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借咏神话，赞美一种不畏艰险、立志复仇、终生不逾的坚毅精神。作者特别强调精卫的复仇行为，寄托了他自己刚烈无畏的品德。作品出于古而入于今，立意高远，感情鲜明。
前六句，勾勒出一个生动感人的偿冤报仇的小鸟形象。前四句，从正面破题。虽未直接点破“精卫”二字，但“偿冤”一词已暗示之。“山石细”、“海波平”二词运用对比手法，表现出了“精卫”的雄心壮志和坚强的意志。五六两句描写了精卫填海的失败。特别是用“抱寸诚”、“衔细石”，与“心望海波平”的宏愿进行反差极大的对比，充分显示精卫鸟的心诚志坚；用“渺渺”、“区区”等叠词，与“功难见”、“命已轻”配搭，表达出对精卫鸟命运的无限同情。
后六句，“人皆讥造次，我独赏专精”一句，是全诗主旨。从七八两句起，作者开始抒发议论，运用对比手法，表达了作者个人的见解。“专精”二字是作者赋予精卫鸟的人格化的精神品质。“人皆讥造次”，大致是指文人学士在对待精卫填海这件事上，纷纷祖述陶渊明的“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的无为、无奈的观点。“我独”二字，表达了作者傲然不屈于俗见的鲜明态度。“赏专精”，是他立论的依据，后四句围绕“赏专精”论点，充分展开议论。最后两句作者以“精卫”与刺客相类，且应人传的观点再次表达了对坚持不懈、锲而不舍的精神品质的褒扬与欣赏。
全诗以理入诗，具有滔滔不绝的雄辩力，作者着力弘扬了一种精诚奋斗的精神，思想上更具积极意义。此诗完全跳出试律窠臼，多称之。但关键在于作者当时不是进士身份，无汲汲于等第之心，故能格高品逸，写得气势磅礴，雄浑严整，而其情哀切动人，是韩愈心志之自然吐露。
首联寓言刘蕡被冤贬的情景：高高在上的天帝，安居深宫，重门紧闭，也不派遣巫咸到下界来了解衔冤负屈的情况。这幅超现实的上下隔绝、昏暗阴冷的图景，实际上是对被冤贬的刘蕡所处的现实政治环境一种象征性描写。比起他另外一些诗句如“九重黯已隔”、“天高但抚膺”等，形象更加鲜明，感情也更加强烈。诗人的矛头，直接指向昏聩、冷酷的“上帝”，笔锋凌厉，情绪激愤，使这首诗一开始就笼罩在一种急风骤雨式的气氛中。
颔联从去年春天的离别写到今秋的突闻噩耗，大中二年初春，两人在黄陵离别，以后就一直没有再见面，故说“黄陵别后春涛隔”。第二年秋天，刘蕡的死讯从浔阳传来，故说“湓浦书来秋雨翻”。这两句融叙事、写景、抒情为一体，具有鲜明而含蕴的意境和浓烈的感情色彩。“春涛隔”，不只形象地显示了别后江湖阻隔的情景，而且含蓄地表达了因阻隔而引起的深长思念，“春涛”的形象，更赋予这种思念以优美丰富的联想。“秋雨翻”，既自然地点明听到噩耗的时间，又烘托出一种悲怆凄凉的气氛，使诗人当时激愤悲恸与凄冷哀伤交织的情怀，通过具体可感的画面形象得到极富感染力的表现。两句一写生离，一写死别，生离的思念更衬出死别的悲伤。感情先由上联的激愤沉痛转为纤徐低徊，又由纤徐低徊转为悲恸激愤，显得波澜起伏。
前幅由冤贬到死别，在叙事的基础上融入浓厚的抒情成分。后幅转为直接抒情。颈联以擅长作哀谏之文的西晋作家潘岳（字安仁）和“怜哀屈原忠而斥弃，……魂魄散佚”而作《招魂》的宋玉自喻，说自己只能写哭吊的诗文深致哀悼，却无法招其魂魄使之复生。两句一正（只有……能）一反（何曾……解），相互映衬，有力地表达出诗人悲痛欲绝而又徒唤奈何的心情，下句尤显得拗峭遒劲。
尾联归结到彼此间的关系，正面点出题中的”哭”字。刘蕡敢于和宦官斗争的精神和鲠直的品质，使他在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中获得很高的声誉和普遍的崇敬，当时有声望的大臣牛僧孺、令狐楚出镇襄阳、兴元时，都辟刘蕡入幕，待之如师友。诗人和刘蕡之间，既有多年的友谊，而刘蕡的风采节概又足以为己师表，所以说“平生风义（情谊）兼师友”。《礼记·檀弓上》说，死者是师，应在内寝哭吊；死者是友，应在寝门外哭吊。诗人尊刘蕡如师，所以说不敢自居于刘蕡的同列而哭于寝门之外。这两句，不但表达了侍人对刘蕡的深挚情谊和由衷钦仰，也显示了这种情谊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正因为这样，这首哭吊朋友的诗，其思想意义就远远超越一般友谊的范围，而具有鲜明的政治内容和强烈的政治批判色彩；诗人的悲痛、愤激、崇敬与同情也就不只属于个人，而具有普遍的意义。直接抒情，易流于空泛、抽象，但由于诗人感情的深挚和表达的朴素真切，则显出深沉凝重的效果。
平山堂位于扬州西北的大明寺侧，乃欧阳修于公元1048年（庆历八年）知扬州时所建。公元1079年（宋神宗元丰二年）四月，苏轼自徐州调知湖州，生平第三次经过平山堂。这时距苏轼和其恩师欧阳修最后一次见面已达九年，而欧阳修也已逝世八年。适逢自己政治处境艰难，苏轼为重游故地、缅怀恩师而作的这首词，自然会有抚今追昔的万千感慨。
词的上片写瞻仰欧词手迹而生的感慨。作者对他的恩师欧阳修怀有深挚的情谊，此刻置身于欧公所建的平山堂，自然思绪万千。“三过平山堂下”，是说自己此番已是第三次登临此堂了。此前，公元1071年（熙宁四年）他离京任杭州通判，熙宁七年由杭州移知密州，都曾途经扬州，来平山堂凭吊恩师。“半生弹指声中”，是作者抚今追昔，感慨岁月蹉跎、遭遇坎坷、人生如梦。
“十年不见老翁”，是说十年前作者曾与欧阳公欢聚，不料此次聚会竟成永诀，次年恩师就仙逝了。“壁上龙蛇飞动”，是说欧公虽早已仙去，但平山堂壁上仍刻有他亲书手迹，其中有他的词《朝中措·送刘仲原甫出守维扬》：“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瞻仰壁间欧公遗草，只觉龙蛇飞动，令人发扬蹈厉。此句以景衬情，睹物思人，令人为人生无常而感慨万千，低徊不已。
词的下片写听唱欧词而生感慨，道出缅怀之情。“欲吊”、“仍歌”均用欧词原句，既重现当日欧公风流自赏之态，又有欧公手植杨柳、所题诗词仍留存世间，可堪告慰之意。作者由过平山堂睹物思人，想及欧阳恩师的某些事迹，感念他的恩德；又由自己的坎坷经历想到恩师的某些遭遇，因此，当他凭吊逝者，目睹平山堂前恩师手植的“欧公柳”，耳闻歌女演唱欧词，自然会生发万千感慨。白居易说：“百年随手过，万事转头空”。苏轼则比之有更深层次的认识：“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是梦”。欧公仙逝了，固然一切皆空，而活在世上的人，又何尝不是在梦中，终归一切空无。不要轻言东坡消极，或许正是心怀此念，他才得以坦然面对纷至沓来的政治打击：人生既然不过虚幻，政治失意与挫折，算得什么呢？故而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六云：“‘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追进一层，唤醒痴愚不少。”
苏轼受佛家思想影响颇深，习惯用佛家的色空观念看待事物。白居易诗云“百年随手过，万事转头空”，苏轼则更进一步认识到“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是梦。”这种对整体人生的空幻、悔悟、淡漠感，这种携带某种禅意玄思的人生偶然的感喟，其中深深地埋藏着某种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苏词中传达的这种独特的人生态度，是解读其作品的关键所在。
此词是一首以闺中人思念远人的口吻创作的闺怨词。词写丈夫远出，逾期未归，妻子在家望眼欲穿。上见叙事言情，下见因景及情。此词虽是古典诗词中常见的题材，意境却与众不同；结构上“无大起落”，却层次分明，在平易晓畅之中显现出浓郁蕴藉的情思，丰腴隽永的韵致，“味极隽永”。全词语言工巧，情感表现得细腻而又生动，含蓄而又深沉。
上见叙事言情，写出女主人望远盼归时望眼欲穿的心中之怨。“楼倚春江百尺高，烟中还未见归桡。”起首两句写闺妇登高楼凭曲阑，思亲怀远凝目看，江上水雾弥漫，白帆点点，由远而近，却始终不见她所盼的那只归夫船。看似平直，慢慢体味，颇多婉曲。“楼倚春江”一方面交待了百尺高楼临江而建；且因楼、江及人，把楼上凭栏人与春江中的“归桡”联系起来；二是以“春江”之浩瀚溶满衬托倚楼人之孤单冷寂。“春江”及下见又写到的繁花飞落，柳树成荫等，交待出时间是暮春——惜春之情甚也！“百尺高”与“还未见”相呼应，传写出思妇从低到高，拾级而上，登高骋望，伤高怀远的急切情态与望而不见，思而不得的苦恼和哀怨。一个“倚”字，就指示了位置。“烟中”二字乃点染之笔，它一是春江景象的具体、形象的描绘，二是以这迷蒙的春江景象巧妙地烘托思妇的伤高怀远、惆怅哀怨的情怀。“几时期信似江潮？”失望之余，她埋怨起那远行未归的人来了：你还不如江潮有信，什么时候你也能如江潮那样如期如约？紧承前面，从叙事言情转而直抒胸臆。此句既扣上“春江”，即景取喻，又暗用唐代李益的乐府诗《江南曲》“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的诗意。诘问之语，进一步刻画思妇的心理活动，写出失望尚未绝望思妇痴情、幽怨与期待的复杂心理。在对远行人的埋怨声中，似乎也隐隐含着“悔教夫婿觅封侯”（王昌龄《闺怨》）的自哀自怨。
下见因景及情，以景物衬托出女主人公度日如年的痛苦心情。“花见见飞风弄蝶，柳阴阴下水平桥。”过见两句写暮春的对偶句是思妇望中的眼前之景：落花在风中见见飞舞，蝴蝶在飞红中翩翩相戏；溪边细柳荫浓浓，柔条拂水渌溶溶，雨后新波涨满春江，江水与桥平——春去也。“水平桥”与上见的“春江”“江潮”前后呼应，结构严谨。“弄”“平”两个动词用得极妙，用拟人手法把景物写活了。在思妇眼前，庭院池塘，小桥流水，春风杨柳，飞花舞蝶，自然界充满生机，和谐惬意。然而在这一美景前，孑然独处的她，触景伤情，反而增添了无穷的哀怨。看飞花舞蝶亲昵作态，叹人不如物之感生，见杨柳青青之色，则想起曾与丈夫分手时春日重聚的约定，春将去，人不见，引起无限的怨情，真有“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王昌龄《闺怨》）之感！“日长才过又今宵。”日复一日地登高凝望，又到斜阳西下暮色昏暝时，主人公不由得发出一声压抑已久的喟然长叹：漫长的白天刚刚挨过去，寂寞难耐的夜晚又将开始——登高望春春将去，高楼望远远念情。人未归，怨难平。结句的一声喟叹，把女子度日如年的离别之苦写得含蓄而又深沉。
信中前二段，说明不曾如约去河畔给尹送别，又未能及时写信的原因。《欧阳修集》中有《于役志》，记录了此行经过。
第三段，说到江陵府后问当地人，说这里离郢州只有二天路程，才高兴地给尹写信。又在路上见到胞兄欧阳昞，说有人见到尹经过襄州，估计到郢州已经很久了。尹思想上的苦乐，不问也能明白，急于要问的，是别后身体平安否，家里的人对这次贬谪态度如何，曾经受到埋怨否，第六个儿子旧病痊愈否。
第四段，写自己路上的情况。一路多是过去游历过的，还有亲友接待，而且一直风平浪静。母亲亦为此行高兴。又听说夷陵物产丰富，像开封、洛阳，且多水果、蔬菜，更是觉得可喜。昨天因为到郡参见转运使，才知道自己已是县令了，其余一切都像过去一样。宋代的馆职，官位虽不高，却是储养人才的所在，不少卿相大臣都由此出身，所以欧阳修有“身是县令”的感慨。
第五段，是这封信中重要的一段，一方面解释尹的疑问，一方面说明自己的态度。说确曾担心过自己不自觉地以过于苛责别人来取得忠直的名声，如今想来决非如此。而当时给高若讷写信，也是由于极端愤慨而责备他，并非把他看作朋友。高若讷将这封信上告朝廷，是意料中的事。所以一路上来亲友们大多以这次被贬谪是出于意料慰问，都是不了解自己的思想。尹信上所说，做这件事并非忘了父母之恩，这又是错了。义之所在不得不发，获罪即使受死刑，不能说是忘掉父母之恩，这道理一时说不清楚，须得见面时详细讨论。这是封建社会中所谓“忠孝不能两全”的矛盾，欧阳修在《新五代史》的《明宗子从璟论》、《符习论》中都论及这问题，认为“忠孝以义则两得”，实际亦无法解决。
第六段，用古今言事者的对比，慨叹宋朝建国这五六十年来，像高若讷一样沉默畏惧的人，充斥世间，相师成风。所以突然间见到几个敢于言事的人，连地位低下的奴仆，也十分惊怪。据《宋史纪事本末》，范仲淹等被贬后，“馆阁校勘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以誉（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而讥（高）若讷，都人士（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以得利。契丹使适至，买以归，张以幽州馆”。正因为舆论所归，所以在信中告诫不要津津乐道“前事”。现在在偏僻的地方作清闲的小官，只有每日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这些事不必说，只是对“自疑”的简单说明罢了。
第七段，写在楚州与余靖见面时的谈话。据《于役志》，六月己未，“遂至楚州，泊舟西仓，始见安道（余靖）于舟中”，“辛酉，安道解舟，不果别”。说当时和余靖讨论人生遭遇的事很详细，余靖也认为如此，经常见到前代的著名人物，在论事时感动奋发不怕诛死，等到到了贬地，却忧愁哀伤形诸文字，他们心中的快乐痛苦和普通人一样，就是唐代的韩文公（愈）也不免如此。因此告诫余靖，不要写忧愁哀伤的文章。从中也可看出自己对待此事的态度吧。近代亦有因言事被贬的人，有的故作傲逸，有的放任于酒，声称只管大事不顾小节。而自己一直谨记您临别时的话，到夷陵后一定谨慎地做好本职工作，不会像当年在洛阳时那样游饮无度了。
这封信，是作者答复尹洙的疑问，抒发自己的怀抱，层次分明，感情充沛。作者把言事获罪被贬谪视为当然，说明当时给高若讷去信时，唯一担心的是责难他是否太苛刻，自己有无邀取忠直名声的动机，在自省不疑后，就一切处之泰然，不以迁谪之情萦怀。同时提出在贬所要勤官慎职，不作穷愁的文字，以韩愈为戒。并在此后与尹洙往来的信中，建议尹洙继续完成在馆阁时共修的《十国志》，表示“吾等弃于时，聊欲因此粗伸其心”。其目的都在于和同时遭贬的朋友互相鼓励。