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歌》是屈赋中最精、最美、最富魅力的诗篇。它代表了屈原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九歌》以楚国宗祖的功德和英雄业绩为诗；以山川神祇和自然风物为诗；以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为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晚年放逐南楚沅湘之间忠君爱国、忧世伤时的愁苦心情和“荡志而愉乐”，“聊以舒吾忧心”，“寓情草木，托意男女”，“吟咏情性，以风其上”的心旨。
《九歌》包括11章，前人为了使它们符合“九”的成数,曾作过种种凑合。如清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主张《湘君》、《湘夫人》并为一章，《大司命》、《少司命》并为一章。《闻一多》《什么是九歌》主张以《东皇太一》为迎神曲,《礼魂》为送神曲，中间九章为“九歌”正文。但多数人的意见，以“九”为虚数，同意汪瑗《楚辞集解》、王夫之《楚辞通释》之说，认为前十章是祭十种神灵，所祭的十种神灵，从古代人类宗教思想的渊源来考察，都跟生产斗争与生存竞争有密切关系。十种神灵又可分为三种类型：①天神──东皇太一（天神之贵者）、云中君（云神）、大司命（主寿命的神）、少司命（主子嗣的神）、东君（太阳神）；②地□──湘君与湘夫人（湘水之神）、河伯（河神）、山鬼（山神）；③人鬼──国殇（阵亡将士之魂）。有人认为，在上述十种神灵里面,篇首“东皇太一”为至尊，篇末“国殇”为烈士，都是男性；其余则是阴阳二性相偶，即东君（男）与云中君（女），大司命（男）与少司命（女），湘君（男）与湘夫人（女），河伯（男）与山鬼（女）。《九歌》原来的篇次，也基本上是按照上述的关系排列的，今本《东君》误倒（闻一多《楚辞校补》）。
从《九歌》的内容和形式看，似为已具雏形的赛神歌舞剧。《九歌》中的“宾主彼我之辞”，如余、吾、君、女（汝）、佳人、公子等，它们都是歌舞剧唱词中的称谓。主唱身份不外三种:一是扮神的巫觋，男巫扮阳神，女巫扮阴神；二是接神的巫觋，男巫迎阴神，女巫迎阳神；三是助祭的巫觋。所以《九歌》的结构多以男巫女巫互相唱和的形式出现。清代陈本礼就曾指出：“《九歌》之乐。有男巫歌者。有女巫歌者；有巫觋并舞而歌者；有一巫唱而众巫和者。”（《屈辞精义》）这样，《九歌》中便有了大量的男女相悦之词，在宗教仪式、人神关系的纱幕下，表演着人世间男女恋爱的活剧。这种男女感情的抒写，是极其复杂曲折的：有时表现为求神不至的思慕之情，有时表现为待神不来的猜疑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会的欢快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别的悲痛与别后的哀思。从诗歌意境上看，颇有独到之处。
朱熹曾评《九歌》说：“比其类，则宜为三《颂》之属；而论其辞，则反为《国风》再变之《郑》、《卫》矣。”(《楚辞辩证》)同是言情之作，而《九歌》较之《诗经》的郑、卫之风，确实不同。但这并非由于“世风日下”的“再变”，而是春秋战国时期南北民族文化不同特征的表现。郑、卫之诗，表现了北方民歌所特有的质直与纯朴；而《九歌》则不仅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外衣，而且呈现出深邃、幽隐、曲折、婉丽的情调，别具一种奇异浓郁的艺术魅力。
男女之情并不能概括《九歌》的全部内容。作为祭歌，由于它每一章所祭的对象不同，内容也就有所不同，如《东皇太一》的肃穆，《国殇》的壮烈，便与男女之情无涉。《国殇》是一首悼念阵亡将士的祭歌，也是一支发扬蹈厉、鼓舞士气的战歌。它通过对激烈战斗场面的描写，热烈地赞颂了为国死难的英雄，从中反映了楚民族性格的一个侧面。
《九歌》是以娱神为目的的祭歌，它所塑造的艺术形象，表面上是超人间的神，实质上是现实中人的神化，在人物感情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既活泼优美，又庄重典雅，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唐朝安史之乱后，张继途经寒山寺时写下这首羁旅诗。此诗精确而细腻地描述了一个客船夜泊者对江南深秋夜景的观察和感受，勾画了月落乌啼、霜天寒夜、江枫渔火、孤舟客子等景象，有景有情有声有色。此外，这首诗也将作者羁旅之思，家国之忧，以及身处乱世尚无归宿的顾虑充分地表现出来，是写愁的代表作。全诗句句形象鲜明，可感可画，句与句之间逻辑关系又非常清晰合理，内容晓畅易解。
这首七绝以一“愁”字统起。前二句意象密集：落月、啼乌、满天霜、江枫、渔火、不眠人，造成一种意韵浓郁的审美情境。后两句意象疏宕：城、寺、船、钟声，是一种空灵旷远的意境。江畔秋夜渔火点点，羁旅客子卧闻静夜钟声。所有景物的挑选都独具慧眼：一静一动、一明一暗、江边岸上，景物的搭配与人物的心情达到了高度的默契与交融，共同形成了这个成为后世典范的艺术境界。
全诗抓住一个“愁”字展开。如果说“月落乌啼霜满天”多少透示着凄清悲凉，那么“江枫渔火”难道不给诗人一点光明与温暖吗？然而，“对愁眠”却凸现在人们面前。旅途的孤独、寂寞，牵起诗人的满怀愁绪，更遇上残月衔山、乌鸦悲啼，满目寒霜洒遍江天，一个迷茫、凄清、寂寥的背景已经形成，奠定了全诗以“愁”为中心的基调。人在逆境中（从诗的字里行间可以品味出来），最忌的是景物伤怀，诗人泊船于枫桥之下，本来心情就已凄恻，却偏逢残月。外出旅游者（也许作者不是旅游家）往往会对家人无限牵挂，可谓归心似箭，盼望与家人团圆，然而，他却客舟孤苦、愁怀难遣。残月也许已给诗人一丝莫名的预示，更兼乌鸦悲鸣的不祥之兆!（听到乌鸦啼叫，人们都会将其与不详联系）满天的飞霜又怎能不令诗人一阵阵心寒？
“江枫渔火对愁眠”。经霜后鲜红似火的枫叶与渔船上星星点点的灯火，在霜天夜晚呈现出一种朦胧美，给这幅秋江月夜图平添几分悦目赏心的风姿，绘景已达到美得无瑕的境界！然而，作者着力渲染秋江月夜的美景时，笔束一顿便绘出一个“愁”字来。作者为什么愁？有几多愁？景愈美则情（愁）愈烈。诗人面对美景，却没有半点的欢乐，愁得辗转反侧，这是为什么？我们回顾前文“月落”、“乌啼”、“霜满天”，俗话说天黑怕鬼，诗人心中的“鬼”是什么？是他的仕途得失、宦海沉浮？还是家事索怀、亲朋离散？诗中没说，不得而知。但诗人无心欣赏夜景、孤独难眠，我们不难想象他心中之愁。郁结难抒，确实不是言语说得清的。从他害怕乌啼，我们可以觉察他心中一定有什么事（或人）令他担心，以至乌鸦的啼叫声也令他心烦意乱。霜，是诗人描绘的这幅秋江月夜图的组成部分。玉屑般的飞霜给人一种素雅高洁的美感，然而和“乌啼”“愁眠”联系起来理解，这霜就有点“不妙”了。既然诗人听到乌啼已感意乱，那么飞霜岂不是令他心寒吗？意乱心烦自是他“愁眠”之因了。“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夜，静得可怕，静得令人难以入睡。
诗的前幅布景密度很大，十四个字写了六种景象，后幅却特别疏朗，两句诗只写了一件事：卧闻山寺夜钟。这是因为，诗人在枫桥夜泊中所得到的最鲜明深刻、最具诗意美的感觉印象，就是这寒山寺的夜半钟声。月落乌啼、霜天寒夜、江枫渔火、孤舟客子等景象，固然已从各方面显示出枫桥夜泊的特征，但还不足以尽传它的神韵。在暗夜中，人的听觉升居为对外界事物景象感受的首位。而静夜钟声，给予人的印象又特别强烈。这样，“夜半钟声”就不但衬托出了夜的静谧，而且揭示了夜的深永和清寥，而诗人卧听疏钟时的种种难以言传的感受也就尽在不言中了。
《枫桥夜泊》是一首情与景交织在一起的古诗，全诗除了“对愁眠”外，其余都是刻意绘景。它不是直抒胸臆，而是通过描绘秋江月夜的美景，间接而自然地把诗人旅途寂寞的郁结愁思寄托于景物而抒发出来。欲抒情，先绘景，情随景发，是这首古诗显著的艺术特点。由此可见，在借景抒情的古诗中，作者的情感是通过所描绘的景物来抒发的。在教学这类古诗时，我们既要欣赏作者描绘的景物，更重要的是理解他凭借景物巧妙抒情的技巧,这样才能真正地读懂了古诗。
男女间的情事，最凄清感人的，莫过于“一种相思，两处闲愁”(宋李清照《一剪梅》)。人间的千种离情、万般别绪，历来是文人笔下常写常新的不朽命题。清代彭孙遹的这首《柳梢青》词，以惊才绝艳的笔墨，抒写了自己对一位绝代佳人刻骨铭心的相思之情，情韵兼胜，洵为佳作。
“何事沉吟？”劈头自问，警醒有力，猛地攫住了人们的注意力。“小窗”，“斜日”，点明地点，酿造一种静谧清雅的环境氛围。“立遍春阴”，盖指整个春天，极写驻足沉思之久。暮春时节，夕阳下，小窗前，词人独自一人，悄然伫立。入春以来，他日复一日，一直这么凝神地眺望远方。他久久地陷入沉思，究竟是为了什么呢？“翠袖天寒”，语出杜甫《佳人》诗“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一位孤寂冷艳的佳人形象如在眼前。“青衫人老”，取白居易《琵琶行》“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语意，一个泪湿青衫的词人自我形象跃然纸上。原来，一个在天边，“日暮倚修竹”；一个在窗前，泣下青衫湿。两地相思，一样伤心。难怪词人“立遍春阴”，沉吟不已！“寒”，固然指天气，但心理上的凄寒似乎更明显；“老”，自然有生理上的表征，但更多的则是精神遭受折磨的外现。
“翠年旧事重寻”，过片飞越时空，将思绪切入翠年前两人相处的往事。翠年了，整整翠年，过眼的情事不知有多少！其中有甜蜜，有酸楚，有苦涩，如今重新寻绎，怎不叫人心潮起伏，感慨万千！然而，回望天边，山岳高峻，遮挡了视线，江河深远，阻隔了道路。有情人天各一方，无由重逢，这是何等令人黯然神伤的憾事啊！“翠年”，人生旅途中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山高水深”，地理位置上一种难以逾越的障碍。自打分手以后，一直苦苦地相思，深深地煎熬。远方的佳人一定愁眉不展，黛眉锁成两点，如柳永《雪梅香》词所言“别后愁颜，镇敛眉峰”，而自己，就像梁朝的沈约那样，“百日数旬，革带常应移孔；以手握臂，率计月小半分”(《梁书·沈约传》)，终年多病而瘦损腰肢。然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蝶恋花》)，词人对而今的憔悴并无悔意。
这首词题为“感事”，当有一段真实的情事铭心，抑或是袭用香草美人的传统手法，发抒心中郁闷。但本事无考，不妨将它作为一首艳词来读。词中，天涯“翠袖”，窗前“青衫”，人相隔，心相连，两地相思，“一样伤心”；一个“两点眉峰”紧蹙，一个“半分腰带”渐宽，同样憔悴到而今。思致幽渺，神味绵远。难得的是利用时空切换，将两处离愁一并表现，相互映衬，相得益彰，更具感染力。神态的描摹细致入微，心情的刻画淋漓尽致，而总体表现则是纯用赋法不假比兴。谭献谓这首词“不嫌太尽”(《箧中词》)，正是激赏词人这种语愈质直而情愈深婉的艺术表现。
这首诗的前两句借史论今，深惋“韩信阵”之未成，哀叹武侯未捷而殒，以潜喻张浚的悲剧人生。后两句直点“魏公”之败，将其“不平气”化作“峰上云”，既暗写张浚死葬衡山的现实，又巧妙将其精神通过与祝融的比附，而得到一种升华。这首挽诗气势磅礴，意趣深婉，不仅表达了诗人对符离惨败的反思，而且歌颂了张浚坚持抗敌的爱国精神。
第一句“背水未成韩信阵”，用的是韩信破赵的典故，诗里用来比喻符离之战，说“未成韩信阵”表明此役的失败。
第二句“明星已殒武侯军”，用的是诸葛亮的典故，诗里用来比喻张浚之死，写出了他的不幸结局，他在事业上的失败是命里注定。一、二两句流露出对张浚的崇敬、惋惜心情。可以体会得出，这两句诗是从杜甫《蜀相》“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两句化来。
第三句“平生一点不平气”，所谓“不平气”，是说张浚由于壮志未酬而产生的抑郁愤懑的情绪，他人虽死而精灵不灭从何处显示出来。
第四句“化作祝融峰上云”作了回答。原来祝融峰上的云，就是张浚的壮志未酬的不平之气所化。诗人信手拈来，通过神思，构成了惊人之句，突出了张浚的“公忠为国”、志存社稷的高大形象。他将与祝融峰永久并存于天地之间。这比其他任何言辞的颂扬，要有力、要感人得多，这等于为张浚竖立了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
刘过这首诗是否为了迎合张南轩的心意，对张浚的称颂有点过当，恐怕是夹杂了一些私人感情在内的，但主要的还应从刘过本人的政治思想方面去理解。他是一贯主张恢复，反对偏安局面的，这在他的诗词里有多方面的表现。张浚在事业上虽无大成就，但毕竟是一位著名的主战派，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受到刘过的崇敬，在张栻的请求下，他才乐于命笔赋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