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在这首诗中之所以着意渲染若耶溪水色的清澈和环境的幽静，正是为了寄托诗人喜清厌浊、好静恶闹的情怀。
一、二句，叙写作者乘着小船进入若耶溪。“轻”、“去何疾”和“已到”这几个字，传达出诗人由于舟行迅疾、将入佳境而激起的欢快、惊喜之情。三、四句，描写诗人到达云门山下，在清澈如镜的溪水上轻轻荡桨，畅游山水风光的情景。但诗人并没有正面描写溪两岸的青山、绿树、溪花、幽草，甚至也没有写云门山和云门寺；而是着意抒写自己同美妙大自然的感应与融合。“起坐鱼鸟间”一句，是写自己在船上欣喜地忽起忽坐，时而仰望碧空翔鸟，时而俯视清溪游鱼；“动摇山水影”一句，则描写自己天真地用船桨拍击溪水，看青山的倒影在水中动摇、变幻。这两句诗，表现了诗人的身心无拘无羁，与鱼鸟游翔，与山水嬉戏，完全与美妙的大自然契合无间。这两句着重写动态，从鱼鸟、山水和诗人自己的活动中表现一种“空灵”的境界，既清澈、空明，又灵动、有情趣。
五、六两句，着意渲染清溪的幽静。但诗人并未把它写成一片死寂，而是以声音反衬寂静。诗人谛听着溪岸山岩中发出的各种声音，并且饶有兴致地期待着山岩自己的回声。同时，他还感觉到在这清溪里说话，尽管暂时打破了深山溪谷的寂静；但话声一停，环境越发显得清静。环境如此幽静，使诗人深深感叹“事事令人幽”。此时，即将没入西天的夕阳，将一束淡淡的光辉洒落在这缥碧澄清的溪水上，诗人情不自禁地停下船桨，面对着夕阳，让全身沐浴在残余的阳光之中。诗到这里，戛然而止。但这一束射到溪中的夕阳光，却使这蜿蜒曲折的若耶溪，一路上都穿行在林荫蔽天的山崖之间的清静幽深境界如在眼前了。
这首词围绕“愁听残漏”这一生活细节，展现了幽闺梦醒的思妇怀念远人的绵绵愁思和万转离肠。词的上片由写景到写人，下片着重表现思妇的心理活动。整首词熔抒情、叙事于一炉，用笔直中有曲。
上片起首两句为景语，既点明初春时节、夜雨过后的节令、时间，又描绘出一派略带寒意、莺倦停啼的清寂气氛，为主人公布置了一个与情怀恰相契合的环境。“愁听”反接“早莺啼歇”，说明思妇醒来很早，因为她已经听过了早莺的歌唱，也许她的愁肠曾和着淅沥的夜雨声一起颤抖。天刚破晓，她就起身独坐，隔溪传来夜尽的更鼓声，更添无限孤寂凄恻之感。“正一声凄咽”与“愁听”相应，更鼓声染上了主人公的感情色彩，使她回想起和情人离别的情景，这就暗中为下片写怀远人作了铺垫。词的上片，由写景自然过渡到写人。
词的下片进一步写内心活动：亲人西去，迢迢千里，分别时的缱绻、留恋、泪眼相看的情景无不历历目，直到如今，仍不堪回首，简直不敢注目西去路。然而，她毕竟又不由自主地了望亲人奔向他方的路衢。正因为“西望”，她才“不堪”，才惹起了“离肠万回结”，“不堪”二句，写出了左右为难的极端矛盾的心绪。“去程赊”说明与行人间隔之远，“万回结”极言离情愁苦之状，重笔渲染，已把别离苦写到极致。结拍二句宕开，追忆往日与亲人相处时令人难忘的一个生活场景，以反衬当日独处的悲凉，她想起了与亲人团聚之日，两人曾坐海棠花下，演奏《凉州曲》时，彼时的心情较之今朝，真有天壤之别了。
《凉州曲》，为唐代边塞之乐，当时属于新声，声情是比较悲凉的。不过，那时两人都幸福地沉浸艺术境界之中，这时却是自己孤独地承受着现实的孤独的折磨，心中之苦不言而自现。
朱熹曾将魏夫人与李清照并提，说是“本朝妇人能文者，唯魏夫人及李易安者。”清人陈廷焯也说：“魏夫人词笔颇有超迈处，虽非易安之敌，亦未易才也。”从包括此词内的魏夫人作品来看，这些评价是颇为中肯的。
这首词像一幅中国山水画，林花掩映，清溪数曲，江南千里，尽在目中。素雅冲淡的画面中略点醒目的朱碧，幽静安谧的气氛中隐藏飞动的情意，使没有到过江南的读者也能从中领略到江南风景的美丽、幽静与多情。
白花绿草是清新淡雅的色彩，女贞具有四季常青的品质，万家帘幕低垂又给人一种幽静和内敛的感受。便何况，这一切又被笼罩在无边无际的朦胧细雨之中。把雨中江南山水比作一个娴静、储蓄的美女，那么“穿帘双燕飞”一句则给这美女增加了一种动态和生气，从而引出了近景中的人物。
这是一幅册水画而不是人物画，人物也是景。作为一幅画，读者的视线可以越过树杪看到远水中的一舸归舟，而那远水在林花柳阴的掩映遮蔽曲折断续，直流到近景的朱阁碧窗之下，窗内有人对镜画眉。
总之，江南水乡钟灵毓秀，风景美，人物也美。这幅可以引起读者的种种遐想：喜欢爱情故事的人不妨想像画眉女子正在等待那一舸归舟中的行人，从而演绎出一个爱情的故事；喜欢江山风景的人不妨从中体会江南山水的蕴藏与灵秀；相思离别者则不妨因此而怀念起故乡与亲人。
这首词的好穿在于，它看起来完全是写景，而且那景色悠闲淡雅，颇近于“悠然见南山”的无我之境；但从穿帘双燕和当窗画眉人的形象中，又似隐隐流露出一种感情和心愿，从而使整个景色不但有自然之美，而且还有一种委婉绵长的情意之美，令读者觉得既清新淡雅又余味悠长，读起来很有远韵。
这是一篇史论。作者列举历代兴亡的史实，指出历代君王仅仅片面地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而忽略了另外一些被掩盖的问题，但却将原因归结为非人智能所虑及的天意。论证“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目的在于给明代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使之“深虑”长治久安的道理，并采取相应的办法。
本文系针对明初的政治形势而提出的治国方略。明代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和加强统治，曾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而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盛世”之下决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潜在的危机。作者就历代兴衰的史实，提出了有关长治久安的积极性的建议。
文章的开始先从“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谈起，并把这种现象和天道挂上了钩，这是作者立论的核心。在作为全文重点的第二段中，作者列举了大量史实，从秦始皇一直谈到了宋太祖，其用意也是为了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应该说，这些翔实的历史经验是可信的，是有强烈的说服力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作者写作本文后不久，明朝就发生了“乱”。明太祖死后，其孙建文帝即位，由于和某些亲王产生了矛盾，终于导致了“靖难之变”，方孝孺本人也死在这次动乱之中。从这一点来看，作者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第三段是全文的总结，作者再一次点明全文的主旨。在语言的运用上，作者尽量发挥了他那犀利而坚定的文风，做到了既能说理透彻，又能通俗易晓，这在他评论前代帝王时可以充分看出。
由于思想上的局限性，作者对“天道”的理解还带有一定的宿命论的色彩。“不可以谋天”的提法实际上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以听天命”的消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