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散文可分四段。第一段写长江汪洋诞漫，突出其“壮’’，与下文狭小的游鲦亭作一对比；第二段写兄之为人，突出其胸中之“壮”，本该有“壮者之乐”，这与下文的舍弃壮者之乐又成对比。以上两段，均为下文表现兄的品格作了铺垫。第三段写兄于方寸之中“反以为乐”，与王敦慷慨悲歌，渴望建功立业的情感相通；第四段是对前文的归结与收束，用对比、反问、反诘等手法，突出“壮”“勇”“乐”“适”等词语，文气流畅，笔调俊朗，感情充沛，面对困于位卑而怀浩然之心的“吾兄”，赞美是热烈而真诚的。
文章开篇，作者没有直接去记叙游鲦亭的情况，而是先记叙了长江的历史、起源及宏伟的气势。“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导江其一也”，首句先交待了长江的悠久历史及长江的起源，当然作者关于长江起源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显然是错误的，但当时的人就是这样认为的，对此不能苛求于古人。接下来的，“江出荆州，合沅湘，合汉沔，以输之海”几句，一方面交待了长江的流向及所经之地，另一方面也写出了长江包容百川的气概。接着，作者正面描写了万里长江的宏伟景观：“其为汪洋诞漫。蛟龙水物之所凭，风涛晦冥之变怪”。几句话就把长江那种汪洋浩瀚，放纵汗漫之势及其变幻莫测、奇特非凡的气派描写了出来。最后，作者用“壮哉！是为勇者之观也”作结，说明如此壮观的景象，正是勇武之士所喜欢观赏的。文章开篇似乎是文不对题，既然标题是《游鲦亭记》，但作者一笔也没有点到游鲦亭，反而大写与文题毫不相关的长江气势，似乎不可思议。实际上，这正是该文不落俗套的高超之处，读者非读完全文，不能领悟作者的用意。
第二段主要介绍了游鲦亭主人，也即作者的同父异母兄欧阳昺（字晦叔）的抱负及境遇，同时作者也发表了对人生观的看法。首先作者以简炼的语言介绍了欧阳的为人及其抱负，称他“为人慷慨，喜义勇，而有大志、能读前史，识其盛衰之迹，听其言，豁如也”，由此可知游亭主人是一个胸怀大志、慷慨豁达、喜讲义勇、精通历史的有胆有识之士。然而他在仕途上却很不得意，长期在荆州担任地位卑下的小官，没有机会施展其才能，以致老大无所成就。故作者称其“困于位卑，无所用以老”，接下来的一句“然其胸中亦已壮哉”，说明欧阳昺虽身处因境，然而依然豁达、开朗、乐观、自信。这正是作者在全文中要表彰的那种随缘自适、随遇而安的超然物外的生活态度。
接着，作者举出了一个通常的现象“夫壮者之乐，非登崇高之邱，临万里之流，不足以为适”。这里所说的“壮者之乐”，照应了开篇所讲的勇者之观，所谓临万里之流”，就是要观赏开篇所描述的万里长江的宏伟景象。至此可以明白作者在开篇中铺叙长江气势的用意。然而游鲦亭主人的兴趣恰恰与之相反，他家居荆州，临近长江，却“舍汪洋诞漫壮哉勇者之所观，而方规地为池，方不数丈，治亭其上，反以为乐”，守着一汪方圆不过几丈的池塘，自以为乐，而不愿去观赏浩荡长江的宏伟景观。既然作者称他是身处困境“然其胸中亦已壮哉矣”，然而这还看不出来有勇者、壮者的乐趣。针对这些疑问，作者阐发了对什么是“真勇“的看法。作者认为，游鲦亭主人虽“困于位卑”，然每日“击壶而歌”“解衣而饮”，忘却人世间的高贵贫贱、荣辱毁誉，“陶乎不以江洋为大，不以方丈为局”，“视富贵而不动，处卑困而浩然其心”，这种超然物外的态度，才真正称得上心胸开阔，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才算是“真勇者”，显然，欧阳昺的处世态度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庄子就曾主张对富贵，贫贱，得失，毁誉等容易引起人们苦恼的各种社会现象，最好采取忘却的态度，这样就能得到精神解脱。欧阳昺无疑向这个方向做了努力，因此他能不以官小为悲，“困于位卑”而能自得其乐。在作者看来，衡量勇与非勇，不能仅仅依据其是否喜欢“勇者之观”“壮者之乐”，关键在于视其能否“不以物喜，不以已悲”，达到超然物外的境界。
接着，作者点明了“游鲦亭”命名的原因。由于欧阳昺已经达到了“真勇者”的境界，因此在他看来：“方丈”水池虽小，然而水波粼粼，游鱼自由自在游动于其中，坐在亭中观赏，也很悠然自得。不必非要去观赏蛟龙出没、变化莫测的长江景象。身处其境，欧阳昺自然而然联想到《庄子·秋水篇》中的一段记载：“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同时也联想到自己的境遇：久为荆州小吏，犹如池中之鱼，虽不能施展抱负，但却可以自得其乐，因此命名其亭为“游鲦亭”，作者借此叙述，一方面阐发了凉亭主人命名其亭的用意，另一方面对欧阳昺这种“知足常乐的人生观表示了充分的肯定。最后一句交待了这篇“记”体文章的写作时间及地点，为一般“记”体文的常则。
这篇小记，通过记叙游鲦亭主人的抱负、境遇及个人的兴趣，展现了主人“视富贵而不动，处卑因而浩然其心”的思想情怀，赞扬了那种不计荣辱、超然物外的旷达的人生态度。
这篇文章结构严谨、层次分明，前后照应，开篇别具匠心。《游鲦亭记》名为记亭，但通篇很少具体去描写游鲦亭本身及周围的景观，笔墨重点放在展现游鲦亭主人的思想情怀及阐发作者的见解上，这是其艺术特点之一，其次，作者还普于运用烘托对比的手法，开篇即竭力渲染长江的宏伟气势，其目的是为了衬托欧阳昺园池之局促，借以表达其不以汪洋为大，不以方丈为局豁达的人生态度。
本词作于作者隐居信州（上饶）带湖别墅前期。生活上的孤独感和政治上的失意感促使词人经常离开带湖去上饶的群山之中寻幽探胜，以开释愁怀，转移精力，然而独游山水时的幽寂空虚又使他时时跌回到更加孤独和失意的深渊中。此词就是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下的产物。
上阕，写自己多年来受打击、受压抑和缺少政治知音的处境。作者连用兰佩芳菲、蛾眉空好、宝瑟弦断这三个极富象征意义的词，来表明自己虽有高尚的品质和过人的才干，却遭受南宋朝廷当权的主和派的嫉妒和排挤，长期投闲置散，无用武之地，而且知音寥寥，无人理解自己。不如意的处境使他首先想到的是“萧条异代不同时”的千古知音屈原，所以开头三句就化用屈原《离骚》与杜甫《佳人》诗意来表达自己与之相类的幽怨之怀。《离骚》云：“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又云：“纫秋兰以为佩。”作者也满怀深情地采撷兰花为佩，以显示自己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操守；《离骚》云：“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佳人》云：“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作者也在无人的空谷自怨“蛾眉巧”而招嫉。屈原、杜甫、辛弃疾同样生活在一种国家不幸、小人横行的黑暗时代里。在那样的环境中，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所以他们都遭到中伤毁谤，难于在人世存身。如果要保持高洁，不向恶势力低头屈服，就必然会遭到更大的打击和非难。因正直而遭打击，因遭打击而生“怨”，这只是上阕的第一层意思。
因为，遭到群小打击，还不是最可悲的事。最可悲的是寻遍天下，知音稀少，似乎没有人能够理解和支持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抗战主张。这是处在那个不能发现人民力量的时代的一切爱国士大夫和将领们的共同悲剧。年辈早于作者的民族英雄岳飞在他的《小重山》词的结尾感叹说：“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此词上阕最后二句即用岳飞之意，以宝瑟清音，弹得弦断也无人会意为喻，表达了与岳飞同样的怨抑之情。这是上阕的第二层意思，而且是更重要的一层意思。通过这样两个层次的抒写，作者不得志和无知音的悲剧性遭遇充分地展现出来了。
词的下阕，承上阕牢骚之意而把抒情的意蕴进一步深化，感叹自己虚度此生，不能再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下阕头一句，化用《离骚》“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两句，意极沉痛。接下来“水满汀州，何处寻芳草”二句，用芳洲水涨，芳草难觅喻示自己的理想难以实现。结尾二句：“唤起湘累歌未了，石龙舞罢松风晓，可算全篇的最后一个层次。其用意在于呼应开篇“空谷无人”之境界，再次诉说在人世难寻知音的苦恼。可以看出，词人大醉之中唤起屈原来一起唱歌，表明人世无同调，只得求之于冥冥之中的千载冤魂，这显然是催人泪下的失意哀歌，是千载同悲的凄厉之歌。然而就连这幻想之中想求得异代知音共歌舞的场面最终也不能长久，在阵阵松风中，东方破晓，词人酒醒梦消，一下子又跌回到现实世界中。词的最末一句以景结情，更加浓了全篇的幽婉沉郁的气氛。
诗的一开头点出登亭。第一句写自下而上望去，西亭高出鸟外，从登前写亭高。第二句写登临后向四周望，身与浮云相齐，从登后写字高。三、四两句开始写登亭后的“观眺”。用山下的点点树影，千村万落和眼前的苍天，脚下的群山烘托“亭高”，并构织出辽远的画面。五、六两句以西亭所见景物。点出登临时的天气。“残虹”、“急雨”，都符合夏末秋初天气特征，从而暗示“早秋”。一“挂”一“过”，一静一动，景象十分生动；而从“陕北”、“关西”两个大的方位来写，尤其符合登高的特点，场面辽远而开阔。七、八两句由远眺写到近观，均从颜色着笔来写，陡峭“青壁”，弯弯“绿溪”，加上“洒榼”、“瓜田”，把山上山下风光写得别有风致。
以上由登亭写到观眺，以下写登亭观跳所感。“微官”两句反映着诗人的不得意，但却出之以放达之语；而诗的最后两句“唯有乡园处，依依望不迷”，才写出真心思：对长安的留恋，其中包含政治上的希望，如“明主虽然弃，丹心亦未休”（《题虢州西楼》），所反映的显然不单是乡土之情。“望”字也就自然照应了题目“观眺”二字。
这篇作品以“高亭”为观察点，以“观眺”为线索，开头写登亭，接着六句写登亭“观眺”所见，结尾四句写登亭“观眺”所感，层次井然有序。此诗虽为五古，中间写“观眺”六句却两两对偶，上下两句分别从不同角度构成生动画面。最后两句在上文登高远眺基础上，仍扣应“观眺”二字来写所感，线索清楚，结构完整。
作者在序文中对于上司官高禄厚、有志文学说了一番称颂之辞，但是主要在于阐述“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的文学理论。揭示了封建时代达官显贵，骄奢淫逸，志得意满，不可能唱出时代的强音；相反有些仕途坎坷、备受压抑的贫士却往往能写出真实感人的诗歌。文章篇幅短小，语言简练直快，立论雄健挺拔，颂扬诗有分寸，爽直诗有余味。
文章劈头一句“从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诗》者”，显然是想讲清楚这篇文章是应人所请，并非主动邀宠。但行文中却有意隐去了“从事” 的主人，隐去了拿诗给作者看的目的，似乎从事是漫不经心毫无目的地拿来给我看看罢了，并非裴公有意求序，这就不露痕迹地抬高了裴公的地位，维护了他的自尊心、谦恭的态度无疑会使求序者高兴，从诗在心理上产生后面的感慨肯定是对自己赞扬的直感，诗不去深究底层的蕴含。
作者的感慨无疑是全文的主体，是作者精心设计出来的一段双关语性质的议论。从字面上看，作者真像是在运用常见的反衬手法，用写作的平常规律来反衬裴、杨二公的特殊性，从诗得出“材全诗能钜”的结论，在行文上又能做到起承转合，环环相扣。对方听了自然心满意足，深信不疑，不仅点头称是，裴公也欣然首肯，连忙命人“书以为《荆潭唱和诗序》”。这里通过强烈的对比，强调的是深切的感受，真实的内容。那些和平之音、欢愉之词，由于缺乏真情实感，哪怕在文辞上力求工巧，也是平谈无味，难以打动人心的；反之，那些愁思之声、穷苦之言。由于是发自肺腑的心声，即使在文辞上不刻意求工，也自然带有一种撼人心魄的神奇力量。这不单单是作者观察文艺现象的基本出发点，也给读者树立了品评诗文优劣的标准。作者把这个观点首先亮出来，作为立论的根据，接着又得出“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诗好之，则不暇以为”的结论。
照对上述观点，再看作者对裴、杨二人的介绍，表面上虽然是一派赞扬之词，说得很热闹，但突出的只是他们的位高权重，只是他们的“搜奇抉怪，雕镂文字”，诗对诗歌的内容却较少提及。 “统郡惟九”的荆南节度使，领“壤地二千里”的湖南观察使，明显是属于“气满志得”的“王公贵人”；他们虽然“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 “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与韦布里闾憔悴专一之士较其毫厘分寸”，但通过两者对照，读者不难做出客观诗中肯的评价：作者在慑于权势、碍于情面的情况下违心地说了些恭维之词，通情达理的读者是会理解的，作者给后人提供了品评诗文的武器：他所序的《荆谭唱和诗》并没有因那些恭维之词诗流传千古，诗他这篇序文却因为深刻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诗永放光彩。
作者应友人要求为诗集《荆潭唱和诗》写序文，并借着这篇应酬式的序文，趁机阐明他的文学主张，间接诗含蓄地评价了这部诗集。这篇序言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和平之音淡薄，诗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作者这几句话，其实是其“不平则鸣”之文论、“以文为诗”之技法的延伸，同时也道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
翻开一部中国度学史，虽不乏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作，但感人至深的还是那些感时伤世、抒发优国忧民愁思的作品。描写愉悦之情的像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样的作品，实属少见，诗脍炙人口、比比皆是的则是抒写穷苦与愁恨的作品。这大概与中国古代社会乱离，民生多艰，知识分子大都具有忧患意识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