交代了利于鲁国反攻的阵地,长勺在鲁国境内,对鲁国来说,地形地物熟悉,便于得到人力支援和物资供给,在士气上也利于鲁国向有利方面转化。接着是对这次战役经过的具体记叙,重点写了“击鼓”和“逐师”两件事。写曹刿指挥鲁军在“齐人三鼓”之后才开始反攻,写曹刿在观察了齐军败逃的情况之后才决定追击,都记叙得非常简略。这样写,一则符合实情(酣战中鲁庄公无暇问及,曹刿了不可能多发议论),一则此中道理正是曹刿论战的中心,留待后文集中阐述,更见突出。“公将鼓之”、“公将驰之”,说明了鲁庄公急躁冒进;曹刿的两个“未可”、两个“可矣”,表现了曹刿胸有成竹,沉着思断,善于捕捉于反攻和追击的时机。
写两军交战的实况。这一部分作者笔墨不多,但是鲁军如何进攻、追击,齐军如何败绩、溃逃的情形历历在目。曹刿适时选择出击、追击的时机,他采取了后发制敌、以智取胜的战术。当齐军未动鲁庄公急于抢先攻击时,曹刿制止道:“未可。”直至齐军三鼓之后,军士勇气衰竭,他才表示:“可矣。”鲁军一鼓作气挫败了齐军。在追击的问题上,曹刿确察虚实而后动,制止了庄公的鲁莽,待下车察看齐军车辙的轨迹、登轼瞭望齐军麾帜旌旗之后,才果断地表示:“可矣。”此战鲁军大获全胜。
第三段:从“既克”至结尾。写曹刿论述赢得战役胜利的原因,是文章的中心。
“既克”二字,意味着战役的高潮已经过去,气氛顿时缓和下来,该是莫名其妙的鲁庄公问一个究竟的时候了。曹刿的回答可分为两方面。
一是论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鲁军按兵不动,养精蓄锐。齐军第一次击鼓进军,士气正旺;第二次击鼓,士气开始低落;第三次击鼓,士气已经完全衰竭。在此关键时刻,曹刿采取“敌疲我打”的方针,终于化劣势为优势。
二是论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鲁军虽然取得了反攻的初步胜利,但曹刿并未轻敌,“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反映了曹刿随时没有忘记自己是以小敌大,以弱敌强。兵不厌诈,不可不提高警惕。曹刿亲自察看敌情,发现敌军“辙乱”、“旗靡”,确认了齐军是狼狈逃窜,溃不成军,才乘胜追击,终于取得了战役的胜利。
用补叙笔法写战役之后由曹刿论证战术的选择和克敌制胜的原因。这部分实际是全文的重点,它展示了曹刿作战指挥智勇双全的特点。“夫战,勇气也。”在此,曹刿所说“勇气”,是战时士气的集中表现,是军士临战时的激情和果敢拼杀的昂扬斗志。齐军三鼓,鲁军并不应鼓而动,齐军激发起来的勇气没有得到相对的呼应,反而很快由亢奋转为衰惫。曹刿抓住了这种士气和心理变化的有利时机号令鲁军,一举得胜。此外警惕“大国难测”,不忘实地侦察,确证齐军是败溃而非诈退,也是扩大战果、稳操胜券的重要原因。这段文字是从道理上对第二段战事实况的分析和论述。
从军事角度说,长勺之战所包含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它着重说明了战略防御的基本原则,正确掌握这些原则即可达到以弱胜强的目的。这一战例历来受到军事家的重视,毛泽东也曾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对长勺之战作了军事学的评论。
从文学角度看,这又是一篇记述战争的佳作。作者取材精到,构思落笔立意高远,既于叙事中撮取历史经验,又于行文中生动刻画人物形象。曹刿是作者着意刻画的主要人物。他具有卓越的军事智谋和指挥才能,能在瞬息万变的战争中沉着、冷静、果断地号令军队,曹刿就是长勺胜战的权威和统帅。作者对他的称美赞扬,含蓄于精心的描写之中。文中多记曹刿简短、果敢的言行:“请见”、“问战”、“请从”、于战斗中两置可否……这一系列活动表现出一名出身下层而深谋远虑的谋士的精明干练。作者巧妙地运用了比照、映衬的修辞技法。以曹刿与“乡人”的对比突出曹刿抗敌御侮的责任感和护卫宗国的政治热忱。从曹刿与鲁庄公的对比中,以庄公的驽钝、浮躁反衬曹刿的机敏、持重。如果说,作者有意无意使鲁庄公出丑,证明了“肉食者鄙”的断言,那么也正是借此才使曹刿的聪明才智得到更理想的表现。
咏物词发展到南宋已进入成熟期,不仅作品数量众多,而且更重视写作技巧和形式类。与北宋的咏物词相比较,南宋咏物词更具有一种幽微细腻的特色,虽然不容易看出其寄托所在,但更富有朦胧美。张鎡的这首词就能够将作者内心的情思同作品外化的意象融合无间,使读者若有所悟又难以名状。
词的上片集中刻画了芭蕉独特的风姿和品格。起句从芭蕉跟别的花卉草木的对比中写出它同中有异的特点。在人们眼光中,“风流”、“多情”、“潇洒”是许多花卉草木所共有的,然而词人之所以特别欣赏芭蕉,却是由于它那独特的清逸绝俗风姿。芭蕉并不以色彩斑斓、绚丽多姿的花朵来显示它的“风流”,它也不在丽日和风中与群芳争妍,只有到了烟雨空濛和雨滴拍打的时刻,芭蕉,这才以一身潇洒的绿衣,显示出它那特有的风韵和情致,吸引人们观赏,撩拨人们的情思。一切繁喧炽热跟芭蕉无缘,它浑身上下透出的是无限清凉。不仅使人想起吴文英的名句“纵芭蕉不雨也飕飕”(《唐多令》),这样,我们从芭蕉独具的潇洒、清凉,依稀感受到词人的心灵,现出了一个风流、多情、而又潇洒雅洁的文人形象。
下片顺着“绿衣长”、“满身凉”的拟人化的描写发展,逐渐从外形深入到心灵。词人观赏芭蕉风情万种,情为之动;芭蕉得遇知音,也动起感情来了。看,那一片片开张伸展的硕大绿叶,就像是在我面前铺开的文笺,要请我在上面题写生动的诗句呢!但我又能写什么呢?这时,明月已升到中天,清辉泻在芭蕉那略披白粉的绿叶上,好象生出了一层薄薄的寒霜,袭来一阵又一阵寒气。唉,别再倚着阑干痴看了,还是回屋去吧!“莫凭小阑干,月明生夜寒”两句,淡淡地透露出词人在此情此景下若有所思、若有所悟的感触。这种感触是什么呢?是芭蕉的清高与索句的催迫使他感到自愧弗如、无辞以对?是眼前的清冷促使他想到了趋炎附势的炎凉世态?还是“以其境过清”(柳宗元《小石潭记》),“凛乎其不可久留”(苏轼《后赤壁赋》),而只得消然离去呢?词人没有明白说出,却留下了让读者充分联想、回味的余地,言有尽而意无穷。
在诗词中,芭蕉常常同孤独忧愁特别是离情别绪相联系。李清照曾写过:“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叶叶心心舒卷有余情。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霖霪。点滴霖霪,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添字丑奴儿》)把伤心、愁闷情绪一古脑儿倾吐出来,对芭蕉甚至还颇为怨悱。张鎡这首词的感情抒发却相当空灵含蓄。他的哀愁和悲凉并没有直接倾吐,而是在雨丝烟雾里,在寒夜月色中,朦胧而自然地流露出来。一缕淡淡的哀愁回肠九曲,大有欲吐又吞、欲说还休的况味。
张鎡的这首词与唐代钱珝的《未展芭蕉》诗(冷烛无烟绿惜干,芳心犹卷怯春寒。一缄书札藏何事,会被车风暗拆看。),虽然暗示性有所不及,但在总体意境上更富有象征意蕴,表达上也越显得曲折幽深。
上片写登临怀古,忧心国事。“七朝”三句,写作者登上赏心亭,看到江山依旧,而文物已非,想起七个朝代都在这里兴国、繁荣和灭亡的历史事实,又想到宋灭南唐完成统一,而北宋后期却国势渐衰,前车之鉴,意义尤深,故忧心忡忡。尽管江水浩瀚、水天一色,却不忍凭阑远眺了,怀古伤今的感情都凝聚在一个“莫”字上。“千古”二句,“斜阳”除写景之外,又有抒写兴亡之感的象征意义。加上“千古”二字,自寓沧桑之感。以“长安”代指“汴京”。“无处问”表示自己身在江南,心恋京阙,坐罪遭贬,欲问国事而不能。“更隔秦淮”化用杜牧《泊秦淮》诗意,“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从写情转向写景,以景寓情。与友人盘桓至深夜,秦淮月亮格外明朗,照人无眠,听到水上传来音乐声,更是感慨万千。开头以“更”字领起,意为前句的斜阳,江山已足以使人伤怀,再加上月夜、旧曲,情何以堪。
下片回思往事,嗟叹来日,国事难问,而自己命运多舛,仕途蹭蹬,双鬓已白,脸上已失去笑容,回忆起当年琵琶弹奏着动听的乐曲,似乎娓娓地诉说自己政治上的顺利,那是何等地美好。而眼下自己处于贬途,又是何等可悲。至此,作者失望已极。但失望而不绝望,最后三句,表白自己期待有朝一日,朝廷重用再回京师,使自己的仕途如断弦重续。当然这种希望是渺茫的,他心中明白,所以又复长叹“重别日,是何年?”谓此地与友人别后,何时又能重别。有重别就得先有重逢,不说重逢,而直接说重别,意思更为深沉。
上片以景结句,下片以情结句,饱含怀古伤今之情,深寓人世沧桑之感。追溯往事,寄慨身世,内容丰富,蕴藉深沉。
这首诗开篇就展现一幅暮春景象:宫中,一个暮春的清晨,宫女徘徊于桃树下,仰看“树头”,花朵越来越稀;俯视“树底”,则满地“残红”。这景象使她们感到惆怅,于是一片一片拾掇起狼藉的花瓣,一边拾,一边怨,怨东风的薄情,叹桃花的薄命。在古典诗歌中,伤春惜花,常与年华逝去,或受到摧残联系在一起的。如“洛阳女儿好颜色,坐见落花长叹息。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刘希夷《代悲白头翁》)宫人的惜花恨风,只是自觉不自觉地移情于物罢了。当然也隐含着对自身薄命的嗟伤。
诗上下联间有一个转折。从“觅残红”忽然想到“桃花贪结子”,意境推进了一层。《诗经·周南·桃夭》云:“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用桃花结子来暗示女子出嫁,此诗“桃花贪结子”同样具有强烈的暗示性。桃花结子是自然的、合理的,人也一样。然而这些深闭禁苑的宫女,却连开花结子的桃花都不如,写“桃花贪结子”,委婉传出宫女难言的隐衷和痛苦。
诗至此,读者会感到宫女惜花的心情渐渐消退,代之以另一种情绪和心境,这就是羡花、乃至妒花了。从惜花恨风到羡花妒花,是诗情的转折。也就是“在委曲深挚中别有顿挫”(《石洲诗话》)。这一顿挫,使诗情发生跳跃,意境为之深化。如果说仅仅从惜花恨风,读者还难以分辨宫女之怨与洛阳女儿之怨的不同;那么,这羡花妒花的情绪,就把二者完全区别开来,写出了人物感情的个性,赋予形象以深度与厚度了。同时,这一转折又合乎生活逻辑,过渡自然:桃花被五更风吹散吹落,引起宫女们的怜惜和怨恨,她们以桃花自比,惜其飘零,同有一种沦落之感;但桃花凋谢了会结出甘美的果实来,这又自然勾起宫女的羡艳、妒嫉了。但诗人的运笔并不这样直截表达,却说是桃花因“贪”结子而自愿凋谢,花谢并非“五更风”扫落之过。措词委婉,突出了桃花有结子的自由,也就突出了宫女无结婚生子的自由,其悲惨命运也就大可怨恨了。
王建《宫诗》以白描见长,语言平易清新。此诗近于口语,并适当运用重叠修辞,念来琅琅上口,颇见民歌风情。尤其因为在明快中见委婉,于流利中寓顿挫,便成为宫词中百里挑一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