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诗主要有两种风格:一种为“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式的大气磅礴、雄奇浪漫之壮美,诸如《蜀道难》之类;一种为“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清新自然之优美。此诗应属后一类。
另外,此诗也透露出李白隐逸与入世的矛盾。诗人思想中有很深的隐逸情结,所以把家乡描绘得极其优美,且环境清幽,适于隐居。但毕竟身处大唐盛世,男儿志在四方,立志报国,所以最终“无心恋清境”,离开家乡,“已将书剑许明时”。
首句“晓峰如画参差碧,藤影风摇拂槛垂”,天色初晓,作者走出门外远望匡山,只看到曙光中美景如画,山色斑斓,不禁心情舒畅。近处,藤蔓从树上垂下,随风摇曳,枝条轻轻拂过栏杆,令人心旷神怡。
次句“野径来多将犬伴,人间归晚带樵随”,山上野径交错,人们常常带着家犬一起走过。每逢夕阳西下,晚归的农人就背着柴薪走下山来。这一富有浓郁生活气息的画面,给人平静而悠远的感觉。
中间两联“看云客倚啼猿树,洗钵僧临失鹤池”,读书读累了,作者常倚树休息,没看云卷云舒,聆听猿啼阵阵。有时候还会看见大明寺里的僧人出来清洗钵盂,他们洗钵的那个池塘曾有白鹤飞来,如今却不知飞到那里去了。短短几句诗,描绘出匡山的美好景致,也表达出作者对这里所怀有的深沉感情。
最后两句描绘出一幅匡山虽美、无心留恋、决心奉献文才武艺的雄心壮志图。诗人“将犬”为伴,“带樵”晚归,听“猿啼”,看“鹤飞”,心旷神怡,安闲舒适。运用借景抒情的手法:匡山虽美,我却要离开了。不是我不喜爱这里的美景,而是我已经决心走出大山,凭自己的文武才艺,开创一番伟大事业。
此诗的前三联描写了匡山的自然美景,雄奇、秀丽、清幽,可见其对家乡的深情与依恋。尾联则抒发了他欲为大唐盛世奉献出文才武艺的宏伟抱负。不是不热爱家乡与大自然,只是因为早已有了在盛世施展才能的抱负了。
全诗八句,前六句皆写匡山“清境”,末二句写己之政治抱负,亦即远游之目的。全诗于清雅闲适中体现着作者远大的志向和豪迈的情怀,叙事娓娓,抒情款款,可见李白去蜀辞乡之际,既对故乡无限依恋,而用世之心更高于一切。
这首诗以金陵为中心,写眺望长江远去的感想。全诗情景合一,寓比兴之意于写景之中。诗的前两句“汉水回万里,派作九龙盘。横溃豁中国,崔嵬飞迅湍。”都写出了长江下游万流横溃,直下东海,水势浩瀚,气势博大的特点,写出了远去的长江气势浩大,切中题旨,铺垫出一派雄壮气象。接着用江水泛滥造成的巨大影响和损失来写近古的国运不兴,为歌颂当下盛世蓄好气势。但诗的后四句“我君混区宇,垂拱众流安。今日任公子,沧浪罢钓竿。”并不是单纯而热烈地歌颂盛世,在一派祥和安宁之中,也透露出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淡淡悲哀。诗的感情深沉而表达稳妥,比喻以江水壮阔的气势与盛唐的国力相对应,贴切得体,从而自然又蕴含丰富地表达出盛世才子的惆怅。
在此诗中李白已对万里长江的风光作了一个全面的描绘:上游之秀丽,三峡之急险,中游之宏阔,下游之浩瀚,都有极生动之描写,可以说李白用他的生花妙笔,为读者绘制了一幅极其宏伟的万里长江风光图卷。这是其它任何诗人所作不到的。而其他诗人,由于局于经历所限,对长江的描绘也只能是一时一处、一鳞一爪的个别描写,虽然他们可能写得很精彩,而不可能对万里长江绘出全图。即使是有人像李白那样有游万里长江的经历,但也未必像李白对长江那样的钟情,或虽钟情而不善于诗。
李白漫游扬州时赋《秋日登扬州西灵塔》,称誉像教有“照迷方”之效。而《金陵望汉江》更值得关注,嘲笑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割据者依恃金陵钟山之险而称帝终归复亡的历史命运,同时盛赞李唐一统天下之伟绩。
苏辙(1039-1112),字子由,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佑二年(1057)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自号颍滨遗老。卒,谥文定。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洵、兄轼齐名,合称三苏。
苏辙的散文《黄州快哉亭记》,因其高超的艺术技巧,历来被人推崇备至,公认是一篇写景、叙事、抒情、议论紧密结合并融为一体的好文章。最能体现苏辙为文纡徐(从容缓慢)条畅(通畅而有条理)、汪洋(气度宽宏)澹泊(不追求名利)的风格,就同他的为人一样。这篇文章由写景叙事入手,而后转入议论。条理清晰,结构严谨,过渡自然,不露痕迹。写景,能曲肖其景,但又不实不死,做到情景俱出,境界深远,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叙事,能于简要之中插入闲情,磊落跌宕,分外远致。这篇文章最杰出的地方,还在于它的议论。文章就同样的“风”,因帝王、庶人生活、思想之不同而感觉殊异的事实,得出“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的结论。立论正确,论证有力,结论无可辩驳,令人信服。“论如析薪,贵能破理”。(梁·刘勰《文心雕龙·论说》)要能破理,立论首先要正确,要“贵是而不务华”。(汉·王充《论衡·自纪》)《黄州快哉亭记》以人对外物的感受是千差万别、因人而异的事实立论,这无疑是正确的。立论“贵是”,就要贵在正确揭示事物的本质。要能破理,在论证过程中还应做到,所“考引事实”必须“不使差忒”。(宋·洪迈《容斋随笔》)苏辙在文章中征引楚襄王兰台披襟当风故事,作为论证的例子,故事的出处在宋玉的《风赋》(见·梁·萧统《昭明文选》),确凿无误,足可传信。最难能的是,这篇文章的议论始终带着情韵,故虽有一股愤懑不平之气贯注其间,却不显出伧父面目。“风无雄雌之异……而风何与焉?”“连山绝壑……乌睹其为快也哉!”等等议论就是。这些议论都近乎于言情,近乎于绘景,显得情韵十足,无丝毫议论常有的逼人气势。唯其如此,文章纡徐条畅,汪洋澹泊的总体风格,也就不致因这些议论而遭受贬斥。
本文通过记叙取名为“快哉亭”的原因,借题发挥,劝慰在谪居生活的张梦得和苏轼,“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当时苏辙也在贬中,写作此文,亦有自慰之意。
全文分三段。第一段从长江水势落笔,写登临亭子能览观江流之胜,暗寓快哉之意。第二段揭出命名的缘由:一是从俯瞰、昼观、夜间、近睹、远眺诸角度,极言观赏亭子周围的山川胜景,足以令人称陕。第三段直议“快哉”:先引《风赋》中的有关文字,点“快哉”的出典,然后就楚王之乐、庶民之忧,联想到“士生于世”的两种不同处世态度,肯定张梦得不以物伤性,自放于山水之间的那种“何适而非快”的乐观倔强的情怀。最后从反面收结,进一步衬托出张梦得旷达胸襟的可贵。
全文结构严谨,紧扣“快哉”着笔,一篇之中“快”字凡七见,既做足了题目,又把不以谪居为患,在逆境中自勉之意发挥得淋漓尽致。文势宏放,笔致委曲明畅,能体现苏辙散文风格。《古文观止》评:“读之令人心胸旷达,宠辱俱忘。”这种评价,决非虚言。
作者在本文中畅言“快哉”二字,不仅因为快哉亭所处地理位置的景象使人心旷神怡,而且因为宦途失意之人如果“不以物伤性”,则无论处于什么环境,都能“自放山水之间”而独得其快。文章清新开阔,气势奔逸,将写景、叙事、抒情、议论熔于一炉,借用典故并加以发挥,把快意之情写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