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堂吟》是一首七言古诗。作者薛令之，福建长溪县（今福安）人。福建那个地方在唐朝时还是很闭塞的，读书做官也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事。“家贫耽读人皆笑”很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风气。饭都吃不上，还读什么书呀！不过薛令之是个有志向的人，从他诗中所说到的“苏秦与韩信”、“佩黄金印”、“自古公侯未遇时”等语句来看，完全是“觅封侯”的架势。神龙二年（706），薛令之考上进士，成为福建第一位进士。开元中，官左补阙、太子侍讲。应该说基本上实现了他的理想。
这首诗是写他在灵谷草堂读书情形的。开头四句写草堂读书，草堂坐落在灵岩山谷，诗人就在草堂读书，一直读到很晚。这里人迹不到，惟有白云相伴。陶弘景《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白云缭绕，平添了一种高洁的意蕴，也富含隐逸的味道。
“春日”四句写草堂生活，一是垂钓，一是弹琴。写垂钓还是春光烂漫的，写弹琴就写出愁绪来了。“猿鹤寥寥愁转深”中的“猿鹤”如何解释？“寥寥”又究竟是什么意思？有人说：“胡猿野鹤也像是暗喻着一些政坛小人。”不过，这种说法太复杂了，当时的薛令之还是个青年，还没有踏入政坛，对朝廷中的变故不可能了如指掌，而且，接下来的“寥寥”又作何解释呢？另有人注释时转引了《太平御览》中《抱朴子》的话：“周穆王南征，一军尽化，君子为猿为鹤，小人为虫为沙。”“猿鹤”并用，应该说就是用了这个典故，其意也就是“君子为猿鹤，小人为虫沙”，那么“寥寥”也就是“数量少”的意思。于是他“携琴独理仙家曲”，“仙家曲”是指高妙的琴曲，一般人自然无法理解。
“曲中”四句，上接“仙家曲”，是写他的忧愁。在薛令之当时所处的环境里，一来没有同道，“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这不能不是读书人的忧伤，“子期能说宫商调”折射出没有知音的苦恼；二来读书的行为不为人理解，“家贫耽读人皆笑”便是说明这种情况的。尤其是在没有读出成就之前（鱼未成龙剑未飞），更是如此。
当然，他自己是信心满满的，“君不见”四句是他引用的论据，“家贫”就不能“耽读”了吗？你看苏秦和韩信都是出身贫苦，而后来却成为大人物。苏秦是古代苦学的典范，“引锥刺股”是他的典型事例。
最后四句是勉励自己坚持读书。“男儿立志需稽古”是说他在古人的事迹中得到了鼓舞，那些“公侯”在没有遇到圣明的君主前，他们都是耐得住寂寞，刻苦攻读的。这些事例说服了自己，更坚定了他读书求进的志向。
这首诗，紧紧扣住一个“火”字，多角度再现萤火虫的形象特征，四句诗，就是萤火形象的四次“造型”：“着人疑不热”，从人的感觉写。萤火虫明明有火光一闪一闪，可附在人体，人会惊奇──有火怎么不放热，突出了其放光而不发热的特点。“集草讶无烟”，从其栖息处所写。萤火从腐草中产卵繁殖，故古人误以为萤乃腐草所化。《礼记?月令》云：“腐草为萤”。古代不少咏萤诗也沿用了这种说法。如沈旋说萤火是“火中变腐草”，刘禹锡也说“陈根腐叶秋萤光”。这种说法自然没有多少科学根据，但其喜欢草堆中栖息却是事实。草堆上明明有点点火光，草都不燃起来，无烟无焰。第二句诗，既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了萤火虫发出萤光、不热不燃的特点，又使读者知道了萤的一些生活习性。“到来灯下暗”，写出了火光的微弱，作者从对比的角度写，以灯光的相对明亮，突出萤火虫的微弱特点，用了比较衬托的手法。“翻往雨中然”，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画面：一般的火，风一吹、雨一浇，便熄其光焰。而萤火呢，它的萤光并不受天气环境的左右，在雨中，仍能翩然起舞、星光闪烁……诗人就是这样，怀着对萤火虫的一种特殊的感情，对其进行细致入微、多侧面的观察，从而将其形态的多姿多彩、形象的各种造型推到了读者面前，使读者也顿生怜爱之情。
用铺陈的手法，再现了萤火的形态之美，表现了一个皇帝闲暇时的专心致志、细致入微，由于多侧面描绘，形象完整，也给读者留下了具体、深刻的印象，而且其对写作对象细细观察的写作态度，用墨如泼、多方勾勒的写作技术，给读者以有益的启示。萧绎居位显赫，养尊处优，自然无需“忧谗畏讥”，对自然的观察描绘虽能穷形尽相，但要他涌出多少感慨、掘出多深寓意，这很难做到，所以他笔下的萤火虽很有美感，但充其量是供人欣赏玩味。
此诗写隐者的闲适生活以及情趣，描绘了诗人月下独坐、弹琴长啸的悠闲生活，遣词造句简朴清丽，传达出诗人宁静、淡泊的心情，表现了清幽宁静、高雅绝俗的境界。
起句写诗人活动的环境非常幽静。开头一个“独”字便给读者留下了突出印象，这个“独”字也贯穿了全篇。“幽篁”指幽深的竹林。《楚辞·九歌·山鬼》说：“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竹里馆”顾名思义是一座建在竹林深处的房子，王维独自坐在里面。他的朋友裴迪的同题诗写道：“出入唯山鸟，幽深无世人。”仅诗的第一句就塑造了一个悠然独处者的形象。
次句承上写诗人悠然独处，借弹琴和长啸来抒发自己的情感。我们知道王维是著名的音乐家，所以考取进士后，当上了太乐丞。但是他独自坐在竹里馆中弹琴显然不是供人欣赏的，而是抒发自己的怀抱。“长啸”指拖长声音大声吟唱诗歌，如苏轼《和林子中待制》：“早晚渊明赋归去，浩歌长啸老斜川。”可见弹琴还不足以抒发自己的感情，接着又吟唱了起来。他吟唱的诗也许就是这首《竹里馆》。
诗中写到景物，只用六个字组成三个词，就是：“幽篁”、“深林”、“明月”。对普照大地的月亮，用一个“明”字来形容其皎洁，并无新意巧思可言，是人人惯用的陈词。至于第一句的“篁”与第三句的“林”，其实是一回事，是重复写诗人置身其间的竹林，而在竹林前加“幽”、“深”两字，不过说明其既非庾信《小园赋》所说的“三竿两竿之竹”，也非柳宗元《青水驿丛竹》诗所说的“檐下疏篁十二茎”，而是一片既幽且深的茂密的竹林。这里，像是随意写出了眼前景物，没有费什么气力去刻画和涂饰。
三、四两句写自己的内心世界没有人能理解。“深林人不知”本来就是诗中应有之意，如果对人知与不知毫不在意，那他就不会写出这句诗，既然写了这句诗，就表明他还是希望有人能够理解自己的，遗憾的是陪伴他的只是天空中的一轮明月。起句写“人不知”，结句写“月相照”，也可谓相互呼应了。
诗中写人物活动，也只用六个字组成三个词，就是：“独坐、弹琴、长啸”。对人物，既没有描绘其弹奏舒啸之状，也没有表达其喜怒哀乐之情；对琴音与啸声，更没有花任何笔墨写出其音调与声情。表面看来，四句诗的用字造语都是平平无奇的。但四句诗合起来，却妙谛自成，境界自出，蕴含着一种特殊的艺术魅力。作为王维《辋川集》中的一首名作，它的妙处在于其所显示的是那样一个令人自然而然为之吸引的意境。它不以字句取胜，而从整体见美。它的美在神不在貌，领略和欣赏它的美，也应当遗貌取神，而其神是包孕在意境之中的。就意境而言，它不仅如施补华所说，给人以“清幽绝俗”（《岘佣说诗》）的感受，而且使人感到，这一月夜幽林之景是如此空明澄净，在其间弹琴长啸之人是如此安闲自得，尘虑皆空，外景与内情是泯合无间、融为一体的。而在语言上则从自然中见至味、从平淡中见高韵。它的以自然、平淡为特征的风格美又与它的意境美起了相辅相成的作用。
可以想见，诗的意境的形成，全赖人物心性和所写景物的内在素质相一致，而不必借助于外在的色相。因此，诗人在我与物会、情与景合之际，就可以如司空图《诗品·自然篇》中所说，“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著手成春”，进入“薄言情悟，悠悠天钧”的艺术天地。当然，这里说“俯拾即是”，并不是说诗人在取材上就一无选择，信手拈来；这里说“著手成春”，也不是说诗人在握管时就一无安排，信笔所之。诗中描写周围景色，选择了竹林与明月，是取其与所要显示的那一清幽澄净的环境原本一致；诗中抒写自我情怀，选择了弹琴与长啸，则取其与所要表现的那一清幽澄净的心境互为表里。这既是即景即事，而其所以写此景，写此事，自有其酝酿成熟的诗思。更从全诗的组合看，诗人在写月夜幽林的同时，又写了弹琴、长啸，则是以声响托出静境。至于诗的末句写到月来照，不仅与上句的“人不知”有对照之妙，也起了点破暗夜的作用。这些音响与寂静以及光影明暗的衬映，在安排上既是妙手天成，又是有匠心运用其间的。
这组诗作于清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年）。这年龚自珍辞官，由北京南返杭州，后又北上接取家属，在南北往返的途中，他看着祖国的大好河山，目睹生活在苦难中的人民，不禁触景生情，思绪万千，即兴写下了一首又一首诗，于是诞生了《己亥杂诗》。
《跂乌词》作于柳宗元初贬永州不久。在此诗中，诗人借助于跂乌形象婉曲而真实地展示自己坎坷的人生遭遇和凄苦心灵创伤，描绘出一副令人心恸的自画像。通过此诗，可以深入地窥视柳宗元的内心世界，准确地把握他初贬永州时的创作心态。这不仅对读者欣赏他的寓言诗帮助不少，而且对全面地了解柳宗元和他的整体作品也大有裨益。
在这首诗中，诗人叙述了一只受伤乌鸦的落魄遭遇和打算未来避祸自保的寓言故事。全诗的内容可分三层。第一层，群乌和乐图。当旭日升起时，一群乌鸦在城头上空飞翔，哑哑地鸣叫着、争抢着飞向那朝阳的树枝，享受着阳光沐浴的温暖。它们梳梳羽毛、舒展舒展翅膀，显得那样的舒坦、惬意和快乐，似乎幸福的时光全属于它们了。于是它们对不幸的跂乌评头品足的大加议论起来，并伴有几分嘲弄和幸灾乐祸。这层对全诗来说，既交代了跂乌落魄的原因和背景，又显示出了跂乌同群乌命运的巨大反差。第二层，叙述跂乌落魄的原因和惨状。原因有二：一是志向太高，招致太阳里的三足乌的嫉妒，使其足病。二是损人害己。因抢夺别人的既得利益，为人所伤。因而处境狼狈，只能告别展翅高翔的蓝天，口衔树枝艰难地在低矮的树丛中跳跃。还须时时提防泥涂中蝼蚁和栋梁上的燕雀偷袭和伤害。这层是全诗的重点，集中描述了跂乌的落魄之状。第三层，跂乌所思。面对着环视的敌手，自己已经丧失了搏击长空的能力，与其受辱于敌手，不如效法支离和无趾，全身而退，以求自保。此层进一步写跂乌由身体的伤害到精神的伤残，加浓此诗的悲剧色彩。
这是一首寓言诗，作为寓言诗，最本质的特征是托物寓意。首先，须看所托之物与所寄之意能否融为一体。其次，要求所寓之意真实。因为“意”是寓言诗的关键、生命和灵魂，“物”之不过是其载体而已。如果没有灵魂，寓言诗同平庸的写景诗和咏物诗就没有了差别。欣赏寓言诗，关键是对所寓之“意”的真实性的把握。再次，对“意”的表达方式是否幽深婉曲，尺度适当。太直则成为了咏怀诗而显得浅露，太曲易变成朦胧诗而不知所云。此诗成功地处理好了这几种关系，因而具有特殊的魅力。
形象鲜明、生动真切是突出特征之一。在“跂乌”这一形象中，诗人寓于了作者真切的经历、遭遇、感受和悲愤。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读者从群乌对跂乌受伤原因的议论中得到的答案是：志高和损人。这两点正是柳宗元遭贬的直接原因。他年少精敏，志向高远，再加之仕途通畅，三十来岁就成为了朝廷中的决策要臣，这使他的从政理想变得更加狂热和高远。他立志革除一切社会弊端和痼疾，再现盛唐的繁荣景象。正如“群乌”所言“慕高近白日”。结果势必引起政敌的嫉妒。再就是它们的革新的措施，就更严重的损害了既得利益者的权利。如废除宫市、收回宦官特权、削弱藩镇势力和惩治贪官污吏等等，在“群乌”的眼中都是些“贪鲜攫肉”的损人行为，自然要遭到群起而攻之。这些都是柳宗元的真实遭遇。过激的革新立即招来了宦官、藩镇势力和朝官的反对派里外呼应的联合进攻，拥立太子李纯，强迫顺宗退位，严惩革新派骨干，在磨刀霍霍、刀光剑影的疯狂围攻下，其结果岂止是伤痕累累。另外，如和乐的群乌、窥视的蝼蚁和燕雀，正是政敌们弹冠相庆和仍将继续落井下石置人死地的丑态的传神刻画。他的好友韩愈写的《柳子厚墓志铭》和《唐书》本传看法是一致的，认为柳宗元落魄主要是“少时嗜进，谓功业可就”，“不自贵重顾藉”，得罪权贵所致。而“名盖一时”、人“畏其才高”又是久贬不用的根本原因。朋友之说的真实性和史书记载的权威性，足以说明了柳宗元落魄原因的真实性。所以韩醇《诂训柳集》说《跂乌词》是“用寓言之体”，“显以自况”。跂乌形象的真实，就是艺术地再现诗人经历的真实。
凄婉哀怨、悲壮刚强是此诗的又一特色。柳宗元在落魄的跂乌身上寄予的情感，也是自己那段特殊时间内的特殊情感的表现。失势的跂乌面对险恶的环境，他选择了效法支离无趾、避祸全身。这正是柳宗元内心矛盾、苦闷、彷徨和恐惧之情的真实表现。现代人大可不必去责怪柳宗元过于消沉、妥协和退却，也不必要求他当时为何不一直斗争到底、视死如归、气贯长虹。其实，谁都知道任何顽强的斗士，不可能内心没有丝毫胆怯和软弱。因此，柳宗元非但无可厚非，反而更让人敬佩他有敢于袒露真实内心的勇气。当时的柳宗元没有选择余地。一夜之间的命运逆转，不得不扶老携幼，从京城来到永州。到后的水土不服、亲人病逝、多病缠身，人身攻击的恶语、用心险恶的诽谤，还有那“不在量移之限”的一纸诏书，打击一个接一个的劈头盖来，柳宗元的前途几乎被全部封杀。伴随而来的还有那令人窒息的孤独和寂寞。对于这种远远超出肉体和心理承受能力的伤害，迫使他与佛门有了亲密的接触。“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佛门何处销”。在这条王维当年选择的道路上，柳宗元又蹒跚地行走着。当然，佛门并不是不幸的真正的避难所，暂时的安慰无法治愈永恒伤痛。这大概是前人众口一词的认同柳宗元的作品以哀怨、凄婉为感情基调，深得骚人之趣的原因吧。在柳宗元的集子里，处处可以强烈地感受到那种“常积忧恐”、“恒惴栗”的情感涌动。周昂在《中州集》中的《读柳诗》一诗写道：“功名翕忽负初心，行和骚人泽畔吟。开卷未终还复掩，世间无此最悲音。”乔亿的《剑溪说诗》更是明确指出《跂乌词》“恻怆动人”，情感哀怨。刘克庄认为“可悲而泣”。因此，《跂乌词》所表达出来的凄婉哀怨，是柳宗元当时最真实的情感。不过，在悲切中还夹有一点悲壮。跂乌的昂首，正是张谦宜评柳诗时所说的“矫矫凌人意”，“毕竟不平和”。
物我一体、婉曲含蓄是此诗表现手法上的特色。在《跂乌词》中，柳宗元以高超技巧，展示出寓言诗的魅力。全诗无一不在说跂乌，又无一不在言自己，真正做到了物我难分。这种效果的取得，首先在物的选择上，诗人以跂鸦为意的寄托物，是很有深意的。它具有多层含义。一方面，乌鸦是不吉祥的小动物，给人的印象是多嘴惹祸、制造麻烦、没有婉转动听声音，常常被人指责。柳宗元的革新中的言行举止，被众臣视为“怪民”，群起攻之，这点与乌鸦十分相似。当然，群乌给柳宗元的印象也是一样。这就缩短了物与人之间的距离，启动了读者的想象。另一方面，跂乌又是令人同情的弱者，它那伤残的躯体、危险的处境以及惶恐退避的心理，读者更易锁定被贬的柳宗元。其次，在跂乌的刻画上传神而深刻，作者舍弃外貌描绘而直达其神。突出的只是落魄过程和此后的感受，及避免了浅直之弊，其婉曲之美、含蓄之韵，使物我浑然一体。
总之，《跂乌词》不仅集中地体现了柳宗元的寓言诗的特点，而且代表了柳诗的主要风格——凄婉哀怨。也是深得楚骚精髓之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