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题画诗，是宋神宗元丰元年(l078)苏轼任徐州（今属江苏）知州时创作的。题中李思训，唐代著名画家，官至左〔一作右）武卫大将军，世称李将军。他的山水画多以青绿胜，明代画论家董其昌说他是山水画“北宗”的创始人。宋代《宣和画谱》评其画：“皆超绝，尤工山石林泉，笔格遒劲，得湍濑潺湲、烟霞缥缈难写之状。”可见他的着色山水画同王维的水墨写意山水也有相似之处，都重视意境创造，使画中有诗。苏轼题咏的这幅《长江绝岛图》早己不存，今存《江帆楼阁图》是青绿山水，颇有郁勃、恢宏的盛唐气象，相传是李思训墨宝。
诗意解析
这首诗构思缜密，章法严整，层次分明。依其诗意的进展，可分为三段。开头五句为第一段，描绘长江和绝岛，是对这幅画内容的总概括。“山苍苍，水茫茫”，展现山色苍苍，水光茫茫，点明这是一幅青绿色的平远山水，而且画面浩淼空阔。“大孤小孤”，指大孤山和小孤山。大孤山在江两九江市东南鄱阳湖中，四面洪涛，一峰独峙；小孤山在江西彭泽县北、安徽宿松县东南，屹立江中，与大孤山遥遥相对。苏轼说二山皆在“江中央”，可知李思训所画的未必就是大小孤山，而是苏轼在观画中感到这两个绝岛的形状与位置同大小孤山相似，遂想象它们就是大小孤山，并以此展开诗的艺术构思，为诗的奇妙结尾埋下伏笔。“崖崩”两句具体描写“绝岛”即大小孤山，这是画面的中心。这两座山四面环水，山势险峻，山上丛林茂密，一棵棵高大的中木好像巨柱巍然耸立，直插云端。德国文艺理论家菜辛在《拉奥孔——论画与诗的界限》一书中说：“诗描绘物体，只通过运动去暗示。诗人的妙技在于把可以眼见的特征化为运动。”苏轼兼擅诗画，对诗画各自的艺术特长和局限有深刻的体会，因此他描绘长江上的这两个绝岛，不作静态的刻划，而是通过运动去暗示和展现。“崖崩”，写山崖太陡峭而引发崩塌；“路绝”，写山石滚落，堵塞了道路；“猿鸟去”，写猿鸟惊惶四散，消失在深林中。“搀”(chàn)，刺，插入，这个动词也赋子静穆的中木以刺天的动态和气势。画幅上并没有猿鸟，但诗人不说“无猿鸟”而写“猿鸟去”，仿佛他亲眼见到猿鸟纷纷逃进了密林，这是诗人灵心虚构、无中生有的妙笔。
韵律变化
“客舟何处来”以下四句是第二段，写画中小船。笔者欣赏过传为李思训的《江帆楼阁图》的摹本，幽以“江帆楼阁”为题，但画面上以江岸楼阁和树石为主体，那几只帆船是很小的，所以我猜想苏轼题咏的这幅《长江绝岛图》，大概也只有一叶小舟吧。然而这不起眼的一叶小舟，在苏轼的笔下竟占据了诗的中心。他先用一个疑问句，引起读者注意，再以生花妙笔，反复描写、渲染。棹（zhào)，船桨。“客舟”两句说，这只客船从哪里来？船工划桨时唱的歌声在江心水上忽抑忽扬。南朝梁代诗人丘迟《发渔浦》诗有“棹歌发中流”句，苏轼去掉“发”字添加了“声抑扬”三字，这抑扬的棹歌声便在读者的耳际萦绕回荡。“沙”，指沙岸。“软”，柔软，细弱。低昂，犹俯仰。“沙平风软”两句，诗人恍若置身画中，登上了客船，眺望前方：沙岸平旷，江风轻柔，江上远景望无际。江波一起一伏，诗人观看江中孤山，也随船一起忽高忽低，时俯时仰。熙宁四年〔1071）六月，苏轼写了首拗体七律《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第四句是“青山久与船低昂”，第七句是“波平风软望不到”。苏轼这首题画诗又重复用了这两句，上下只换了“沙”、“孤”二字。可见，这是诗人船上观山亲身体会而获的得意之句，表现出人们乘船时都有所感受却从未有人用诗句传达写出来的情景兴味。人、船、山一起低昂，而且是持续地长久地低昂。这种动态多么新鲜美妙，有旋律节奏感，充满逸趣，苏轼仅用“孤山久与船低昂”七个字就活灵活现地描绘出来了，真是才华横溢，大家手笔！绘画是视觉艺术，画家用颜色、水墨、线条在纸上描画出的景象，读者的眼睛直接看得见，因此，绘画形象的鲜明性、直观性，是用语言符号作为表现媒介的诗歌比不上的。但人有多种感觉最主要的审美感觉是视觉和听觉。绘画只能够表现视觉，而无法表现听觉，还有触觉、味觉、嗅觉。绘画是空间艺术，一幅画只能描绘在一个空间中的瞬息情景。诗歌却是灵活地结合着空间的时间艺术，它不宜于描绘静物，却可以自由地用语言表现在时间上先后承续的动作。在这一段诗中，我们见识了苏轼精通诗画艺术奥秘的本领。他先用“棹歌中流声抑扬”添加了画上没有的悦耳歌声，再以“孤山久与船低昂”表现长久持续的动态，从而在再现画境中充分发挥了诗歌的特长。
动态诗境
画面上的景物己写完，无声的静态画境己转化为有声的动态诗境。按照一般题画诗的作法，诗人或对画中情景加以赞美，或对画家与画作发表评论，诗即可完满收结。大诗人苏轼却妙脱蹊径，迥生慧心。他利用有关大小孤山的民间传说，挥毫落纸如云烟，写下诗的第三段，开拓出一个奇丽浪漫、谐趣盎然的新境界。峨峨，高耸貌。烟鬟，女子发髻。晓镜，早晨照的明镜。贾（gǔ）客，商人。小姑，即小孤山。彭郎，即澎浪矶。欧阳修《归田录》卷2载：“江南有大小孤山，在江水中，疑然独立，而世俗转‘孤’为‘姑’。江侧有一石矶，谓之澎浪矶，遂转为彭郎矶。云彭郎者，小姑婿也。”这四句诗说：大小孤山的峰峦，在水雾缭绕之中，宛若两个女子高耸的发髻。看，她们在早晨照着明净如镜的江面梳理新妆呢。船上的客商，你的举止不要太轻狂了，美丽的小姑早就心有所属，她在前年己嫁给了英俊的彭郎。前二句，诗人妙以女子发髻比喻二山之峰峦，以镜喻水面，又以女子晨起对镜梳妆形容江中二山。结尾两句，更把比喻、拟人、谐音双关等表现手法融于一炉，根据小姑嫁彭郎的民间故事戏为谐语。于是，诗人对祖国如画江山的深清赞美，对李思训绘画作品的高度评价，也就含蓄风趣地自然流露出来。从诗歌意境创造的角度来看，诗的第三段是从前二段写实的基础上恣发奇想、凭虚营构的。“峨峨两烟鬟”与“小姑”，同“大孤小孤”首尾呼应：“舟中贾客”也与“客舟”上下承接，使诗的意境完整浑成。清人纪昀赞扬此诗“绰有兴致”，却贬斥“末二句佻而无味，遂似市井恶少语，殊非大雅所宜”（《纪评苏诗》卷17）。这位纪老夫子貌似高雅，但这几句话已暴露出他偏狭、保守、酸腐的审美趣味。提倡性灵说的袁枚评：“‘小姑嫁彭郎’，东坡谐语也。然坐实说，亦趣。”（《随园诗话》卷16）主张诗歌要有“细肌密理”的翁方纲说：“‘小姑’即上‘与船低昂’之山也，不就俚语寻路打诨，何以出场乎？况又极现成，极自然，缭绕萦回，神光离合，假而疑真，所以复而愈妙也。”（《石洲诗话》卷3）袁氏肯定“小姑嫁彭郎”句的谐趣，翁氏对此句之妙作了美妙的赏析，笔者十分赞同。
语言节奏
在这首题画诗中，苏轼还发挥了诗歌语言节奏感与音乐美的特长。诗题中虽无“歌”、“行”这类字眼，但我感到他是用七言歌行体来写这首题画诗的。全篇十三句，有八个七言句，三个五言句，两个三言句。开篇是两个三言句，以下两段以一个五言句或两个五言句起头，这使诗歌具有活泼的民间歌谣风味，又是七言歌行以七言句为主，交织穿插三、五言句的常见体式。通首押声音清亮的下平声阳韵。诗人有意运用“苍苍”、“茫茫”、“峨峨”等叠字词，,还有“崖崩路绝”、“沙平风软”句中对仗，又重复“大孤小孤”、“孤山”、“小姑”等词，形成了流丽圆转、回环往复、舒缓起伏、悠扬和谐的声韵节奏。这恰好与客舟摇漾、山船俯仰的情景相适应，使诗歌的境界美与音乐美完美统一。清人方东树称赞此诗：“神完气足，遒转空妙。”
此词步秦观《千秋岁·谪虔州日作》原韵，写妇人闺思。
上阕写思妇睡觉的慵懒情态：她上半身探出曲屏之外，唇上的朱红已经褪色。枕上只见簪发的玉钗，却不见了系罗衣的、用五色丝线作穗的流苏带子。佩饰物的零乱，人物的怠倦将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纷纭春思，破碎芳心形象化了。末句忽作诘问之辞，试问今人之秀整谁可与匹？秀整，风流俊逸貌。晋人温峤被认为风仪秀整，人皆爱悦之（见《晋书·温峤传》）；《唐书·汝阳王琎传》载，王“眉宇秀整，性谨洁善射”，可见此指思妇春心所系之情人。
下阕忆及湘水之滨的一次幽会。当时自己正擎着一把轻罗作的小伞，所有细节都历历在心，如今孤居独处，竟怀疑那不过是巫山之梦。春宵苦短，春光易尽，而柔情不改。这里“十分”对“一点”，突出春之浓，情之专；“易尽”对“难改”，强调欢会之短暂，情爱之绵长。反义词从两极合成了“情”的强劲的张力。
末句宕开，“却随恨远连云海”，情含无限，尺幅千里，大有“篇终接浑茫”之势。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以忘情绝爱是佛之所训，惠洪身为衲子，词多艳语而批评他。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则称之为“浪子和尚”。唯宋许彦周云：“上人（指惠洪）善作小词，情思婉约，似秦少游，仲殊、参寥皆不能及。”（《许彦周诗话》）
惠洪俗姓彭，少时为县小吏，知书，又精医理，受知于黄庭坚（1045－1105），大观（1107－1110）中，他才“乞得祠部牒为僧”，半路出家，或尘心未泯。但当时高僧，亦不拒绝用艳诗说法，如宋孝宗时中竺中仁禅师即引“二八佳人刺绣迟，紫荆花下啭黄鹂。可怜无限伤春意，尽在停针不语时”说禅理。可见当时诗僧对待艺术和宗教生活有着双重的标准。
词的上阕看似平淡，然而有些地方也颇见精巧。如首句的“隔”字，既交代了室内枕屏、薰炉与绣帷相的位置，更使人生出一种人去楼空、远隔天涯的联想。第三句，杏花明月用来作为春秋季节的特征，并且用拟人的手法赋予它们人的感知，点明只有杏花明月深知作者的相思之苦。这样写，的确为词的意境增添了一分落寞与惆怅。
词的下阕构意佳妙。代为设想爱姬已逝，却不愿信其逝，故着一问句，愈见其恍惚哀恸之态。下面两句更妙，旧日的欢情只有在新梦中重现，正当缠绵悱恻之际，忽然醒来，惟有“枕障薰炉隔绣帷”，此时的悲哀之情可想而知。但作者到此意犹未足，再着力添上一笔，醒来之时，正值黄昏，画帘低垂，雨声沥沥，真是到了“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境界。古人曾说，词起结最难，而结尤难于起，如这首词的结句，不仅为全词增添了画意诗情，并且给人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想象余地，真是所谓词家本色，故能打动悼亡者之心。
纵观全词，词的上片先写悼亡、相思之情，枕障、薰炉、绣帷依然如故，但物在人非。面对有情之物，悼亡之人仿佛看到了昔日爱姬。遐想当年，他与爱姬情之融融，爱之切切。深情所系，爱姬逝去的两年之中，每日情思袅袅，过往的回忆使他无法忘怀，不禁邀请春花、明月与之共语。因这情，花知、月知、天知、地知，如此深切的感情确实哀婉动人。下片写梦中相会，情到深处，悼亡人竟不信爱姬已逝，上天入地苦苦寻觅，但都成空，只好在梦乡重温旧情，而这往日的欢乐，又仿佛别添几分新鲜。这新鲜，是经年之后爱情的一种升华。全词写得真切、自然、哀婉动人。
这是韩愈向唐宪宗上的一篇奏表。该表中心论点是“佛不足事”，集中表现了作者坚决反对唐宪宗拜迎佛骨这一迷信举动，充分显示了作者反佛明儒的坚定立场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该表广征博引，说古论今，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感情激烈。韩愈在这篇表中揣摩皇帝迎佛骨的心理状态在于“事佛求福”、益寿延年，因此他只字不提佛理，表的前半部分只从年寿上立论。表分为四大段，由六个自然段组成：
第一大段包括一、二自然段。这一大段以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之后的大量历史事实，从正反两方面证实“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一自然段指出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君王长寿：开篇简洁有力地做出判断：佛是夷狄的宗教，东汉时流入中国。（按，据今人考证，佛教在西汉时已传进中国）点出“夷狄”，以同“中国”相区别，希望能从皇帝至高无上的自尊心方面打动唐宪宗。继而列举上古时期黄帝、少昊、颛项、帝喾、尧、舜、禹、殷汤、大戊、武丁、周文王、武王、穆王等都长寿的历史现象，说明长寿的原因并不是“事佛”一这就隐含不必事佛的意思在内。第二自然段，以佛教传入后，皇帝“事佛求福，乃竟得祸”的事实，讲明了“佛不足事”的道理。
第二段以唐高祖对佛教“则议除之”的历史与唐宪宗违背祖宗遗教，迎奉佛骨带来危害的现实，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佛不足事”，事佛有害。先叙述高祖对佛教采用“除之”措施。由于唐初政局变动，秦王李世民杀皇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后，高祖失去权位，新登基的唐太宗李世民用“大赦”和“复浮图、老子法”等措施拉拢人心，稳定局面。高祖除佛落空。这段史事难于秉笔直书，所以作者巧妙地把它推给“群臣才识不远”。作者高度评价除佛之议，觉得是“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时弊”，并明确表示对停止除佛的不满： “臣常恨焉”。次叙唐宪宗即位之初，实行高祖遗志， “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使作者欢欣鼓舞。但情况剧变，现在不仅没有实行诏令，反而放纵佛教蔓延扩展，使它盛行。 “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这句在文中起承接、关锁作用，文意一大转折，前面从正面立论，用作下文的对比。
下文叙唐宪宗迎奉佛骨“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从反面劝谏唐宪宗停止迎奉佛骨之举，委婉地替宪宗开脱，有意说他“不惑于佛”，迎佛骨只是迁就众人贪乐之心，为人们设怪异戏玩之具。其实，作者深知唐宪宗为佛教虚妄所迷。从称颂唐宪宗“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到为之推诿责任，足见作者上表时期盼唐宪宗接受诤谏和小心翼翼的心理。 “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不想触怒唐宪宗，而搬给其一个改变初衷，停迎佛骨的阶梯。表文把迎奉佛骨造成恶果的责任推给“百姓愚冥”，虽然是作者“上智下愚”观点的流露，但更是一种策略。百姓以皇帝“真心事佛”，因而出现狂热、怪异情况：焚顶烧指、解衣散钱、弃其业次，甚至断臂脔身。 “自朝至暮”从时间上写狂热怪异的程度， “百十为群”、 “老少奔波”，言狂热，怪异人数之众。作者对此现象做出评判：“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不是小事。第一段言先朝故事以影射现实：迎奉佛骨无益而有害？第二段则言本朝时事，以批评现实：迎奉佛骨，带来祸害，虽为唐宪宗开脱，但唐宪宗实负重责，这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段包括第四、五自然段，从佛本夷狄之人与对鬼神应敬而远之两个方面阐述迎奉佛骨有背先王之道，再次论证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四自然段指出佛骨乃“枯朽之骨，凶秽之余”，不得入宫禁。“夫佛，本夷狄之人”，这是从排斥外来思想的方面探究佛祖的来由：佛并不神圣，他们的佛祖释迦牟尼也不过是肉眼凡胎的人，而且是夷狄之人。鄙夷之情溢干言表。从佛祖这一根本上否定佛，说明作者反佛相当彻底。佛祖作为夷狄之人，语言、衣服诸方面都与中国人不一样。
第四大段在上述条陈事佛有害的基础上，提出“永绝根本”的排佛措施，表示如果能够实施“岂不盛哉！岂不快哉！”排佛的措施是“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这一措施的深远意义是“永绝根本”，使天下之人消除疑惑。作者忍不住在这里插入抒情语句，以表达欢欣之情。继而做一假设：“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作者情愿承担一切风险，表现出为国为民牺牲一己的精神，既言“佛如有灵”，这就透露作者未必相信佛能作祟，表明作者思想可能徘徊于有神、无神之间。
这篇表以大量历史事实与现实状况作为例证，阐述“佛不足事”这一中心论点，并引经据典，用先王之教与先王礼法作为理论依据，由远及近，从古到今，层层紧扣，逐层深化，严肃批评唐宪宗迎佛骨、崇佛教的荒谬性与危害性，始终表现摆事实、讲道理、诚恳劝谏的风范。文章擅长用对照写法。从历史看，有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与传入中国之后不同情况的对比；从现实来看，有唐高祖与唐宪宗对佛教所持不同态度的对比；从唐宪宗本人来看，有前后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做法的对比。正反两面的对比，使作者之立论更显得正确、鲜明。文中穿插生动的描写，增强了形象性与说服力。又如读到佛祖假如活着，来朝晋见所受礼遇，也出之以形象的描写，把佛祖那外邦使者的臣子面目，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了人们的眼前，因而使之失去了神圣的光圈，而突现其“夷狄之人”的屈辱地位。这些形象性的描写，作为论证的辅助手段，起到了独特的效果。在语言运用上，这篇表只举实例，不用典故，无冷僻字眼，有日常口语，以散句为主，自然洒脱，娓娓道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